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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这封信不是新发现的，它以《答王实味先生》为题原载于1930年6月1日的《新地月刊》，后收入《雪峰文集》中。此信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波涛起伏、暗流涌动的革命年代，不仅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冯雪峰的思想与人品，更重要的是，它也透露出了王实味当时的思想状态与个性特质，但它并未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因而值得关注：
实味先生：
本刊第五期我所译的《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一文中，“Kulak”一字我译作“高利贷”，确是我译错了，在这里应译作“富农”；承你指正，我很感谢你，现在就乘这机会在此地更正一下。
你关于苏联的托洛茨基派和中国的取消派的话，篇幅限制，不能草草地在此地答复，我希望有机会时和你面谈，细细分析研究。同时，在本刊的下几期，即要登出某君底一篇《中国革命与取消派》，这篇文章，关于这问题论述很详细，或即可作对于你的答复。
你给我信中的话，有许多我认为还是一面之辞。托洛茨基怎样，暂且不谈，而我们底前辈陈独秀先生等的“政治意见书”，我是看见过的，即在最浅薄而同时自信并无偏颇的我，也觉得这不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至于行动上的表现，也是不可忽视的事。我想，真正的革命者，是大概不愿将同志摈到战线外去的，所以我认为你的话还是感情的一面之辞；但如果在理论上，在行动上，都已走到分离的路上去，而在客观的作用上又确是帮助了敌人，则攻击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也不能算是过分的事。这是应该促起每个集团的革命份子底猛省的。而事实上，这种对于错误的倾向的克服，听说已有效果，有许多人已重新走上了革命的正路，这可见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愿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充分而长久离开了革命的路线的。
这一段话，毫没有触到理论的根本问题，只是指出了你底话有点主观的偏向，但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十分明白，你探求真理的热诚，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不过如上所说，我们应当找机会面谈，或者我可以找许多正确理论研究与分析的文章给你看；同时我也希望你将你能看到的东西给我看。就此祝你好。
雪峰，五月卅一日。
作为一封回信，如果能跟来信对读，将会发掘更多的时代信息。遗憾的是，王实味给冯雪峰的来信已很难找到了。现仅从冯雪峰这封回信出发，谈谈王实味当时的思想追求与突出的个性特质。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潢川，1925年进入北大读书，并开始练习创作，此后逐渐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他也曾写信向鲁迅求助，但鲁迅并未回应这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的要求。没过几年王实味就发现，对他而言，单单从事创作，难以作为他养家糊口乃至安身立命的事业，因此，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国文学的翻译中去，凭着自己过硬的外语功底，他很快就崭露头角，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然而，后来他的翻译事业也遭到挫折。一年冬天，因为不满中华书局编辑对他译稿的改动，他愤愤地跟编辑吵了一架，因此毁掉了跟出版社订立的出版合同，使自己濒临困境的生活更雪上加霜（《王实味传》，P77—78）。实际上，他在翻译上的较真从刚刚介入这一行当就开始了，在《珊拿的邪教徒》译文的序言中更正了郭沫若翻译中的三段明显的错误，虽然如此，此文还表现出王实味谦虚谨慎的一面：
个人对于郭先生是很景仰的，所以绝非对于郭先生的译文来故意挑剔。我想郭先生当时也许是为了生活关系，匆匆译过就匆匆卖给书局，所以不免失于粗疏了。我批评郭译本说粗疏晦涩，但并不敢夸说我的译本就怎样十分的精细流利，错误或也在所难免，如有高明赐教，我是极虚怀承受的。（《王实味文存》，P106）
他的态度谦和、诚恳，但却没有得到郭沫若的回应。
