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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长江流域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城镇的繁荣为江南棉纺织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是，长江流域农村地区有着悠久的纺织传统，几乎每府的土产中都有纺织品，见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纺织品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1。布匹和粮食一样，可以视为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需穿衣御寒，因而布匹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数量是可以视为同人口增长同步变化的。从这一点出发，只要对长江流域人口数量进行正确的估计，就可以得出长江流域布匹需求量的大小。考虑到长江流域农村纺织业的自给自足性，本文假定长江地区农村地区的布匹完全自给，仅以城市人口作为江南棉纺织业的消费群体来考量长江流域布匹消费品市场的市场需求量。
据曹树基先生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中对明代人口的研究，明代全国人口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为江浙地区，人口城市化比率达14%；其中浙江城市人口估计为156万2，南直约为322万3。长江中游地区湖广城市化比率明初估计为8%~9%4，最高值为11%~12%5，取最高12%可得湖广城市人口约为180万6；江西明初城市化人口估计为6%7，考虑到江西明代经济水平不亚于湖广，因而参照湖广比率根据人口峰值估计有城镇人口144万人8。考虑到明代四川本身是手工纺织业发达地区，并且尚未见到明代有江南棉纺织品大量贩运四川的记载，因而暂不把四川的城市人口计入明代长江流域布匹商品市场。根据以上估计，明代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共计约802万人，其中江南（南直及浙江）有城市人口478万人，长江中游有城市人口324万人。
而明代人均布匹消费量，据徐新吾先生在《中国土布史》中对明清人均布匹消费的估计为1.5匹9，而据方行先生的考察，在明末“人生所需”，“岁不过布二匹”。10按人均年消费1.5匹计算，根据上文对明代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峰值的估计可得明代长江流域布匹消费品市场的市场需求峰值为1203万匹，其中江南地区717万匹，长江中游486万匹。以布价每匹0.25白银两计算11，长江流域明代布匹需求量可折合成白银300.75万两，江南地区布匹需求量可折合白银179.25万两，长江中游布匹需求量折合白银121.5万两。
而据严中平先生估计，明代政府及军队所需棉布和丝织品的供应，约在1500万~2000万匹之间12，明中叶以后除少量征收本色外，百分之九十是从市场购买的，而这些布匹均来自江南地区。即使以北方市场对江南的最低需求1350万匹计算，相对于长江中游区域486万匹的布匹需求来说，明代江南地区的棉布消费市场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
明清之际是一个全国动荡期，从崇祯年间开始，江南地区的棉价剧烈变动，其中从1628~1635年之间，棉花价格最高者达到每担5.0两，1644-1645年期间低至0.5~0.6两每担13。反映到棉布价格上，“甲申、乙酉之际”每匹仅“值钱二三百文，准银不及一钱矣”14。这段时间也是江南地区棉纺织品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明朝的灭亡使得棉布的官方需求不复存在，明代江南棉纺织品最大销售市场的迅速衰亡，导致了江南棉纺织业重新寻找市场。而长江流域在清代的人口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大布匹市场需求，导致了江南棉纺织业产品的转型和重新兴盛。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提到“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15标布在清代贸易的衰落，说明到了清代江南棉纺织品的北方市场已经丧失，转而生产供应长江流域和两广的中机布。中机布又被称为“新改布”，“新改”二字很形象地说明了江南棉纺织品产品和市场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未很快地改变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萧条，其主要原因，应与清前期的割据战乱有关，直到清代康乾盛世到来，长江流域的人口增长和城镇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与之同步的是市场布匹需求的大量增加。
同样据曹树基先生对清代城市人口的研究，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江苏城市人口440万16，浙江城市人口224万17，江南地区城市人口的数量是664万人；江西城市人口159万18，安徽城市化比率为5%19，按人口总量2585.7万计有129.285万城市人口20，湖北城市化比率为7%21，按人口总量1617.3万22计有113.211万人，湖南有城市人口91.5万23，长江中游有城市人口492.996万人。四川有城市人口117.7万人，可以视为长江上游的城市人口总量。
根据方行先生对清代农民生活水平的论述及张研对18世纪农家布匹消费的研究，五口之家农户每年用棉布六匹，麻布四匹24。据此推算出在十八世纪每人每年平均用棉布1.5匹。根据李伯重先生对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纺织品消费水平的考察，松江地区在十九世纪每人每年用布2.2匹25，这个数据可以视为十九世纪江南地区城市人口个人的年均布匹消费量；方行先生对十九世纪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估计为1.5匹，考虑到城市化人口较高的生活水平和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本文将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十九世纪的布匹消费量计为每年人均2匹。
