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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知名传媒人李怀宇赴台访问，对台湾文化名家进行面对面的真情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是对白先勇、余光中等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本文摘自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的访谈部分。
为父亲作传
李怀宇：你为什么会产生撰写《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想法？
白先勇：我觉得民国史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哪一方面好像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有些在资料上、观点上都蛮混乱的。关于我父亲的事迹，我看到的文章有一些资料还不全，跟我父亲的生平有点出入，尤其部分观点有些偏颇。所以，如果由我来写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是近距离地看他，有些地方是第一手的资料，可能可以补充一些看法。
李怀宇：历史上儿子为父亲写传记的例子并不是很多，以你这种身份来写这部传记，有没有特别之处？
白先勇：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以写；第二，以我的观点来写，我了解的父亲，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是别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个方向吧。
李怀宇：你原来是写小说的，现在进行历史著作的研究和撰述，花了哪些功夫？
白先勇：我写小说有自己绝对的自由，传记就不一样了，很多地方就得靠资料和我的记忆。历史就是希望能够求真，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在写我父亲的传记之中，也等于是在重新研究学习民国史，民国史好复杂！我对民国史一向就很感兴趣。
李怀宇：你在写作过程中，小说家的笔法跟历史学家的笔法有什么不同？
白先勇：我在写我父亲传记的时候就比较客观了，用比较客观冷静的笔调，也非常简练，跟原来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
李怀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在《史记》里，司马迁用了很多文学的笔法，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白先勇：没错，我觉得《史记》也是一部最好的小说。你看《史记》其实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历史的，人物的对话很生动，场景的制造都是小说的笔法，人物个性刻画得很好。我想历史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李怀宇：关于你父亲的传记，此前有程思远写的《白崇禧传》，还有陈存恭等人在你父亲生前做了一百多次的口述历史，你对这些著作有什么感想？
白先勇：程思远的《白崇禧传》，我看得蛮仔细的。因为程先生跟我父亲的关系很近，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父亲他们在广西、在“中央”，所以他对我父亲有很深的了解。他写的这部传记，在史实方面相当翔实，因为他是在大陆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有他的看法，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了。陈存恭等人的口述历史整理，一共一百三十二次访问，很可惜，还没有讲到国共内战，只讲到抗战，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了。不过在那时候，父亲身在台湾，他的处境也相当艰难，有些话可能也不便说，尤其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我想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写出来。不过算是尽力了，因为“中央研究院”做得比较学术性，那些事实都是对的，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想法就没写进去了。
李怀宇：由你来写你父亲的传记，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白先勇：我跟我父亲在台湾相处了十一年，那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别人没看到。有些历史方面他都跟我说过的，像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四平街战役，他几次跟我讲过他的感受，所以我就是写出他的真感受。像淮海战役，我们叫徐蚌会战，他的那些想法也跟我讲。还有，“二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派他到台湾来宣慰的。我当时年纪还比较轻，对历史还不是那么了解。后来可惜等我想问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过那时候我在念大学了，他有时候也跟我谈起来。尤其几个重要的战役，像北伐的龙潭之战，他的一些感想，我听他自己讲，是了解的。
与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复杂
李怀宇：你父亲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先勇：他一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就是说，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了。他很年轻就参加了辛亥革命，然后就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一直打下来，前大半生都是为了国事。我想他很重要一点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十八岁就参加学生敢死队，到武汉去，到了那里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他见过孙中山，一生可以说对整个国民革命那个大传统都认同。