改正别人翻译的瑕疵这种较真的事，对王实味来说，并不少见。这次，他又敏锐地发现了冯雪峰译文的漏洞。1930年第5期的《新地月刊》上刊出了冯雪峰翻译的《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一文，将kulak一词译成“高利贷者”，王实味仔细研读了该文，认为该词译作“富农”更为确切，于是致信冯雪峰予以更正。喜欢跟别人在翻译上较真的王实味却很难接受别人改动自己的翻译文稿。为此，延安时期在中央研究院，他先后与柯伯年、何锡麟、陈伯达等人发生过冲突。据说，“负责审稿的柯伯年每改动他的一个字”，他都上门争吵；因为一处译文用“价格”还是“价钱”的问题，他与何锡麟也吵过一架。（《王实味传》P100）据他当时的妻子回忆，他有次因为翻译问题跟陈伯达吵架，回到家里眼睛还在冒火，气呼呼地骂：“白痴！改了一个字意思全错了！”（《王实味传》）王实味在翻译问题上的较真，与他超强的自信有关，他不能接受别人的“更正”，似乎只能由他“更正”别人的失误，别人不配“更正”他的失误，这或许就是他屡屡与同道在翻译问题上冲突的原因。
除了在翻译问题上较真之外，王实味在托派与信仰问题上也相当较真。从某种角度来看，王实味写信纠正冯雪峰翻译错误也许仅仅是个由头，是“借此物言彼物也”，从冯雪峰的回信来看，王实味更在意的是质询中共对托派的处理是否恰当，托派理论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托派人物的人性问题，也即思想政治问题。
其时，王实味已脱党多年，并一度与托派陈清晨、王凡西有较多接触。他接受陈清晨委托，翻译了《托洛茨基传》的某些章节。由于王实味与他们过从较多，在感情上对托派抱有同情，思想也受到他们一定影响。但他对托派思想并没有真正接受，而是抱有某种怀疑，这从冯雪峰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他自身的思想处于一个困惑的探索阶段。不過，他虽身在党外，但对党内斗争，党的路线方向等问题十分关注。
像二三十年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王实味对共产主义思潮有一种特别的向往，并因此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党组织，但是，他因为追求同一党支部的李芬女士，受到该支部领导者段纯的批判，王实味一度离开了中共党组织。尽管如此，他一直在探索着、追求着，他是少有的跟中共、托派以及新月派都有密切接触的探索者，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极为驳杂的色彩。如前所述，他在跟北大好友王凡西、陈清晨的交往中，接受了一些托派的思想影响，并通过接触托洛斯基文艺理论，也受到其熏染（参见王凡西著），此时他尽管身处中共党组织与托派组织之外，但却反复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派系与托洛斯基派系的理论分歧及其是非，因此在这次致冯雪峰的信中，他就流露出对托派的某种理解与同情。即便在他再度加入中共乃至到延安之后，都没有放弃或弱化对托派的同情，因此时常在私下发表极不合时宜的同情托派的言论。 从冯雪峰给王实味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王在托派问题上是经过反复的思考的，所以他不能人云亦云，他之所以没有加入这一组织，除了妻子的劝说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认为中国的托派组织难以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与王凡西、陈清晨这些托派骨干的交往，使他对这类人物也怀有某种敬意。
从冯雪峰的复信中可以看出，王实味此时已接触了不少托派的理论，他在来信中不惟对托洛斯基的理论表示了好感，而且还对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冯雪峰建议他们进行面谈；但同时，他显然是抱着探索、商讨的态度与冯交流的，因而冯雪峰说：“我十分明白，你探索真理的热诚，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如果他完全站在托派理论一边，那么冯雪峰也就不会邀请他面谈了。总的来看，这封信显示出王实味在革命理论与信仰问题上独立思考的态度，这一点直到延安也没有改变。
王实味在人际交往这种应该大而化之的方面也很较真，以至于朋友越来越少。应该说，徐志摩对他文学翻译与创作有较大帮助，但即便如此，王实味也是说翻脸就翻脸，有次，王在约好见面的时间到徐家拜访，徐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一大早，王实味又去拜访，徐还没起床，佣人让他等一会，可能是等得时间长了一点，王勃然大怒，摔门而出，回家后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把徐痛斥一顿。徐接信后自觉理亏，来到王实味处道歉。这一事件反映出，王实味在与人相处时格外敏感自尊，也缺少耐心，对别人的小小轻慢难以接受。然而他这种喜欢较真的个性，在平民交往时则显出了他的另一面，有次刚领到稿费以后回到家，竟意外地遇到一个进门行窃的小偷，撞个正着，小偷见他回来，当即跪倒在地，说自己是修鞋的，难以养家，儿子又得了重病，无钱医治，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一般人或选择报案，或将其赶走，但喜欢较真的王实味却要去核实究竟，他随着小偷到了他的住处，家里寒碜凄凉，孩子躺在床上，病情严重，他的妻子在一旁束手无策，默默流泪，面对此情此景，王实味当即掏出他用来养家的十余元钱让小偷去给孩子治病。
