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键的一年”，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双多边活动接连举行。4月22日至23日，美国总统拜登举办其上任后的首次领导人气候峰会，中、日、英、俄、联合国、欧盟等近40国及国际组织领导人以视频形式出席会议。会上，各国就进一步扩大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达成重要共识。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刚果（金）、加蓬五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受邀出席了峰会，呼吁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贡献”甚微，深受其害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碳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与近年全球整体碳排放量显著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甚微，但由于地理因素以及经济落后，非洲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其他地区更加脆弱且易蒙受严重影响。《2019年非洲气候状态》报告指出，非洲大陆正在面临因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挑战。一是海平面上升及海岸侵蚀。非洲多处海域海平面上升速度达到每年五毫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西非几内亚湾及东南非印度洋西岸海域情况最为严重。二是极端天气频袭。近年来暴雨、台风、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在非洲大陆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无家可归。三是粮食安全风险提高。炎热干旱所导致的粮食减产已成为非洲农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四是媒介传播疾病增加。气候变化所导致非洲的高温高湿环境大量滋生昆虫，疟疾、黄热病等虫媒传染病的传播进一步肆虐加剧。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上，非洲48国领导人提及“气候变化”一词高达212次，可见非洲各国亟需国际社会援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2020年以来，气候变化对非洲大陆影响日趋严峻，非洲经历了洪水泛滥、蝗虫侵袭、干旱加剧，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则令非洲因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长期性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凸显。

施策立法，减少排放

　　长期以来，非洲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几乎全部非洲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90%以上的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2006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内罗毕框架”以促进非洲清洁能源发展;2007年，第八届非盟首脑会议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2008年底，非洲各国环境部长通过《阿尔及尔宣言》;2009年初，非洲各国签署《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内罗毕宣言》，全面阐述非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
　　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南、西、东三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次区域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积极，不仅相继出台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和行动方案，还在此次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再次强调了非洲国家到2030年减排32%的承诺。南非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基础四国”（其他三国为巴西、印度和中国）之一，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国家气候变化应对策略》，2011年通过了《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其中設定了短中长三个时期目标。2019年6月，南非正式实施碳税法以控制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尼日利亚是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早的非洲国家之一，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和应对战略》等专门性国家政策战略。肯尼亚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在地，一直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成绩突出。近年来，肯政府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具体行动指南。

发展低碳经济，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升级

　　走低碳发展道路，已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长期以来，非洲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受制于电力因素。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非洲仍约有六亿人用不上电。为在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下缓解电力赤字等发展问题，非洲各国加紧发展低碳经济，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升级。早在2015年，非盟就通过了《2063年议程》，提出将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产量中的比例降低至少20%，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产量中的份额提高至少10%，从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021年2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大力倡导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国家新能源发电水平，从而转变当下该国大量燃烧煤炭的能源结构。尼日利亚积极推广清洁能源炉灶。在此次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表示：“清洁能源已经占肯总电力供应的90%，我们计划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00%。”
　　随着全球逐步迈入清洁能源时代，各国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资源的需求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为发展升级清洁能源技术，全球对于铜、锂、镍、钴、稀土等关键矿物资源的需求却与日俱增。国际能源署曾多次指出，随着更多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升级，获取其所必须的关键矿产资源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当下铜、铝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利用率远远不能满足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储能的需要。非洲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矿产储备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仅为非洲实现自身清洁能源转型升级提供良好条件，也令其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竞争中占得先机。

应对气变，挑战重重

　　近年来，尽管非洲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但仍在能力建设、制度执行、发展需求等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恐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却又只能仰仗国际社会的支持参与。
　　第一、非洲中小国家缺乏主动作为的能力基础。除少数制造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虽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具有发展清洁能源的比较优势，但均囿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因素，难以摆脱传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制定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而无力采取有效举措，在极大程度上仍需依靠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 　　第二、非洲大国落实气候变化政策执行力有限。虽然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非洲大国均积极推进国内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立法，但政策“制定易、落地难”一向是非洲国家长久以来的通病。一方面，非洲国家缺乏稳定的政治结构，社会治理能力普遍较低，导致制度执行缺乏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非洲大国面临发展赤字，对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戒备心理，担心过于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发达国家承诺的援助又不到位，则最终很可能会损害自身发展能力，掉入发达国家设下的“气候陷阱”。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将气候问题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所谓“减排义务”。但事实恰恰相反，非洲大多数国家本身就处于“碳中和”甚至“负碳排放”状态。今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议案，将对欧盟进口商品征收碳税。欧盟是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也是非洲国家水泥、石油等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征收碳边境关税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非洲的出口成本，使得本就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的非洲国家举步维艰。非洲国家多次指责欧盟借征收碳关税制造“贸易壁垒”。
　　第三、满足发展需求仍是非洲目前第一要务。据统计，2000至2019年期间，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前30的国家中，美、日、德、法、英等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处于下降趋势。而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的关鍵时期，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也刺激各国亟需提升本国制造业水平。如南非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前20位中唯一的非洲国家，其排放量在英、法等传统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增长态势。因此，为实现国内工业化从而大幅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形很可能将在非洲大范围出现。
　　众所周知，单凭非洲一己之力是无法扭转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次气候峰会上，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强调了对于“气候融资”的急迫需求。非洲国家不仅需要发达国家承诺减排，更需要国际社会帮助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能力，为清洁能源转型升级提供亟需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一方面，欧美承诺的气候变化援助资金需尽快到位。2012年通过的《坎昆协议》显示，发达国家应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据相关报告指出，这些数字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加上当前非洲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欧美等发达国家需真正落实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绿色能源领域的援助。
　　另一方面，中非绿色产业合作潜力巨大。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中方将秉持‘授人以渔’理念，通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绿色发展”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之一，也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已于2020年启动，大批绿色环保和清洁能源合作项目已在非不断落地。中国可利用既有合作平台，对标非洲实际需求，进一步开发中非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