我要讲他非常爱国。他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有时候他能为这个事情得罪领袖。从北伐、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他的主张，都看得出来，这是我对他的感受。我一直觉得，在我心中他是个英雄人物。他在重大事件中，能够担当对国家的责任，能够在大事方面守大原则，虽然国民党失败了，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了，我想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他从辛亥革命，最后到台湾，虽然晚年过得不愉快，但那是他自己选择的。他的一生，处境都是特别艰难，夹在许多派系、团体之间，到最后能够保持他的晚节。
李怀宇：从一九三七年你出生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你跟你父亲接触多吗？
白先勇：第一，我年纪小；第二，他经常在前方，所以我们看他的机会并不多。我对他前方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记得，我们在桂林的时候，他打仗回来，穿着军服，我们就去迎接他，可是真正在战场上的事情我们就不太清楚。他在前方的时候，我母亲都是很着急，很担忧的。
李怀宇：一九四九年之后，你跟你父亲相处这十一年里，谈得比较多，了解也更深一点？
白先勇：他在台湾的晚年我比较了解。当然到台湾来，他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权力了。第一，国民党这么失败了，当时心情不好，这是很能理解的。第二，他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现在一般觉得蒋介石跟我父亲好像有很多恩怨，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要分阶段性的。在蒋介石重用的军事领袖中，非他嫡系的人，可能我父亲跟他是最亲近的一个了。你看，我父亲在北伐的时候是他的参谋长，在抗战的时候是他的副参谋总长，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是国防部长，三个阶段可以说都是他的军事幕僚长。其实蒋介石很重用他的，但是因为我父亲是一切以国家的前途为重，有时候讲了蒋介石不大中听的话，跟蒋介石的意见不见得相合，所以他们两个人有时候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很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台儿庄大战、东北四平街大战、“二二八”事件，都是蒋介石派他到那边去督战，去安抚。在北伐时候更是如此，他们两个人有时候非常亲近，有时候又很矛盾。基本上蒋介石算是很重用他的，但是，在节骨眼的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听他的建言。
李怀宇：四平街之战时，是你父亲提出国军要乘胜追击，蒋介石觉得是你父亲出的主意，所以就不听？
白先勇：有的人这么说，像李宗仁就这么讲。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确几次提出来希望留在长春，继续追击林彪，蒋介石没有采纳。
李怀宇：唐德刚曾经问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为什么不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李宗仁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那么，你父亲当时有没有考虑去美国，难道非留在台湾不可？
白先勇：我父亲从来没有想过要到美国。我父亲最后一仗被打败退到海南岛去了，是蒋介石派人叫他回台湾的。他也就回到台湾来了，台湾那个时候是非常不稳的。我父亲自己讲：“向历史交代。”我想，他不可能选择别的地方，那时候有好几个选择，也许可以在香港待下来，也可以到美国去，甚至可以到沙特阿拉伯，他都没有到那些地方去。他选择到台湾，假如没有什么班底，就没有什么势力，到台湾的处境他知道的，还是去了。
李怀宇：你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那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呢？
白先勇：他们的关系就是另外一种复杂，他们是非常好的搭档。我想他们两个人互补不足，基本上处得很好。李宗仁很尊敬我父亲的，我父亲当然很礼让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广西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俱感难得，虽然他们常常也有不同的意见。
李怀宇：唐德刚做的《李宗仁回忆录》，你怎么看？
白先勇：这个回忆录是李宗仁讲的，当然有他自己的观点，他也是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想他那个回忆录是很重要的史料。但是，因为他跟蒋介石的关系，跟我父亲讲的话又不太一样。李宗仁和蒋介石两人矛盾更加尖锐。
北伐到抗战是“黄金十年”
李怀宇：一九四九年之后，你父亲怎么跟你谈他亲历的历史？
白先勇：我喜欢跟他聊天，也谈了一些。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相当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在抗日的时候，他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抗日的大战略：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跟日本做长期抗战，这个战略被军事委员会采纳以后，就成为抗日的最高战略原则。这个很重要，是抗战胜利很大的一个原因。那时候国军因为跟日军在军备上优劣明显，无法跟日本人做正面的作战，所以要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要把日本拖到中国的内地，陷到泥淖里面，拖长日本人的补给线，打日本人的消耗战，把日本人拖垮。我父亲提出这个战略，是效法十九世纪俄国人对付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人一直拖长了补给线，拖到俄国的内部去，结果法国被拖垮了。
