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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已经过去69年了,然而直到今天,在当年的战败国日本,对于那段历史反思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对于历史的认知依然存在诸多谬误。因此,重温那段二战史,对于今天的人们依然有重大的意义。而回看历史有诸多的角度和方式,其中影像回顾,便是很独特的一种视角。和二战影像相关的内容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不同国家所拍摄的战争题材电影。电影是电影人的主动创作,因此它更能反映这个国家对于当年那段历史是如何认知的。在二战题材电影中,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镜头和角度显得尤为独特。如果比较这两个国家在战后拍摄的电影,可以窥见出很多现实态度和历史认知。
日本人的惯性遗忘
星条旗插上硫磺岛,这张拍摄于1945年2月的历史照片可谓是历史的经典定格。当年在太平洋小岛硫磺岛上,日军与美军曾展开过殊死拼杀,而那场残酷的拉锯战后来也被形容为太平洋上的绞肉机。
后来以这场战役拍摄的电影有不少。其中的代表作有2006年美国著名导演克里特·伊斯特伍德所连续拍摄的两部反映这场战争的影片,第一部叫《父辈的旗帜》。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硫磺岛战役的第五天,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医以及1名随军记者一起缔造那张著名的历史照片的故事——他们把美国国旗插上了硫磺岛的制高点。这部电影是从美方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役的,凸显的也是美军惯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影片中同样被强化的还有日军的非正义化形象。那么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从日方的角度来解读,又将是怎样的情景呢?
于是便有了克里特·伊斯特伍德以此题材拍摄的第二部电影《硫磺岛来信》。此次导演以日方的角度来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电影的主角正是一群在战场上写着家书,每天都渴望着早日活着回到故乡的日本士兵。整部影片着重刻画的是日本士兵的那种对家乡的眷念和对战争的厌恶。
从《父辈的旗帜》到《硫磺岛来信》,这两部电影曾让人这样问过克里特·伊斯特伍德:“为什么要用两部电影从敌对双方的角度来表现这段历史?”克里特·伊斯特伍德回答说:“尽最大可能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那么这些二战电影和真实的史实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电影又是怎样折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呢?
2014年8月6日,人们在河中放置河灯,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69周年。而就在前一天,一场葬礼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葬礼的主角名叫西奥多·范特克,享年93岁。他是二战期间在广岛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飞行员之一。范特克曾回忆说,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原理,也不清楚爆炸的冲击波是否会把自己的轰炸机撕成碎片。在按下投弹按钮漫长的43秒之后,蘑菇云升腾而起。
日本电影《黑雨》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20岁的野子在回家的小船上,也看到了强烈的闪光,并被黑雨淋湿。回到村里,相继有人死去,大家每天都谈论着如何医治原子弹爆炸后的后遗症。多年后,野子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死亡悄悄向她靠近。
1991年左右,日本有两部不错的电影问世,其一便是《黑雨》,其二便是著名导演黑泽明导演的《八月狂想曲》。确切说,这两部电影反映的都是同样主题。《八月狂想曲》写的正是一个年轻孩子回去长崎看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当时很多日本小孩并不知道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
在早期的日本电影里,有很多像《黑雨》中这样的平民受害者。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电影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剂,承担起激励民众的重任,对战争的批判和谴责也成为那一时期常见的题材。这种持续对战争的反思电影浪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电影《战争与人》三部曲中达到了高潮。再之后,这样的题材在日本电影界开始渐渐销声匿迹,反之描写日本人如何被空袭以及为国献身的神风特攻队成了二战电影的主要题材。
2013年12月31日,日本电影《永远的零》在寒风中热映。职业军人这个曾经被避讳的形象再度活跃在银幕之上。《永远的零》作者百田尚树在2006年出版同名小说时即大获成功,成为当年畅销作家,其销售量达到400万册。百田为自己辩解说:“我意识到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们正从日本消逝,这就是我创作《永远的零》的契机。我认为必须把父辈们的伟大时代讲给年轻一代知晓。”影片上映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观看,并表示非常感动。然而这部让日本首相非常感动的影片却受到美国人的批评。但《永远的零》并非第一部美化侵略历史的作品。
2001年,影片《独立》在日本上映,引起印尼等国家媒体的强烈抨击,印尼政府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影片中,入侵印尼的日军被美化为协助印尼等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战士。这种混淆历史真相的做法,很容易蛊惑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进而起到鼓动民族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的作用。
2013年的皮尤调查中心数据显示,6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已为战争做出了足够道歉。而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持有这一观点的比例则更高,达到73%。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对历史的真相并不了解,甚至是似是而非。因为这些电影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会让更多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是受害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仍然还有一些日本电影人在努力正视历史。享有国际声誉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在80岁那年也做了一场有关历史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个阴暗的隧道里。战争结束后,剧中的“我”是唯一的生还者,回家途中遇到一个从隧道中走出来的士兵,已经阵亡的他认为自己没有死亡,他说他回到了家,还吃到了母亲做的饭菜。剧中的“我”一再证明他是死过的人,他才不情愿地离去。接着,全部阵亡的第三小分队列队从隧道中走来,“我”像劝第一个士兵那样,劝他们全部回去安息。
影片中生者与死者的超现实对话、梦境般的影像色调传递出老年黑泽明对生与死的思索。在将近70年的时光渐渐散去之后,老一辈的日本电影人开始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演绎成一场亦真亦幻的梦,这究竟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还是艺术表达的极致?