现将清代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五年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及布匹需求总量计算列表如下：
【1】从清中叶起至道光十五年这段时间长江流域整体上并未出现较大的动荡，假定这段时间城市发展是同步于人口增长的。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长江流域的城市人口按乾隆年间城市化人口率乘以当年人口数得出。所有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乾隆四十一年长江地区的布匹需求按人均2匹计算得出，棉布按人均1.5匹计算得出；嘉庆二十五年布匹需求按江南地区人均年消费2.2匹计算，长江流域其它地区人均年消费2匹计算,棉布需求按布匹需求的3/5计算；
【3】考虑到李伯重先生提出的“道光萧条”的影响，若道光十五年长江流域人均年消费按全国水平1.5匹计算，则江南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1280.5365万匹，长江中游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1104.4155万匹，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370.218万匹，总计2755.17万匹。
在上表的估计中，在清代经济最繁盛时，长江流域棉布总需求量大约在1900万匹至2300万匹之间。明代长江流域布匹需求峰值估计为1200万匹，按棉麻比率3/2计算，所需棉布为720万匹，这是明代长江流域棉布的需求峰值；而除去江南地区的消费，长江中游地区棉布需求只有291.6万匹。相比之下，清代长江流域棉布需求增长了三倍左右。
明代松江地区的棉布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数量大约为1500万匹-2000万匹26，其中北方市场需求估计有1350万匹，加之长江中游市场需求291.6万匹，其总数与估计总量较为接近。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棉布市场在明代还未出现大的需求，也反映了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代与北方市场联系更紧密。
而到了清代中叶，随着长江流域城市人口的增长，生活必需品需求的迅速增加，长江流域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从上表可以得出长江流域市场的棉布需求量迅速增长，市场需求量的扩大导致了对江南棉纺织业的刺激，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江南松江地区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估计有4000万匹，长江流域需求最高可达2300万匹左右，假设这些市场需求全部由江南棉紡织业来满足，则占到清代江南棉纺织业商品量的一半多。长江流域市场在清代无疑成为江南地区棉纺织品的最大市场。
注释：
1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重庆府、成都府的葛布生产早在唐代就见于记载并一直延续至清代（卷三八九，19587页；卷三八七，19453页）；江西瑞州府、广信府、吉安府、建昌府的苧布生产在宋代就见于记载并延续至明清（卷三二五，16257页；卷三百十五，15758页；卷三二九，16486页；卷三百二十，16034页）；湖北长沙府、岳州府的苧布（卷三五七，18173页；卷三五九，18264页），宝庆府的麻布（卷三六十，18345页），衡州府的葛布（卷三六三，18437页）都是地方大量生产并见于记载的布种。
2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7页
3 南直城市化人口数据暂引路遇、滕泽之主编《中国人口通史》中714、715頁明代峰值人口估计表再乘以江浙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比率得出。
4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54页
5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4页
6 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360页湖南，湖北人口最高峰分别为800万、700万得出。
7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6页
8 江西人口峰值数据暂引路遇、滕泽之主编《中国人口通史》中714、715页明代峰值人口估计表
9 转引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2期
10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3 期
11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15页
12 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第29-30页，转引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143页
13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65页
14 崇祯《外岗志》卷二，物产，转引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142页
15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16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57页
17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62页
18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69页
19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72页
