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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以后，大型的石刻开始普及，很多帝王陵也出现了陵墓石刻甚至形成定制。可是在更早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大型的石刻。如霍去病墓前的陵墓石刻，昆明池畔的牛郎织女石刻和文献中记载的太液池中间的石鲸等。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汉石刻的介绍和前人的研究上，对西汉石刻的功用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关键字：石刻；美术考古；功用
中图分类号：J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54-02
西汉时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工艺水平也较之前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雕刻工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小型的玉石雕刻多有发现。不过本文重点讲述大型的石刻，由于年代久发现的数量十分有限，在下文一一列举，并试着探讨其功用等。
一、西汉大型石刻的发现和介绍
石刻是雕刻艺术中运用雕刻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的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包括动物及人物等内容的石刻，还有大量文字石刻。给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西汉，石刻技术的代表性文物是大量的画像石等石刻艺术。不过画像石等用途明确的较小的石刻，和朱山石刻等年代不甚明确的石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
（一）赵佗先人墓石刻。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西汉石是赵佗先人墓附近之跽坐石人①，于1985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发现的一对裸体石人，皆用青石雕成，其一为男像，高174厘米；另一为女像，高160厘米。两像造型相似，皆为椭圆睑，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身上无衣纹。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其年代不明②，但是由于石像所在地距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仅3公里。《史记·南越列传》中有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修治赵佗先人墓的记载③。因此，这一对石人应该是文帝时期雕刻的，将西汉的大型石刻的考古发现历史提前了半个世纪。
（二）昆明池牛郎织女石刻。在《关辅古语》中记载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汉。”④而后经过考察发现两座石刻均在昆明池的遗址附近，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的斗门镇一带。织女石刻位于长安区常家庄村西，现已建成石婆庙。织女像高约190厘米。眼睛仍以线刻雕凿出轮廓，依稀可见线眉，面部饱满。双耳旁可见方大鬓角，长发于双耳后垂于背部，具汉代特有的发辫样式。身体亦成跽坐状。
牛郎石像高约230厘米。五官轮廓清晰，双眼圆睁，鼻子下方有明显胡须状隆起痕迹，具男性特征。左手残缺似贴腹前，右手置胸前，五指已残，仍可见手掌心向前。服饰衣襟、腰带均清晰可辨。身体与双腿结构清晰，身体呈跽坐状。造型较为刚劲。两座石刻均具有西汉时刻的典型风格，年代也比霍去病陵墓石刻早3年。
（三）霍去病陵墓石刻。霍去病墓，于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建，位于茂陵东约1公里处，即今兴平市南位镇道常村西北，墓为祁连山山形。该墓有封土堆，封土堆为覆斗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野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卧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两件。其中马踏匈奴，跃马和卧马为雕像的主题。其中高1.68米，长1.90米，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跃马是高1.50米，长2.40米。马的胸前用“分层减地”法雕凿成型，其它部位则运用线刻技法，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匹骏马腾跃时的瞬间动作。卧马是高1.14米，长2.60米。马那修剪得整齐的短鬃，短而尖的双耳，以及惊觉的神态，都流露出作者的寓意。另外几件石刻与这三件风格相似。
这些石刻现在都别放在霍去病墓前的亭子之下，整齐的排放成一排。
（四）昆明池和太液池石鲸。汉武帝时期在昆明池和太液湖均放有石鲸，“池（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⑤昆明池中石鲸原在长安县斗门镇马营村西，断为鲸体鲸尾两截。⑥鲸体通体浑圆，头部雕有鲸眼，长五米。鲸尾呈半弯状刀法简捷，造型风格粗獷。鲸体始迁至客省庄，今存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鲸尾仍在原地。⑦太液池的石鲸原本位于今天六村堡街道办高堡子村，长4.9米，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以上就是西汉时期年代明确而且现在保存下来的大型石刻。其风格粗犷豪放，颇有西汉王朝的风格。
二、大型石刻的功用探讨
关于西汉大型石刻的功用探讨，也已经有很多观点。汉代流行修仙，对于仙山也是极为推崇，在当时流行的博山炉上就能看到人们对于仙山的幻想。⑧所以有学者认为的主要功能是“修仙”。而我认为其为大型景观的一部分。大型景观也被称作“大地艺术”⑨，简单来说就是修在一个整体工程，而这些大型石刻就是这些景观的组成部分。
首先讨论霍去病的陵墓石刻，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过：“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⑩而在《汉书》中有注说：“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上面森里密布，各样的奇珍异兽参次其中。（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原是排列有序的。11）所以有学者认为霍去病墓石刻的用途是已经修成祁连山状的墓画龙点睛12，而且这些石刻粗糙的雕刻技法是有意而为之，目的也是将石头仙化，将藏身在其中的仙灵点化出来。13