李怀宇：他自己有没有谈起对辛亥革命的一些想法呢？那可是他人生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白先勇：有的。他那时候在广西，也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染，要起来革命。而且他念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的革命思想感染了他。
李怀宇：当时他就立志做一个军事家？
白先勇：他参加辛亥革命是很重要的一步，那时候家里当然反对他去投军，他才十八九岁嘛，当了学生军。学生军往武汉走的时候，家里人本来在城门要拦他回去的，他换了另外一个城门跑出去了，赶上他们的队伍，就从军去了。那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步。从此他就踏出去了，到了武汉，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他就到保定念军官学校，开始研究军事，立志要当一个军事家。我想那个时代是时势造英雄吧。
李怀宇：他有没有谈过北伐？
白先勇：谈过。北伐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他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第一次进北京城，是他领军进去的。从南一直打到北，他领着军，进杭州，进上海，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国民革命军以少击众，打败了北洋军阀，是他年少最得意的时候吧。他从广东誓师北伐，一直打到北京，是意气风发的。
李怀宇：从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所谓“黄金十年”，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价？
白先勇：那十年是很复杂的。后来不是发生蒋桂战争吗？“中央”打广西，后来父亲又重整广西六年，对广西来说那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广西被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胡适后来去参观。那时候广西全省皆兵，复兴土地改革，实行军事教育，实行现代化，那几年突飞猛进。
李怀宇：抗战对你父亲一生的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台儿庄之战，你怎么看？
白先勇：回头看，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外患就是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战，如果加上东北的话那就不止了，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一共是十四年，中国被侵略，那么大的损失，可以说有亡国之虞，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圣战了。八年下来，凭血肉长城，全民抵抗，父亲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台儿庄之战是关键又关键的一仗，南京陷落以后，屠城非常惨烈，悲观主义完全弥漫到全国。看起来日军势如破竹，一路打进来，国军无抵挡之力，可是在台儿庄那一仗，把日本打败了。这一仗不仅是对全国，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很大。本来世界各国以为中国一下子要被日本打垮，日本说是三个月就要打败中国。经那一仗，全国的人民可以说好像触电一样，振奋起来，团结起来了。这一战，精神上的鼓舞是不可低估的。在武汉，有好多人游行，庆祝台儿庄获胜，全国、世界各国的报纸登的都是日本人第一次打败仗，证明日军并不是无敌之军，从那时候，就真正揭开抗战的序幕。台儿庄之战是父亲和李宗仁指挥的，还有其他的将领，像孙连仲，更靠各地的军队浴血奋战，川军王铭章师长及整个师都殉城，非常惨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专著来研究我们这一仗。中国人有时候对自己的历史不够负责，我觉得非常遗憾。
李怀宇：是不是台湾对这段历史也比较封闭？
白先勇：是呀。这是因为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是李宗仁的李军打的，我父亲他们打的，所以有所忌讳。其实应该撇开所有政治立场，这已经是历史，是关乎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一场战争。现在我们常常说，抗议日本人篡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史，那我们自己先不尊重历史，人家怎么尊重你？我们自己先不尊重自己的历史，难怪日本人也不尊重这段历史。
“他是一个军事战略家”
李怀宇：你父亲一生事业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一九四九年之后应该怎么评价呢？
白先勇：我想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是赋闲了。他到台湾去，按他的意思等于说跟国民党共存亡。如果他选择别的地方住的话，我想他感觉死得不得其所。
李怀宇：关于你父亲去世，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你自己怎么理解？
白先勇：有人说我父亲是被害死的，这个是不正确的。我父亲是心脏病猝发，心肌梗塞。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冠状动脉肥大，医生都这么讲的。当然也有很多谣言。包括放毒药什么的，都是谣言。他去世是比较突然的。我当时在美国，我的亲人在他那儿。
