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其中“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新的表述，也是整段表述的核心。以前仅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则明确提出了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33年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9.9%，今年即使增速有所下滑，前三季度增速也达到7.7%，全年预计可达7.8%，虽然独秀全球，但经济发展方式中仍然存在一些长期性、根本性、深层次问题，表现为我国虽然不断保持和延长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但经济增长的代价过大。一是资源环境损害过大，创造的财富与消耗的资源严重不对称，与造成的环境损害严重不对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9.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20%左右。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相对不佳，大量的能源消耗急剧提高了资源对外依存度，一些主要矿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受这种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的影响，我国环境质量总体偏低，环境问题突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堪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的增长已经透支了未来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带来福利效应不足，分享性不够，人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城镇收入增速，多数人群收入增速低于少数群体收入，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和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必须要理清相互关系，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找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资源环境和成果分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不能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外在表现和内部动力，也难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比如从需求结构来看，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11年投资率为48.3%，消费率为49.1%，消费率已经高于投资率，更为明显的是净出口率已经降至2.6%，甚至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净出口已经为负，但这是国际市场萎缩的被动适应，并不是主动调整，而且我国出口导向型结构没有实质改变，内外需失衡的隐患依然存在，钢铁、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等有20%以上的产能是面向出口的，也即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需要转变要素投入的组合方式，即调整资本、劳动力、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资源环境影响较小、发展成果分享充分的发展方式，本质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逐步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只有符合了这一方向，经过市场机制的转化和社会机制的约束，才能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要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突破口在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是第一创新大国，人才数量、科技研发成果数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产业化率不足5%，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则达到80%左右。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而发达国家则在70%以上。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曙光初现，以新能源技术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创新为基础，以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为核心，这一革命必然会带来世界科技秩序和产业格局的重塑，我国必须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实现发展的“奋力一跳”，把经济科技创新基础打牢，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地位上升。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市场空间的争夺更为激烈，企业利润率普遍降低，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强劲，这也是激励创新的杠杆。
要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重点有三个：一要重构创新体系。把企业放在创新研究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传递、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建设经济区科技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建立研发人才、科研设备、科技信息、知识产权服务共享机制，推动基础性科技教育资源开放融合。二要创新科研体制。基础性研究固然重要，面向实践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促使科研走出围墙，面向市场、突出需求导向。三要大力发展科技研发服务业。充分挖掘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在效益，引导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科技中介服务，积极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面向企业，为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积极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要面向社会开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务，鼓励企业积极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兴办科技企业孵化器和技术转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并不必然意味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而是各产业追求技术进步和附加值提升，其中也包括了传统产业的更新和技术进步。对于中国而言，这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我国面对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尽管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已经从2004年的7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49元，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10亿，我国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较重。据民政部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2500万人，存在1000多万的就业缺口。未来30年，如果不考虑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峰值出现在2015年前后，到2015年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2011～2015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约为105万，比“十一五”时期大大减少；但20～44岁的就业活跃人口规模仍将达到5.5亿左右，2020年降至5亿左右。而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上相对偏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左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上世纪80年代末期水平，教育水平却仅相当于韩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为转型发展积累人才的工作迟了10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不是一年两载能完成的，这最终需要国民总体素质的提高，提高教育水平才是最终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京市交委信息中心
（责编/于亚博）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33年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9.9%，今年即使增速有所下滑，前三季度增速也达到7.7%，全年预计可达7.8%，虽然独秀全球，但经济发展方式中仍然存在一些长期性、根本性、深层次问题，表现为我国虽然不断保持和延长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但经济增长的代价过大。一是资源环境损害过大，创造的财富与消耗的资源严重不对称，与造成的环境损害严重不对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9.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总消费量的20%左右。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相对不佳，大量的能源消耗急剧提高了资源对外依存度，一些主要矿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受这种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的影响，我国环境质量总体偏低，环境问题突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堪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的增长已经透支了未来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带来福利效应不足，分享性不够，人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城镇收入增速，多数人群收入增速低于少数群体收入，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和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必须要理清相互关系，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找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资源环境和成果分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不能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外在表现和内部动力，也难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比如从需求结构来看，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11年投资率为48.3%，消费率为49.1%，消费率已经高于投资率，更为明显的是净出口率已经降至2.6%，甚至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净出口已经为负，但这是国际市场萎缩的被动适应，并不是主动调整，而且我国出口导向型结构没有实质改变，内外需失衡的隐患依然存在，钢铁、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等有20%以上的产能是面向出口的，也即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需要转变要素投入的组合方式，即调整资本、劳动力、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资源环境影响较小、发展成果分享充分的发展方式，本质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逐步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只有符合了这一方向，经过市场机制的转化和社会机制的约束，才能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要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突破口在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是第一创新大国，人才数量、科技研发成果数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产业化率不足5%，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则达到80%左右。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而发达国家则在70%以上。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曙光初现，以新能源技术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创新为基础，以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为核心，这一革命必然会带来世界科技秩序和产业格局的重塑，我国必须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实现发展的“奋力一跳”，把经济科技创新基础打牢，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地位上升。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市场空间的争夺更为激烈，企业利润率普遍降低，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强劲，这也是激励创新的杠杆。
要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重点有三个：一要重构创新体系。把企业放在创新研究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传递、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建设经济区科技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建立研发人才、科研设备、科技信息、知识产权服务共享机制，推动基础性科技教育资源开放融合。二要创新科研体制。基础性研究固然重要，面向实践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促使科研走出围墙，面向市场、突出需求导向。三要大力发展科技研发服务业。充分挖掘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在效益，引导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科技中介服务，积极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面向企业，为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积极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要面向社会开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务，鼓励企业积极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兴办科技企业孵化器和技术转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并不必然意味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而是各产业追求技术进步和附加值提升，其中也包括了传统产业的更新和技术进步。对于中国而言，这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我国面对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尽管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已经从2004年的7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49元，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10亿，我国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较重。据民政部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2500万人，存在1000多万的就业缺口。未来30年，如果不考虑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峰值出现在2015年前后，到2015年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2011～2015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约为105万，比“十一五”时期大大减少；但20～44岁的就业活跃人口规模仍将达到5.5亿左右，2020年降至5亿左右。而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上相对偏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左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上世纪80年代末期水平，教育水平却仅相当于韩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为转型发展积累人才的工作迟了10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不是一年两载能完成的，这最终需要国民总体素质的提高，提高教育水平才是最终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京市交委信息中心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