王实味的较真还常常伴有傲岸之气。他刚走上创作之路不久，曾向《现代评论》投稿，并且要求如果稿件被采用，必须付30元稿酬，否则退稿（《王实味传》，P44），当时的《现代评论》是不付稿酬的，当时的编辑陈西滢颇犯踌躇，给稿酬吧，没此规定；不给吧，又舍不得這篇稿子，最后不得不召开编辑会议，破例答应了王实味的要求。这件事除了反映出王经济上的困窘之外，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超强的自信，毫不在乎有名无名之类的现实。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的探索者，王实味无论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还是在与人交往相处中，都一丝不苟、喜欢较真，并因此而跟周围的人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从这一点上来看，王实味有点像他所心仪的鲁迅，然而，他毕竟又欠缺鲁迅的自知与知人之明。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实味并非没有缺点，他暴躁易怒、说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甚至连大家在一起吃菜都不落人后，等等，这的确是一些性格瑕疵。然而，就其主导面而言，王实味之个性却不无价值，这种较真式人格相对于普遍存在的马虎敷衍、得过且过的个性显然构成了另外一种参照。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王实味这种个性素质是很难被人理解的，也难于被人接受，甚至人们会说他不够宽容、难以合作、缺乏团队精神等。然而，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我们需要悉心珍惜、格外包容的一种个性特质。
也许是因为冯雪峰的回信是刊发在《新地月刊》上这一原因，王实味并没有接受冯雪峰“面谈”的邀请，从而失去了一个加入左联并认识鲁迅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此后不久，王实味就脱离了与托派同学的接触。
岁月更替，沧海桑田。历史老人的步履暂时定格在1991年，在王实味家人的一再申诉下，在王实味当年的领导李维汉、同事温济泽等人的持续努力下，这年春天，公安部终于发布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结论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
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冯之回信与王之思想及行动的轨迹，可以对历史大势中的人的命运有更多思考与结论，对历史大势中如何把握个体的命运，是否也该有更多的思考与结论呢？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教授。）
实味先生：
本刊第五期我所译的《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一文中，“Kulak”一字我译作“高利贷”，确是我译错了，在这里应译作“富农”；承你指正，我很感谢你，现在就乘这机会在此地更正一下。
你关于苏联的托洛茨基派和中国的取消派的话，篇幅限制，不能草草地在此地答复，我希望有机会时和你面谈，细细分析研究。同时，在本刊的下几期，即要登出某君底一篇《中国革命与取消派》，这篇文章，关于这问题论述很详细，或即可作对于你的答复。
你给我信中的话，有许多我认为还是一面之辞。托洛茨基怎样，暂且不谈，而我们底前辈陈独秀先生等的“政治意见书”，我是看见过的，即在最浅薄而同时自信并无偏颇的我，也觉得这不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至于行动上的表现，也是不可忽视的事。我想，真正的革命者，是大概不愿将同志摈到战线外去的，所以我认为你的话还是感情的一面之辞；但如果在理论上，在行动上，都已走到分离的路上去，而在客观的作用上又确是帮助了敌人，则攻击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也不能算是过分的事。这是应该促起每个集团的革命份子底猛省的。而事实上，这种对于错误的倾向的克服，听说已有效果，有许多人已重新走上了革命的正路，这可见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愿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充分而长久离开了革命的路线的。
这一段话，毫没有触到理论的根本问题，只是指出了你底话有点主观的偏向，但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十分明白，你探求真理的热诚，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不过如上所说，我们应当找机会面谈，或者我可以找许多正确理论研究与分析的文章给你看；同时我也希望你将你能看到的东西给我看。就此祝你好。
雪峰，五月卅一日。