李怀宇：这几十年来，华人世界对你父亲有各种评价。如果你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看，会怎么评价白崇禧先生？
白先勇：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在民国，很多战略是出自于他的想法，比如说北伐、抗日的战略。我想这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吧。
李怀宇：在台湾，一般对你父亲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白先勇：在台湾，前一阵子因为我父亲跟蒋介石恩怨的关系，都比较忌讳的，都不讲。
李怀宇：大陆的评价你有没有看过？
白先勇：看了一些。不过，大陆上还把李宗仁、我父亲讲成所谓的桂系军阀，这种称呼我觉得不太恰当。军阀是讲地方上一些军事首领，只注重地方利益的。我父亲当然跟广西关系很多，但他做国防部长、参谋长，他北伐、抗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为了整个国家的，不是为了赢取私人性的东西。
李怀宇：海外有没有学者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
白先勇：还比较少。我想最有影响的就是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在国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讲得比较自由。
李怀宇：从事历史研究尤其是口述历史，会发现有时候回忆是不可靠的。
白先勇：是的，有时候回忆不见得那么可靠，有时候会忘掉，或者错忆了。回忆有时候往往是观点比史实更重要。
李怀宇：你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回忆，你父亲的回忆之外，其他的史料会怎么运用？
白先勇：我尽量去看一些史料，看别人的回忆录，还有我父亲跟别人的一些信件。后来我在广西图书馆发现一批我父亲的演讲稿，他在抗战前后，到了很多省，要推动他的政策，到处去演讲，那个稿子就是那时候的一手资料了。有时候我也去访问别人。
李怀宇：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歪曲的记载，即使是近现代史，里面也有很多不实的记录。
白先勇：非常多。我想以后渐渐地要还原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沉重的工作。
李怀宇：在民国这一段，因为国共两边各有看法，还有史学家取的材料，立的观点，也影响了对民国史的一些判断。
白先勇：没错，这个很复杂，比如说有些国军将领被俘，他们也写了很多回忆录，好多话都不能讲，或者他得歪曲来讲，所以很多地方又靠不住了。
李怀宇：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的人，在那个环境底下，也很难畅所欲言？
白先勇：有些话也不能讲，这都是问题。这民国史上面，可能有的都已经嫌晚了，很多当事人不在了。现在台湾应该还有些人在做，有些人还活着，虽然他们有些八九十岁了，也做了一部分，还做得不够。
李怀宇：期待看你怎么写你父亲。
白先勇：我想我应该提一句，我是写小说的，别人一定会讲：因为写自己的父亲，你一定是很主观来看的，我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传记，总是有一个看法的，这也是我个人对我父亲的看法。
《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
李怀宇著
漓江出版社 2012.1
定价：28.00元
为父亲作传
李怀宇：你为什么会产生撰写《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想法？
白先勇：我觉得民国史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哪一方面好像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有些在资料上、观点上都蛮混乱的。关于我父亲的事迹，我看到的文章有一些资料还不全，跟我父亲的生平有点出入，尤其部分观点有些偏颇。所以，如果由我来写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是近距离地看他，有些地方是第一手的资料，可能可以补充一些看法。
李怀宇：历史上儿子为父亲写传记的例子并不是很多，以你这种身份来写这部传记，有没有特别之处？
白先勇：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以写；第二，以我的观点来写，我了解的父亲，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是别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个方向吧。
李怀宇：你原来是写小说的，现在进行历史著作的研究和撰述，花了哪些功夫？
白先勇：我写小说有自己绝对的自由，传记就不一样了，很多地方就得靠资料和我的记忆。历史就是希望能够求真，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在写我父亲的传记之中，也等于是在重新研究学习民国史，民国史好复杂！我对民国史一向就很感兴趣。
李怀宇：你在写作过程中，小说家的笔法跟历史学家的笔法有什么不同？
白先勇：我在写我父亲传记的时候就比较客观了，用比较客观冷静的笔调，也非常简练，跟原来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
李怀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在《史记》里，司马迁用了很多文学的笔法，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白先勇：没错，我觉得《史记》也是一部最好的小说。你看《史记》其实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历史的，人物的对话很生动，场景的制造都是小说的笔法，人物个性刻画得很好。我想历史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李怀宇：关于你父亲的传记，此前有程思远写的《白崇禧传》，还有陈存恭等人在你父亲生前做了一百多次的口述历史，你对这些著作有什么感想？
