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你在全国人大上有一个建议，认为中央财政应该把各级法院的经费都包起来，这个建议得到答复了吗？
　　汪利民：我觉得，法院的经费财政理所当然要包起来，2003年我第一次提了这个建议，财政部答复，大意是中国财政体制是条条归条条，块块归块块，地方法院是由地方人大任命产生的，经费也应由地方财政保障。
　　问题是，法院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上下级法院要独立，更表现在它和行政权保持独立。何况，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外交、军事和司法统一是国家统一的标志。为什么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呢？一个重要的表征是香港有司法终审权。中央财政不能保证法院经费，地方保护主义就不能杜绝。对法院来说，如果你的经费处于一种不能确定的状态，你就不得不和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就会出现"法院要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类说法。这正是所谓思想不独立，行为不可能独立。
　　新民周刊：为什么你认为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全包下来的时机已经到了？
　　汪利民：中央财政这些年增长很快，去年增幅24%，增长达到了7700亿，中央财力集中严重，这也导致了转移
　　支付的项目很多，但是与其什么都转移，不如抓住一些关键之处，把社会保障和司法经费保障当作重中之重来抓。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能像
　　
　　撒胡椒面那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社会保障的作用是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社会预期好转，老百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观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应该不惜血本。司法的作用是让老百姓有安全感，是通过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既然社会主义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好办大事，我认为公务员涨工资可以缓一缓，先树立司法的权威，提高我们的法官的素质---这一切的前提是法院经费首先要有保障。现在司法系统的人事任免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是千丝万缕，如果在经费上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司法独立就很难实现。
　　新民周刊：这涉及到整个国家财政体系的变动。
　　汪利民：不需要一蹴而就，只要大的方向和原则确定了，具体步骤可以分段实施。首先确定一个法院经费保障的标准，是按人头划拨、按机构还是按照案件划拨。如果一次性全部负担不可行，是不是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慢慢上收，最终全部收上去？具体怎么实施，中央与地方可以"博弈"。总之，大方向定下来，制度怎么设计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