作为一封回信，如果能跟来信对读，将会发掘更多的时代信息。遗憾的是，王实味给冯雪峰的来信已很难找到了。现仅从冯雪峰这封回信出发，谈谈王实味当时的思想追求与突出的个性特质。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潢川，1925年进入北大读书，并开始练习创作，此后逐渐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他也曾写信向鲁迅求助，但鲁迅并未回应这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的要求。没过几年王实味就发现，对他而言，单单从事创作，难以作为他养家糊口乃至安身立命的事业，因此，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国文学的翻译中去，凭着自己过硬的外语功底，他很快就崭露头角，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然而，后来他的翻译事业也遭到挫折。一年冬天，因为不满中华书局编辑对他译稿的改动，他愤愤地跟编辑吵了一架，因此毁掉了跟出版社订立的出版合同，使自己濒临困境的生活更雪上加霜（《王实味传》，P77—78）。实际上，他在翻译上的较真从刚刚介入这一行当就开始了，在《珊拿的邪教徒》译文的序言中更正了郭沫若翻译中的三段明显的错误，虽然如此，此文还表现出王实味谦虚谨慎的一面：
个人对于郭先生是很景仰的，所以绝非对于郭先生的译文来故意挑剔。我想郭先生当时也许是为了生活关系，匆匆译过就匆匆卖给书局，所以不免失于粗疏了。我批评郭译本说粗疏晦涩，但并不敢夸说我的译本就怎样十分的精细流利，错误或也在所难免，如有高明赐教，我是极虚怀承受的。（《王实味文存》，P106）
他的态度谦和、诚恳，但却没有得到郭沫若的回应。
改正别人翻译的瑕疵这种较真的事，对王实味来说，并不少见。这次，他又敏锐地发现了冯雪峰译文的漏洞。1930年第5期的《新地月刊》上刊出了冯雪峰翻译的《苏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技术底任务》一文，将kulak一词译成“高利贷者”，王实味仔细研读了该文，认为该词译作“富农”更为确切，于是致信冯雪峰予以更正。喜欢跟别人在翻译上较真的王实味却很难接受别人改动自己的翻译文稿。为此，延安时期在中央研究院，他先后与柯伯年、何锡麟、陈伯达等人发生过冲突。据说，“负责审稿的柯伯年每改动他的一个字”，他都上门争吵；因为一处译文用“价格”还是“价钱”的问题，他与何锡麟也吵过一架。（《王实味传》P100）据他当时的妻子回忆，他有次因为翻译问题跟陈伯达吵架，回到家里眼睛还在冒火，气呼呼地骂：“白痴！改了一个字意思全错了！”（《王实味传》）王实味在翻译问题上的较真，与他超强的自信有关，他不能接受别人的“更正”，似乎只能由他“更正”别人的失误，别人不配“更正”他的失误，这或许就是他屡屡与同道在翻译问题上冲突的原因。
除了在翻译问题上较真之外，王实味在托派与信仰问题上也相当较真。从某种角度来看，王实味写信纠正冯雪峰翻译错误也许仅仅是个由头，是“借此物言彼物也”，从冯雪峰的回信来看，王实味更在意的是质询中共对托派的处理是否恰当，托派理论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托派人物的人性问题，也即思想政治问题。
其时，王实味已脱党多年，并一度与托派陈清晨、王凡西有较多接触。他接受陈清晨委托，翻译了《托洛茨基传》的某些章节。由于王实味与他们过从较多，在感情上对托派抱有同情，思想也受到他们一定影响。但他对托派思想并没有真正接受，而是抱有某种怀疑，这从冯雪峰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他自身的思想处于一个困惑的探索阶段。不過，他虽身在党外，但对党内斗争，党的路线方向等问题十分关注。
像二三十年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王实味对共产主义思潮有一种特别的向往，并因此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党组织，但是，他因为追求同一党支部的李芬女士，受到该支部领导者段纯的批判，王实味一度离开了中共党组织。尽管如此，他一直在探索着、追求着，他是少有的跟中共、托派以及新月派都有密切接触的探索者，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极为驳杂的色彩。如前所述，他在跟北大好友王凡西、陈清晨的交往中，接受了一些托派的思想影响，并通过接触托洛斯基文艺理论，也受到其熏染（参见王凡西著），此时他尽管身处中共党组织与托派组织之外，但却反复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派系与托洛斯基派系的理论分歧及其是非，因此在这次致冯雪峰的信中，他就流露出对托派的某种理解与同情。即便在他再度加入中共乃至到延安之后，都没有放弃或弱化对托派的同情，因此时常在私下发表极不合时宜的同情托派的言论。 从冯雪峰给王实味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王在托派问题上是经过反复的思考的，所以他不能人云亦云，他之所以没有加入这一组织，除了妻子的劝说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认为中国的托派组织难以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与王凡西、陈清晨这些托派骨干的交往，使他对这类人物也怀有某种敬意。