20 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101页乾隆四十一年江苏人口数乘以城市化人口比率得出
21 引用同20
22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171页
23 引用同20
24 张研：《18世纪前后清代农家生活消费的研究》，《古今农业》，2005年4期
25 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2期
26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
据曹树基先生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中对明代人口的研究，明代全国人口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为江浙地区，人口城市化比率达14%；其中浙江城市人口估计为156万2，南直约为322万3。长江中游地区湖广城市化比率明初估计为8%~9%4，最高值为11%~12%5，取最高12%可得湖广城市人口约为180万6；江西明初城市化人口估计为6%7，考虑到江西明代经济水平不亚于湖广，因而参照湖广比率根据人口峰值估计有城镇人口144万人8。考虑到明代四川本身是手工纺织业发达地区，并且尚未见到明代有江南棉纺织品大量贩运四川的记载，因而暂不把四川的城市人口计入明代长江流域布匹商品市场。根据以上估计，明代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共计约802万人，其中江南（南直及浙江）有城市人口478万人，长江中游有城市人口324万人。
而明代人均布匹消费量，据徐新吾先生在《中国土布史》中对明清人均布匹消费的估计为1.5匹9，而据方行先生的考察，在明末“人生所需”，“岁不过布二匹”。10按人均年消费1.5匹计算，根据上文对明代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峰值的估计可得明代长江流域布匹消费品市场的市场需求峰值为1203万匹，其中江南地区717万匹，长江中游486万匹。以布价每匹0.25白银两计算11，长江流域明代布匹需求量可折合成白银300.75万两，江南地区布匹需求量可折合白银179.25万两，长江中游布匹需求量折合白银121.5万两。
而据严中平先生估计，明代政府及军队所需棉布和丝织品的供应，约在1500万~2000万匹之间12，明中叶以后除少量征收本色外，百分之九十是从市场购买的，而这些布匹均来自江南地区。即使以北方市场对江南的最低需求1350万匹计算，相对于长江中游区域486万匹的布匹需求来说，明代江南地区的棉布消费市场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
明清之际是一个全国动荡期，从崇祯年间开始，江南地区的棉价剧烈变动，其中从1628~1635年之间，棉花价格最高者达到每担5.0两，1644-1645年期间低至0.5~0.6两每担13。反映到棉布价格上，“甲申、乙酉之际”每匹仅“值钱二三百文，准银不及一钱矣”14。这段时间也是江南地区棉纺织品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明朝的灭亡使得棉布的官方需求不复存在，明代江南棉纺织品最大销售市场的迅速衰亡，导致了江南棉纺织业重新寻找市场。而长江流域在清代的人口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大布匹市场需求，导致了江南棉纺织业产品的转型和重新兴盛。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提到“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15标布在清代贸易的衰落，说明到了清代江南棉纺织品的北方市场已经丧失，转而生产供应长江流域和两广的中机布。中机布又被称为“新改布”，“新改”二字很形象地说明了江南棉纺织品产品和市场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未很快地改变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萧条，其主要原因，应与清前期的割据战乱有关，直到清代康乾盛世到来，长江流域的人口增长和城镇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与之同步的是市场布匹需求的大量增加。
同样据曹树基先生对清代城市人口的研究，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江苏城市人口440万16，浙江城市人口224万17，江南地区城市人口的数量是664万人；江西城市人口159万18，安徽城市化比率为5%19，按人口总量2585.7万计有129.285万城市人口20，湖北城市化比率为7%21，按人口总量1617.3万22计有113.211万人，湖南有城市人口91.5万23，长江中游有城市人口492.996万人。四川有城市人口117.7万人，可以视为长江上游的城市人口总量。
根据方行先生对清代农民生活水平的论述及张研对18世纪农家布匹消费的研究，五口之家农户每年用棉布六匹，麻布四匹24。据此推算出在十八世纪每人每年平均用棉布1.5匹。根据李伯重先生对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纺织品消费水平的考察，松江地区在十九世纪每人每年用布2.2匹25，这个数据可以视为十九世纪江南地区城市人口个人的年均布匹消费量；方行先生对十九世纪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估计为1.5匹，考虑到城市化人口较高的生活水平和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本文将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十九世纪的布匹消费量计为每年人均2匹。
现将清代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五年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及布匹需求总量计算列表如下：