《史记》的古注中写道：“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以旌功也’。”其中很明显的写到将其坟墓建立为“祁连山”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霍去病平叛匈奴的功绩，这也是总所周知的。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霍墓是十分典型的覆斗式封土堆，外观和此起彼伏的祁连山脉相去甚远。所以使得这样一个封土堆能够与祁连山相似的话，只有靠那些原本错落在树林间的石雕了。
更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在这一组石雕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马踏匈奴”，似乎与“修仙”的关联并不明显，这组石雕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其纪念性。赵佗先人墓的石人也同霍去病墓的石雕一样，应用于墓葬艺术，可是却没有明显的痕迹表现出与“修仙”的关系。虽然并未摆脱“大型景观”的概念，不过在墓葬环境中的纪念性的确是不能忽视的。
而石鲸则不然，在《史记平淮书》说：“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而前文提到的牛郎织女的石雕也是出现在昆明池遗址的附近。昆明池原本是为了征战而练兵的场所，为了和当地兵民作战而使其“穿昆明池，象滇河。”14也许和霍去病的“祁连山”一样，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使之与原景还原，所以也要借用一些石雕来表现其中的意味。而后虽然《西京杂记》中：“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鳍尾皆动。汉世祭祀之以雨，往往有验。”15不过《西京杂记》成书年代较晚，不免有使这些石头神化的文学色彩，而且中国人向来喜欢借物喻人，认为万物皆有其灵性，早期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等有很多比喻类的修辞。所以我认为无论是石鲸还是牛郎织女，也许一开始只是为了建造一个整体环境，而后衍生出来的神仙鬼怪之说，可能也只是后人在这写冷冰的石头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注释：
[1]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保：《石家庄发现汉代石雕裸体人物》
[2]郑岩：《逝者的面具》
[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4]《关辅古语》：《三辅黄图》卷四
[5]《三辅黄图·池沼》
[6]《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
[7]《西安昆明池的民间守护者》
[8]林通雁：《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的三个问题》
[9]annpaludan，”annewlookattheTombofhuoqubing，”orientations，oct.1992，pp，74-89
[10]司马迁：《史记》，2940页
[11]程征：《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墓时刻群总体设计之探讨》，《西北美术》，17页
[12]郑岩：《逝者的面具》
[13]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
[14]杨雄：《羽猎赋》
[15]刘歆：《西京杂记》
作者简介：蒲汀汀（1992年—），女，汉族，四川，在读研究生，四川大学，考古学的历史时期考古方向，2014级四川大学考古学在读研究生。
关键字：石刻；美术考古；功用
中图分类号：J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54-02
西汉时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工艺水平也较之前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雕刻工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小型的玉石雕刻多有发现。不过本文重点讲述大型的石刻，由于年代久发现的数量十分有限，在下文一一列举，并试着探讨其功用等。
一、西汉大型石刻的发现和介绍
石刻是雕刻艺术中运用雕刻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的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包括动物及人物等内容的石刻，还有大量文字石刻。给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西汉，石刻技术的代表性文物是大量的画像石等石刻艺术。不过画像石等用途明确的较小的石刻，和朱山石刻等年代不甚明确的石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
（一）赵佗先人墓石刻。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西汉石是赵佗先人墓附近之跽坐石人①，于1985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发现的一对裸体石人，皆用青石雕成，其一为男像，高174厘米；另一为女像，高160厘米。两像造型相似，皆为椭圆睑，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身上无衣纹。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其年代不明②，但是由于石像所在地距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仅3公里。《史记·南越列传》中有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修治赵佗先人墓的记载③。因此，这一对石人应该是文帝时期雕刻的，将西汉的大型石刻的考古发现历史提前了半个世纪。
（二）昆明池牛郎织女石刻。在《关辅古语》中记载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汉。”④而后经过考察发现两座石刻均在昆明池的遗址附近，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的斗门镇一带。织女石刻位于长安区常家庄村西，现已建成石婆庙。织女像高约190厘米。眼睛仍以线刻雕凿出轮廓，依稀可见线眉，面部饱满。双耳旁可见方大鬓角，长发于双耳后垂于背部，具汉代特有的发辫样式。身体亦成跽坐状。
牛郎石像高约230厘米。五官轮廓清晰，双眼圆睁，鼻子下方有明显胡须状隆起痕迹，具男性特征。左手残缺似贴腹前，右手置胸前，五指已残，仍可见手掌心向前。服饰衣襟、腰带均清晰可辨。身体与双腿结构清晰，身体呈跽坐状。造型较为刚劲。两座石刻均具有西汉时刻的典型风格，年代也比霍去病陵墓石刻早3年。
