[摘 要]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先进 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哲学基础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研究不同时代北京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际问题的军事理论.它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吸取了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即是对陈腐的军事观念的否定，又是对人类优秀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先进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基本原理永远是我们夺取革命战争的指南。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科学的，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深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进行浅薄的探讨。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其形成与发展就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最大的创新发展，在于突破了在暴力革命方式上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借鉴吸收了马列暴力革命的理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支在其绝对领导下的武装，作为完成党领导的革命任务的工具。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考察认识到，实现暴力革命的具体途径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本依据只能是本国国情。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产业工人人数很少，根本不具备以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在全党范围内，毛泽东率先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探索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此外，毛泽东还借鉴中国古典军事战争思想，并与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创造了最灵活、最完整、最成功的，形成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他是一位最杰出、最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战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家。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他的万卷苦读中，历史书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历史兵书占有重要位置。如《战国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他对春秋战国“七雄”争霸古战史十分精通，同时，对孙武、孙膑、诸葛亮等用兵之策颇有鉴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特别下功夫地论述的问题就是游击战。毛泽东把古典战争经验和理论，以最简练的语言、最生动形象的比喻，赋予革命战争的实践。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中最活跃的游击战争思想理论，是他的亲临战争实践与古典战争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争理论，决非单纯的游击战术，它是游击战略思想与红军队伍建设相结合的，是我军各时期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的，并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战略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亲临战争的实践。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标志。特别是反映在我军初期的队伍发展和军纪军风建设上，毛泽东亲临战争实践，总结战争经验，再运用于指导战争的思想和作风尤为突出。
　　如1927年秋，由于当时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薄弱，战略战术十分简单，致使先后发起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秋收暴动接连失败。会师井冈山后，毛泽东认真研究红军队伍建设和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制定了著名的“十六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后被定为作战方针，贯彻红军全军。这个方针，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强调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灵活运用游击战略，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性。这样，使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红军队伍因此而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
　　为加强红军队伍建设，毛泽东将游击战的原则和纪律，作为红军官兵的守则，以军歌形式在红军中传颂，促使红军队伍掌握战争原则和加强纪律建设的自觉性。他总结失败原因时，得出必须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的结论，进而又强调加强我军根据地建设，必须考虑我军依靠的对象和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完善军纪上大做了文章。如最初在红军战士中规定的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简明纪律，突出军队整体一致性，也突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该纪律贯彻执行刚开始，就得到了根据地农民的极大拥护和支持。后来，又在三条上增添了八项。即：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这些纪律的制定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亲身体验和实践的过程，它既反映我军的性质是革命的队伍，又反映了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它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立的红军建军思想，它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正是在这种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解决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避免了我军孤立、简单、拼消耗、伤亡惨重的局面。解决了巧妙地打击了敌人，发展自己等一系列重大军事战略问题。 　　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身战争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集中了集体智慧。他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包含着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诸多军事将领和众多前线战士的才能。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思想，就是毛泽东辩证观在游击战中的具体体现之一。又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的很远，……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反映了他认识问题的客观性和他对客观规律决定作用的重视。他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符合红军当时兵少力簿、武器弹药缺乏、军事技术贫弱的实际状况。第二，他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具有客观性。如“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小的兵力牵制敌人，适时击之，贯彻了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的原则。红军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克服和纠正了那些一贯主张与敌打正规战、阵地战的错误战略。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否认小游击和流动战作用而导致了一个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的大游击和大流动的主观主义战略。第三，他指导战斗的原则具有客观性。他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原则，具有对立统一性。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实现前者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前者的保证。“隐蔽身体，发挥有效的活力射击”，强调了有效地保存自己的重要性，如果失掉了保存自己这个前提条件，也就失掉了消灭敌人的能力；而保存自己不是强调活命，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发挥优势打击敌人，以此来实现“只有有效地歼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可能。这里是强调了歼灭敌人的重要性。这与整个战略进程中提出的“消灭敌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前提和目的”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和他倡导的“全军将士要发扬革命的牺牲精神”决不是矛盾的，这种牺牲不但是消灭敌人的必要，而且也是保存自己的需要。它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实践整体关系上的辩证观。
　　毛泽东在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同时，又强调了“发展自己、壮大力量”观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体现。这个说明，是毛泽东运用哲学思想解释和解决军事战略上的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等诸多问题的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