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所读的鲁迅第一篇小说是《头发的故事》，那是1920年发表在《学灯》上。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的中国近代小说”。他对这篇小说乃至鲁迅的创作风格，是这样评价的：“我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
　　当郁达夫劝他再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已不是十分在意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闻之则不以为然，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同时，他对郭沫若的翻译风格，比较隐晦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受着苏俄文学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他说：“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冒险’旗子底下抡板斧。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呐喊》二版时，鲁迅偏偏删去被成仿吾推为佳作的《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鲁迅决不仅仅针对成仿吾一人，自然也包括创造社内郭沫若等人。他还动气地批评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从鲁迅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与郭沫若等为伍的。只是过了几天，为许广平的炽热的感情所动，才再次去信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他还在一篇杂文中嘲讽高长虹的无事生非：“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一直到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己离开广州。他们多次近在咫尺，却总是失之交臂。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他们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
　　高擎“革命文学”的大旗，创造社一窝蜂似地向着鲁迅发起攻击。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其语气更加刻薄，气势更加唬人。他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在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此时的郭沫若竟出尔反尔，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牧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里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从《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到《“眼中钉”》，再到《<创造十年>的发端》等，郭沫若对鲁迅的批评，上纲上线，完全置于革命的对立面。
　　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历来是，“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是，面对如此可怕的事实，他的思路轰毁，周身战栗，不得不起而反击。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论争，又耗去了他的愈显珍贵的心血和精力。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
　　“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这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在日本的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
　　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而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于11月3日在日华学会举行追悼鲁迅大会，郭沫若参加大会，并送花圈，亲笔书写挽联，表示他的深深的怀念之情。
　　鲁迅去世不久，便有人往鲁迅的脸上抹黑，这些人责备鲁迅语言尖刻，爱骂人等。郭沫若挺身而出，为之辩解说：“鲁迅之受人责备，是因为他爱骂人，但他为什么要骂？他所骂的是否该骂？……同样是骂人，而鲁迅之所以受青年爱戴者，是因为他骂的对象，是既成的社会恶，为无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鲁迅之骂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人，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
　　（摘自《党史博采》2011.8期）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