白先勇：程思远的《白崇禧传》，我看得蛮仔细的。因为程先生跟我父亲的关系很近，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父亲他们在广西、在“中央”，所以他对我父亲有很深的了解。他写的这部传记，在史实方面相当翔实，因为他是在大陆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有他的看法，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了。陈存恭等人的口述历史整理，一共一百三十二次访问，很可惜，还没有讲到国共内战，只讲到抗战，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了。不过在那时候，父亲身在台湾，他的处境也相当艰难，有些话可能也不便说，尤其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我想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写出来。不过算是尽力了，因为“中央研究院”做得比较学术性，那些事实都是对的，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想法就没写进去了。
李怀宇：由你来写你父亲的传记，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白先勇：我跟我父亲在台湾相处了十一年，那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别人没看到。有些历史方面他都跟我说过的，像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四平街战役，他几次跟我讲过他的感受，所以我就是写出他的真感受。像淮海战役，我们叫徐蚌会战，他的那些想法也跟我讲。还有，“二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派他到台湾来宣慰的。我当时年纪还比较轻，对历史还不是那么了解。后来可惜等我想问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过那时候我在念大学了，他有时候也跟我谈起来。尤其几个重要的战役，像北伐的龙潭之战，他的一些感想，我听他自己讲，是了解的。
与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复杂
李怀宇：你父亲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先勇：他一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就是说，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了。他很年轻就参加了辛亥革命，然后就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一直打下来，前大半生都是为了国事。我想他很重要一点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十八岁就参加学生敢死队，到武汉去，到了那里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他见过孙中山，一生可以说对整个国民革命那个大传统都认同。
我要讲他非常爱国。他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有时候他能为这个事情得罪领袖。从北伐、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他的主张，都看得出来，这是我对他的感受。我一直觉得，在我心中他是个英雄人物。他在重大事件中，能够担当对国家的责任，能够在大事方面守大原则，虽然国民党失败了，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了，我想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他从辛亥革命，最后到台湾，虽然晚年过得不愉快，但那是他自己选择的。他的一生，处境都是特别艰难，夹在许多派系、团体之间，到最后能够保持他的晚节。
李怀宇：从一九三七年你出生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你跟你父亲接触多吗？
白先勇：第一，我年纪小；第二，他经常在前方，所以我们看他的机会并不多。我对他前方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记得，我们在桂林的时候，他打仗回来，穿着军服，我们就去迎接他，可是真正在战场上的事情我们就不太清楚。他在前方的时候，我母亲都是很着急，很担忧的。
李怀宇：一九四九年之后，你跟你父亲相处这十一年里，谈得比较多，了解也更深一点？
白先勇：他在台湾的晚年我比较了解。当然到台湾来，他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权力了。第一，国民党这么失败了，当时心情不好，这是很能理解的。第二，他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现在一般觉得蒋介石跟我父亲好像有很多恩怨，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要分阶段性的。在蒋介石重用的军事领袖中，非他嫡系的人，可能我父亲跟他是最亲近的一个了。你看，我父亲在北伐的时候是他的参谋长，在抗战的时候是他的副参谋总长，在国共内战的时候是国防部长，三个阶段可以说都是他的军事幕僚长。其实蒋介石很重用他的，但是因为我父亲是一切以国家的前途为重，有时候讲了蒋介石不大中听的话，跟蒋介石的意见不见得相合，所以他们两个人有时候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很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台儿庄大战、东北四平街大战、“二二八”事件，都是蒋介石派他到那边去督战，去安抚。在北伐时候更是如此，他们两个人有时候非常亲近，有时候又很矛盾。基本上蒋介石算是很重用他的，但是，在节骨眼的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听他的建言。
李怀宇：四平街之战时，是你父亲提出国军要乘胜追击，蒋介石觉得是你父亲出的主意，所以就不听？