（三）霍去病陵墓石刻。霍去病墓，于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建，位于茂陵东约1公里处，即今兴平市南位镇道常村西北，墓为祁连山山形。该墓有封土堆，封土堆为覆斗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野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卧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两件。其中马踏匈奴，跃马和卧马为雕像的主题。其中高1.68米，长1.90米，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跃马是高1.50米，长2.40米。马的胸前用“分层减地”法雕凿成型，其它部位则运用线刻技法，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匹骏马腾跃时的瞬间动作。卧马是高1.14米，长2.60米。马那修剪得整齐的短鬃，短而尖的双耳，以及惊觉的神态，都流露出作者的寓意。另外几件石刻与这三件风格相似。
这些石刻现在都别放在霍去病墓前的亭子之下，整齐的排放成一排。
（四）昆明池和太液池石鲸。汉武帝时期在昆明池和太液湖均放有石鲸，“池（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⑤昆明池中石鲸原在长安县斗门镇马营村西，断为鲸体鲸尾两截。⑥鲸体通体浑圆，头部雕有鲸眼，长五米。鲸尾呈半弯状刀法简捷，造型风格粗獷。鲸体始迁至客省庄，今存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鲸尾仍在原地。⑦太液池的石鲸原本位于今天六村堡街道办高堡子村，长4.9米，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以上就是西汉时期年代明确而且现在保存下来的大型石刻。其风格粗犷豪放，颇有西汉王朝的风格。
二、大型石刻的功用探讨
关于西汉大型石刻的功用探讨，也已经有很多观点。汉代流行修仙，对于仙山也是极为推崇，在当时流行的博山炉上就能看到人们对于仙山的幻想。⑧所以有学者认为的主要功能是“修仙”。而我认为其为大型景观的一部分。大型景观也被称作“大地艺术”⑨，简单来说就是修在一个整体工程，而这些大型石刻就是这些景观的组成部分。
首先讨论霍去病的陵墓石刻，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过：“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⑩而在《汉书》中有注说：“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上面森里密布，各样的奇珍异兽参次其中。（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原是排列有序的。11）所以有学者认为霍去病墓石刻的用途是已经修成祁连山状的墓画龙点睛12，而且这些石刻粗糙的雕刻技法是有意而为之，目的也是将石头仙化，将藏身在其中的仙灵点化出来。13
《史记》的古注中写道：“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以旌功也’。”其中很明显的写到将其坟墓建立为“祁连山”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霍去病平叛匈奴的功绩，这也是总所周知的。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霍墓是十分典型的覆斗式封土堆，外观和此起彼伏的祁连山脉相去甚远。所以使得这样一个封土堆能够与祁连山相似的话，只有靠那些原本错落在树林间的石雕了。
更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在这一组石雕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马踏匈奴”，似乎与“修仙”的关联并不明显，这组石雕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其纪念性。赵佗先人墓的石人也同霍去病墓的石雕一样，应用于墓葬艺术，可是却没有明显的痕迹表现出与“修仙”的关系。虽然并未摆脱“大型景观”的概念，不过在墓葬环境中的纪念性的确是不能忽视的。
而石鲸则不然，在《史记平淮书》说：“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而前文提到的牛郎织女的石雕也是出现在昆明池遗址的附近。昆明池原本是为了征战而练兵的场所，为了和当地兵民作战而使其“穿昆明池，象滇河。”14也许和霍去病的“祁连山”一样，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使之与原景还原，所以也要借用一些石雕来表现其中的意味。而后虽然《西京杂记》中：“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鳍尾皆动。汉世祭祀之以雨，往往有验。”15不过《西京杂记》成书年代较晚，不免有使这些石头神化的文学色彩，而且中国人向来喜欢借物喻人，认为万物皆有其灵性，早期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等有很多比喻类的修辞。所以我认为无论是石鲸还是牛郎织女，也许一开始只是为了建造一个整体环境，而后衍生出来的神仙鬼怪之说，可能也只是后人在这写冷冰的石头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注释：
[1]河北省石家庄市文保：《石家庄发现汉代石雕裸体人物》
[2]郑岩：《逝者的面具》
[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4]《关辅古语》：《三辅黄图》卷四
[5]《三辅黄图·池沼》
[6]《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
[7]《西安昆明池的民间守护者》
[8]林通雁：《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的三个问题》
[9]annpaludan，”annewlookattheTombofhuoqubing，”orientations，oct.1992，pp，74-89
[10]司马迁：《史记》，2940页
[11]程征：《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墓时刻群总体设计之探讨》，《西北美术》，17页
[12]郑岩：《逝者的面具》
[13]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
[14]杨雄：《羽猎赋》
[15]刘歆：《西京杂记》
作者简介：蒲汀汀（1992年—），女，汉族，四川，在读研究生，四川大学，考古学的历史时期考古方向，2014级四川大学考古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