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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所读的鲁迅第一篇小说是《头发的故事》,那是1920年发表在《学灯》上。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的中国近代小说”。他对这篇小说乃至鲁迅的创作风格,是这样评价的:“我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
当郁达夫劝他再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已不是十分在意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闻之则不以为然,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同时,他对郭沫若的翻译风格,比较隐晦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受着苏俄文学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他说:“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冒险’旗子底下抡板斧。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呐喊》二版时,鲁迅偏偏删去被成仿吾推为佳作的《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鲁迅决不仅仅针对成仿吾一人,自然也包括创造社内郭沫若等人。他还动气地批评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从鲁迅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与郭沫若等为伍的。只是过了几天,为许广平的炽热的感情所动,才再次去信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他还在一篇杂文中嘲讽高长虹的无事生非:“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一直到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己离开广州。他们多次近在咫尺,却总是失之交臂。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他们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
高擎“革命文学”的大旗,创造社一窝蜂似地向着鲁迅发起攻击。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其语气更加刻薄,气势更加唬人。他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在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此时的郭沫若竟出尔反尔,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牧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里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从《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到《“眼中钉”》,再到《<创造十年>的发端》等,郭沫若对鲁迅的批评,上纲上线,完全置于革命的对立面。
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历来是,“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是,面对如此可怕的事实,他的思路轰毁,周身战栗,不得不起而反击。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论争,又耗去了他的愈显珍贵的心血和精力。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
“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这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在日本的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
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而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于11月3日在日华学会举行追悼鲁迅大会,郭沫若参加大会,并送花圈,亲笔书写挽联,表示他的深深的怀念之情。
鲁迅去世不久,便有人往鲁迅的脸上抹黑,这些人责备鲁迅语言尖刻,爱骂人等。郭沫若挺身而出,为之辩解说:“鲁迅之受人责备,是因为他爱骂人,但他为什么要骂?他所骂的是否该骂?……同样是骂人,而鲁迅之所以受青年爱戴者,是因为他骂的对象,是既成的社会恶,为无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鲁迅之骂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人,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
(摘自《党史博采》2011.8期)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