白先勇：有的人这么说，像李宗仁就这么讲。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确几次提出来希望留在长春，继续追击林彪，蒋介石没有采纳。
李怀宇：唐德刚曾经问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为什么不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李宗仁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那么，你父亲当时有没有考虑去美国，难道非留在台湾不可？
白先勇：我父亲从来没有想过要到美国。我父亲最后一仗被打败退到海南岛去了，是蒋介石派人叫他回台湾的。他也就回到台湾来了，台湾那个时候是非常不稳的。我父亲自己讲：“向历史交代。”我想，他不可能选择别的地方，那时候有好几个选择，也许可以在香港待下来，也可以到美国去，甚至可以到沙特阿拉伯，他都没有到那些地方去。他选择到台湾，假如没有什么班底，就没有什么势力，到台湾的处境他知道的，还是去了。
李怀宇：你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那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呢？
白先勇：他们的关系就是另外一种复杂，他们是非常好的搭档。我想他们两个人互补不足，基本上处得很好。李宗仁很尊敬我父亲的，我父亲当然很礼让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广西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俱感难得，虽然他们常常也有不同的意见。
李怀宇：唐德刚做的《李宗仁回忆录》，你怎么看？
白先勇：这个回忆录是李宗仁讲的，当然有他自己的观点，他也是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想他那个回忆录是很重要的史料。但是，因为他跟蒋介石的关系，跟我父亲讲的话又不太一样。李宗仁和蒋介石两人矛盾更加尖锐。
北伐到抗战是“黄金十年”
李怀宇：一九四九年之后，你父亲怎么跟你谈他亲历的历史？
白先勇：我喜欢跟他聊天，也谈了一些。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相当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在抗日的时候，他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抗日的大战略：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跟日本做长期抗战，这个战略被军事委员会采纳以后，就成为抗日的最高战略原则。这个很重要，是抗战胜利很大的一个原因。那时候国军因为跟日军在军备上优劣明显，无法跟日本人做正面的作战，所以要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要把日本拖到中国的内地，陷到泥淖里面，拖长日本人的补给线，打日本人的消耗战，把日本人拖垮。我父亲提出这个战略，是效法十九世纪俄国人对付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人一直拖长了补给线，拖到俄国的内部去，结果法国被拖垮了。
李怀宇：他自己有没有谈起对辛亥革命的一些想法呢？那可是他人生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白先勇：有的。他那时候在广西，也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染，要起来革命。而且他念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的革命思想感染了他。
李怀宇：当时他就立志做一个军事家？
白先勇：他参加辛亥革命是很重要的一步，那时候家里当然反对他去投军，他才十八九岁嘛，当了学生军。学生军往武汉走的时候，家里人本来在城门要拦他回去的，他换了另外一个城门跑出去了，赶上他们的队伍，就从军去了。那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步。从此他就踏出去了，到了武汉，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他就到保定念军官学校，开始研究军事，立志要当一个军事家。我想那个时代是时势造英雄吧。
李怀宇：他有没有谈过北伐？
白先勇：谈过。北伐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他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第一次进北京城，是他领军进去的。从南一直打到北，他领着军，进杭州，进上海，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国民革命军以少击众，打败了北洋军阀，是他年少最得意的时候吧。他从广东誓师北伐，一直打到北京，是意气风发的。
李怀宇：从北伐胜利到抗战爆发，所谓“黄金十年”，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价？
白先勇：那十年是很复杂的。后来不是发生蒋桂战争吗？“中央”打广西，后来父亲又重整广西六年，对广西来说那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广西被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胡适后来去参观。那时候广西全省皆兵，复兴土地改革，实行军事教育，实行现代化，那几年突飞猛进。
李怀宇：抗战对你父亲一生的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台儿庄之战，你怎么看？
