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的东方卫视有一档收视率比较高的节目——《东方直播室》,这档节目在2012年的头两期居然都给了医患话题。节目里嘉宾们辩论得火药味十足,甚至拍案而起,看得我这个同时需转战临床外科与调节医患关系第一线的医务处的医生直冒冷汗。难道医院已成为充满火药味儿的角斗场?
常常看好莱坞大片的朋友,一定对各种角斗场的大场面非常熟悉,不管这些角斗场在古罗马、神话中、异星球或是恶街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文明。
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或是纠纷现场中,医患双方就像被拖进了一个角斗场,充满了原始的争斗,看不到一丝现代文明的美感。即便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包括论坛和微博上,也常能嗅到這种仿佛角斗厮杀般的戾气。
但如果这个角斗场真的存在,那么这里面其实没有赢家,医患两败俱伤。这样的角斗一定会将所有生命伦理的荣誉摧毁,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而医患冲突的放大,会给医学发展和患者群体本身带来巨大不良冲击。也许医生不再愿意、也不再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患者经受过度医疗或者检查的风险增加。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医生与患者,不是敌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可能会经历更多时代和科学进步浪潮的洗礼,但无论多么跌宕起伏,这条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而非彼此。
我也是医学院的老师。曾经作为学生的我,非常了解医科生心里那份自豪和梦想。正如我自己,一个外科医生,一直梦想着能获得个“小李飞刀”之类的美誉;而作为一个有着医务行政职务、负责调处重大纠纷的外科医生,谁会希望为了躲避患方的殴打而得到个“跳窗大侠”的绰号呢?
因此,在以往的专业授课中,我不敢讲出任何的负面信息,生怕破坏学生们的美好憧憬,怕把他们吓得不敢再做医生。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的一些“骨感”却难以回避。去年年初,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被捅伤,9月份北京同仁医院的徐文医生又被砍伤。我意识到,必须直面学生们的巨大困惑与担忧了。于是,我们开始主动给学生们讲医患关系。当然,还是希望阳光地去引导他们。
讲课中,学生们会问我:你觉得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怎样?
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对医学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依然无法治愈众多疾病。几年前《大众医学》曾有一篇由医学大家撰写的文章《医学不是神》,极好地阐述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医学并不万能的时代,更要一些人文精神,来缓解我们的病痛。当然,医学人文的成功需要医患双方的相互配合。
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睿智的制度建设的基础之上的。如今的大医院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农民患重病,从乡镇医院一级级送往更上级的医院送治,最后死在大医院里,人财两空,家属很容易想不通而大闹。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恐怖的“击鼓传花”,常令医者病家均折腾不起——面对理应首先由制度保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医学界伤不起;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病家更是举家痛苦不堪。我曾全程参与了《上海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的调研和政策设计,整个工作让我理清了思绪:不管医学发展水平如何,我们都需要建立起让社会“有序”运作的机制。医疗有序地进行,患方有序地表达。
2011年年底,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采访受伤后的徐文医生。徐文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的表达非常阳光,没有太多的负面哀伤。我听得落下泪来。感谢徐文医生,我把她的录音放给学生们听,告诉这些未来的医护人员们:前景一定会好起来,让我们一起努力!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外科副主任医师,《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杨震
常常看好莱坞大片的朋友,一定对各种角斗场的大场面非常熟悉,不管这些角斗场在古罗马、神话中、异星球或是恶街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文明。
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或是纠纷现场中,医患双方就像被拖进了一个角斗场,充满了原始的争斗,看不到一丝现代文明的美感。即便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中,包括论坛和微博上,也常能嗅到這种仿佛角斗厮杀般的戾气。
但如果这个角斗场真的存在,那么这里面其实没有赢家,医患两败俱伤。这样的角斗一定会将所有生命伦理的荣誉摧毁,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而医患冲突的放大,会给医学发展和患者群体本身带来巨大不良冲击。也许医生不再愿意、也不再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患者经受过度医疗或者检查的风险增加。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医生与患者,不是敌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可能会经历更多时代和科学进步浪潮的洗礼,但无论多么跌宕起伏,这条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而非彼此。
我也是医学院的老师。曾经作为学生的我,非常了解医科生心里那份自豪和梦想。正如我自己,一个外科医生,一直梦想着能获得个“小李飞刀”之类的美誉;而作为一个有着医务行政职务、负责调处重大纠纷的外科医生,谁会希望为了躲避患方的殴打而得到个“跳窗大侠”的绰号呢?
因此,在以往的专业授课中,我不敢讲出任何的负面信息,生怕破坏学生们的美好憧憬,怕把他们吓得不敢再做医生。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的一些“骨感”却难以回避。去年年初,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被捅伤,9月份北京同仁医院的徐文医生又被砍伤。我意识到,必须直面学生们的巨大困惑与担忧了。于是,我们开始主动给学生们讲医患关系。当然,还是希望阳光地去引导他们。
讲课中,学生们会问我:你觉得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怎样?
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对医学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依然无法治愈众多疾病。几年前《大众医学》曾有一篇由医学大家撰写的文章《医学不是神》,极好地阐述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医学并不万能的时代,更要一些人文精神,来缓解我们的病痛。当然,医学人文的成功需要医患双方的相互配合。
正常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睿智的制度建设的基础之上的。如今的大医院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农民患重病,从乡镇医院一级级送往更上级的医院送治,最后死在大医院里,人财两空,家属很容易想不通而大闹。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恐怖的“击鼓传花”,常令医者病家均折腾不起——面对理应首先由制度保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医学界伤不起;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病家更是举家痛苦不堪。我曾全程参与了《上海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的调研和政策设计,整个工作让我理清了思绪:不管医学发展水平如何,我们都需要建立起让社会“有序”运作的机制。医疗有序地进行,患方有序地表达。
2011年年底,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采访受伤后的徐文医生。徐文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的表达非常阳光,没有太多的负面哀伤。我听得落下泪来。感谢徐文医生,我把她的录音放给学生们听,告诉这些未来的医护人员们:前景一定会好起来,让我们一起努力!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外科副主任医师,《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