【1】从清中叶起至道光十五年这段时间长江流域整体上并未出现较大的动荡，假定这段时间城市发展是同步于人口增长的。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长江流域的城市人口按乾隆年间城市化人口率乘以当年人口数得出。所有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乾隆四十一年长江地区的布匹需求按人均2匹计算得出，棉布按人均1.5匹计算得出；嘉庆二十五年布匹需求按江南地区人均年消费2.2匹计算，长江流域其它地区人均年消费2匹计算,棉布需求按布匹需求的3/5计算；
【3】考虑到李伯重先生提出的“道光萧条”的影响，若道光十五年长江流域人均年消费按全国水平1.5匹计算，则江南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1280.5365万匹，长江中游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1104.4155万匹，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布匹需求总量为370.218万匹，总计2755.17万匹。
在上表的估计中，在清代经济最繁盛时，长江流域棉布总需求量大约在1900万匹至2300万匹之间。明代长江流域布匹需求峰值估计为1200万匹，按棉麻比率3/2计算，所需棉布为720万匹，这是明代长江流域棉布的需求峰值；而除去江南地区的消费，长江中游地区棉布需求只有291.6万匹。相比之下，清代长江流域棉布需求增长了三倍左右。
明代松江地区的棉布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数量大约为1500万匹-2000万匹26，其中北方市场需求估计有1350万匹，加之长江中游市场需求291.6万匹，其总数与估计总量较为接近。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棉布市场在明代还未出现大的需求，也反映了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代与北方市场联系更紧密。
而到了清代中叶，随着长江流域城市人口的增长，生活必需品需求的迅速增加，长江流域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从上表可以得出长江流域市场的棉布需求量迅速增长，市场需求量的扩大导致了对江南棉纺织业的刺激，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江南松江地区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估计有4000万匹，长江流域需求最高可达2300万匹左右，假设这些市场需求全部由江南棉紡织业来满足，则占到清代江南棉纺织业商品量的一半多。长江流域市场在清代无疑成为江南地区棉纺织品的最大市场。
注释：
1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重庆府、成都府的葛布生产早在唐代就见于记载并一直延续至清代（卷三八九，19587页；卷三八七，19453页）；江西瑞州府、广信府、吉安府、建昌府的苧布生产在宋代就见于记载并延续至明清（卷三二五，16257页；卷三百十五，15758页；卷三二九，16486页；卷三百二十，16034页）；湖北长沙府、岳州府的苧布（卷三五七，18173页；卷三五九，18264页），宝庆府的麻布（卷三六十，18345页），衡州府的葛布（卷三六三，18437页）都是地方大量生产并见于记载的布种。
2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7页
3 南直城市化人口数据暂引路遇、滕泽之主编《中国人口通史》中714、715頁明代峰值人口估计表再乘以江浙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比率得出。
4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54页
5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4页
6 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360页湖南，湖北人口最高峰分别为800万、700万得出。
7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366页
8 江西人口峰值数据暂引路遇、滕泽之主编《中国人口通史》中714、715页明代峰值人口估计表
9 转引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2期
10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3 期
11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15页
12 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第29-30页，转引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143页
13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65页
14 崇祯《外岗志》卷二，物产，转引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142页
15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16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57页
17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62页
18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69页
19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772页
20 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101页乾隆四十一年江苏人口数乘以城市化人口比率得出
21 引用同20
22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171页
23 引用同20
24 张研：《18世纪前后清代农家生活消费的研究》，《古今农业》，2005年4期
25 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2期
26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