从冯雪峰的复信中可以看出，王实味此时已接触了不少托派的理论，他在来信中不惟对托洛斯基的理论表示了好感，而且还对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冯雪峰建议他们进行面谈；但同时，他显然是抱着探索、商讨的态度与冯交流的，因而冯雪峰说：“我十分明白，你探索真理的热诚，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如果他完全站在托派理论一边，那么冯雪峰也就不会邀请他面谈了。总的来看，这封信显示出王实味在革命理论与信仰问题上独立思考的态度，这一点直到延安也没有改变。
王实味在人际交往这种应该大而化之的方面也很较真，以至于朋友越来越少。应该说，徐志摩对他文学翻译与创作有较大帮助，但即便如此，王实味也是说翻脸就翻脸，有次，王在约好见面的时间到徐家拜访，徐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一大早，王实味又去拜访，徐还没起床，佣人让他等一会，可能是等得时间长了一点，王勃然大怒，摔门而出，回家后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把徐痛斥一顿。徐接信后自觉理亏，来到王实味处道歉。这一事件反映出，王实味在与人相处时格外敏感自尊，也缺少耐心，对别人的小小轻慢难以接受。然而他这种喜欢较真的个性，在平民交往时则显出了他的另一面，有次刚领到稿费以后回到家，竟意外地遇到一个进门行窃的小偷，撞个正着，小偷见他回来，当即跪倒在地，说自己是修鞋的，难以养家，儿子又得了重病，无钱医治，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一般人或选择报案，或将其赶走，但喜欢较真的王实味却要去核实究竟，他随着小偷到了他的住处，家里寒碜凄凉，孩子躺在床上，病情严重，他的妻子在一旁束手无策，默默流泪，面对此情此景，王实味当即掏出他用来养家的十余元钱让小偷去给孩子治病。
王实味的较真还常常伴有傲岸之气。他刚走上创作之路不久，曾向《现代评论》投稿，并且要求如果稿件被采用，必须付30元稿酬，否则退稿（《王实味传》，P44），当时的《现代评论》是不付稿酬的，当时的编辑陈西滢颇犯踌躇，给稿酬吧，没此规定；不给吧，又舍不得這篇稿子，最后不得不召开编辑会议，破例答应了王实味的要求。这件事除了反映出王经济上的困窘之外，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超强的自信，毫不在乎有名无名之类的现实。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的探索者，王实味无论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还是在与人交往相处中，都一丝不苟、喜欢较真，并因此而跟周围的人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从这一点上来看，王实味有点像他所心仪的鲁迅，然而，他毕竟又欠缺鲁迅的自知与知人之明。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实味并非没有缺点，他暴躁易怒、说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甚至连大家在一起吃菜都不落人后，等等，这的确是一些性格瑕疵。然而，就其主导面而言，王实味之个性却不无价值，这种较真式人格相对于普遍存在的马虎敷衍、得过且过的个性显然构成了另外一种参照。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王实味这种个性素质是很难被人理解的，也难于被人接受，甚至人们会说他不够宽容、难以合作、缺乏团队精神等。然而，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我们需要悉心珍惜、格外包容的一种个性特质。
也许是因为冯雪峰的回信是刊发在《新地月刊》上这一原因，王实味并没有接受冯雪峰“面谈”的邀请，从而失去了一个加入左联并认识鲁迅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此后不久，王实味就脱离了与托派同学的接触。
岁月更替，沧海桑田。历史老人的步履暂时定格在1991年，在王实味家人的一再申诉下，在王实味当年的领导李维汉、同事温济泽等人的持续努力下，这年春天，公安部终于发布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结论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
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冯之回信与王之思想及行动的轨迹，可以对历史大势中的人的命运有更多思考与结论，对历史大势中如何把握个体的命运，是否也该有更多的思考与结论呢？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