白先勇：回头看，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外患就是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战，如果加上东北的话那就不止了，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一共是十四年，中国被侵略，那么大的损失，可以说有亡国之虞，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圣战了。八年下来，凭血肉长城，全民抵抗，父亲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台儿庄之战是关键又关键的一仗，南京陷落以后，屠城非常惨烈，悲观主义完全弥漫到全国。看起来日军势如破竹，一路打进来，国军无抵挡之力，可是在台儿庄那一仗，把日本打败了。这一仗不仅是对全国，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很大。本来世界各国以为中国一下子要被日本打垮，日本说是三个月就要打败中国。经那一仗，全国的人民可以说好像触电一样，振奋起来，团结起来了。这一战，精神上的鼓舞是不可低估的。在武汉，有好多人游行，庆祝台儿庄获胜，全国、世界各国的报纸登的都是日本人第一次打败仗，证明日军并不是无敌之军，从那时候，就真正揭开抗战的序幕。台儿庄之战是父亲和李宗仁指挥的，还有其他的将领，像孙连仲，更靠各地的军队浴血奋战，川军王铭章师长及整个师都殉城，非常惨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专著来研究我们这一仗。中国人有时候对自己的历史不够负责，我觉得非常遗憾。
李怀宇：是不是台湾对这段历史也比较封闭？
白先勇：是呀。这是因为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是李宗仁的李军打的，我父亲他们打的，所以有所忌讳。其实应该撇开所有政治立场，这已经是历史，是关乎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一场战争。现在我们常常说，抗议日本人篡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史，那我们自己先不尊重历史，人家怎么尊重你？我们自己先不尊重自己的历史，难怪日本人也不尊重这段历史。
“他是一个军事战略家”
李怀宇：你父亲一生事业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一九四九年之后应该怎么评价呢？
白先勇：我想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是赋闲了。他到台湾去，按他的意思等于说跟国民党共存亡。如果他选择别的地方住的话，我想他感觉死得不得其所。
李怀宇：关于你父亲去世，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你自己怎么理解？
白先勇：有人说我父亲是被害死的，这个是不正确的。我父亲是心脏病猝发，心肌梗塞。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冠状动脉肥大，医生都这么讲的。当然也有很多谣言。包括放毒药什么的，都是谣言。他去世是比较突然的。我当时在美国，我的亲人在他那儿。
李怀宇：这几十年来，华人世界对你父亲有各种评价。如果你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看，会怎么评价白崇禧先生？
白先勇：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在民国，很多战略是出自于他的想法，比如说北伐、抗日的战略。我想这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吧。
李怀宇：在台湾，一般对你父亲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白先勇：在台湾，前一阵子因为我父亲跟蒋介石恩怨的关系，都比较忌讳的，都不讲。
李怀宇：大陆的评价你有没有看过？
白先勇：看了一些。不过，大陆上还把李宗仁、我父亲讲成所谓的桂系军阀，这种称呼我觉得不太恰当。军阀是讲地方上一些军事首领，只注重地方利益的。我父亲当然跟广西关系很多，但他做国防部长、参谋长，他北伐、抗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为了整个国家的，不是为了赢取私人性的东西。
李怀宇：海外有没有学者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
白先勇：还比较少。我想最有影响的就是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在国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讲得比较自由。
李怀宇：从事历史研究尤其是口述历史，会发现有时候回忆是不可靠的。
白先勇：是的，有时候回忆不见得那么可靠，有时候会忘掉，或者错忆了。回忆有时候往往是观点比史实更重要。
李怀宇：你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回忆，你父亲的回忆之外，其他的史料会怎么运用？
白先勇：我尽量去看一些史料，看别人的回忆录，还有我父亲跟别人的一些信件。后来我在广西图书馆发现一批我父亲的演讲稿，他在抗战前后，到了很多省，要推动他的政策，到处去演讲，那个稿子就是那时候的一手资料了。有时候我也去访问别人。
李怀宇：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歪曲的记载，即使是近现代史，里面也有很多不实的记录。
白先勇：非常多。我想以后渐渐地要还原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沉重的工作。
李怀宇：在民国这一段，因为国共两边各有看法，还有史学家取的材料，立的观点，也影响了对民国史的一些判断。
白先勇：没错，这个很复杂，比如说有些国军将领被俘，他们也写了很多回忆录，好多话都不能讲，或者他得歪曲来讲，所以很多地方又靠不住了。
李怀宇：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的人，在那个环境底下，也很难畅所欲言？
白先勇：有些话也不能讲，这都是问题。这民国史上面，可能有的都已经嫌晚了，很多当事人不在了。现在台湾应该还有些人在做，有些人还活着，虽然他们有些八九十岁了，也做了一部分，还做得不够。
李怀宇：期待看你怎么写你父亲。
白先勇：我想我应该提一句，我是写小说的，别人一定会讲：因为写自己的父亲，你一定是很主观来看的，我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传记，总是有一个看法的，这也是我个人对我父亲的看法。
《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
李怀宇著
漓江出版社 2012.1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