德国人的重新定位 一个民族最不光彩的历史,往往是对外战争。吊诡之处在于,创造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需要,同样会本能地掩盖和美化这段历史,这就是一个民族正视历史的困境。一国公民如何在国家记忆中建构自己公民身份,关键就在于审查和正视历史,然而这一步却是非常之难。也正因如此,世界对于二战后的德国及德国人心怀敬意,因为同样作为战争发起者,德国人突破了这一困境。
在电影的反思当中,德国导演约瑟夫·威尔斯奈尔在1993年拍摄的《决战斯大林格勒》堪称经典。影片中,别无选择的德军士兵费斯在枪决一名苏联小孩时,流下了眼泪,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费斯的眼泪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这部电影同样是以战争发起者的视角来看待斯大林格勒这场残酷的战役。电影通过一队德国士兵从兴奋到恐惧,再到失落与疯狂,刻画出战争对人精神肉体的双重毁灭。而对于苏军与平民,影片给予了同情与平视。在两军暂时停火的一个片段里,费斯用自己手里的面包交换对方手里的肉块,敌对双方在极端的环境下基于人类生存的本能达成了相互的妥协和理解。而下一秒,冷枪响起,人性再度被埋没在战火的硝烟之中。
从西德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到对纳粹分子的清算,再到对受害者的赔偿,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在二战后彻底反省了。然而,如果将时间之轮拨回到二战刚结束的20年,人们会发现德国人的反思之路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利。
在这20年里,德国并没有拍太多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开始他们选择遗忘历史,因为这段历史令他们感到痛苦。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多数德国人每天都在为基本生存四处奔波,对纳粹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罪行累累的纳粹分子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此时西德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纳粹罪行及其残余势力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攻击目标。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她看来,二战结束仅仅20年,一个原纳粹党员可以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虽然在战后几十年中,德国也避免反思战争,相信其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在反思纳粹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受法国新浪潮的影响,60年代的西德出现了一股旨在振兴德国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其中涌现了多位后来享誉国际的电影导演,这批导演将对社会的批评视为电影的核心。
1979年,施隆多夫通过反纳粹电影《铁皮鼓》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影片中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奥斯卡通过鼓声和尖叫声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控诉,这个小男孩每次尖叫都会有东西破碎。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是导演对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反思。该片在1980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近20年,德国的二战电影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电影人从更加多元的历史角度来反思战争。这其中,2004年上映的《帝国的毁灭》引起一阵热议。希特勒,德国二战电影中一个绕不开的人,有些电影中,希特勒只是一个背景人物;有些人则把他刻画成一个可怜巴巴的小丑;而更多的电影则把他刻画成一个战争疯子。而在《帝国的毁灭》当中,希特勒既不是小丑,也不是疯子,相反他得到了更多人性化的描写。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女秘书荣格的视角出发,描写希特勒在掩体中度过人生最后12天的情景,该片成为了2004年德国最为抢眼的电影,也引起舆论的争议。
“有必要将一个恶魔刻画成一个人吗?”“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面对这样的质疑,导演西斯贝格则表示:“希特勒的所有罪行都是由人来实施的,如果你认为这些只是邪恶的魔鬼的话,那你就太天真了。就只因为希特勒这一个恶魔,犹太人便惨遭厄运,是到了消除这种错误认识的时候了。是当时的制度制造了对犹太人的罪行,就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暴行。”
独裁者的诞生,也是人性异化的过程。影片将希特勒视为人而非魔鬼,表现出德国人在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上日渐成熟。同时,影片也在引导观众思考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个体责任。影片的片头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独白,此人便是希特勒最后三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荣格:“我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当初我可以说自己不愿去元首的司令部。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太好奇了,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把我带到了一个不曾想到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德国人来说都有明确的定义,即便是在二战后出生的人,都会在未来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正视历史,也包括对人性本质的反思。新一代德国人正在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经历战争的第一代德国人会对战争感到愧疚、绝望;接着的一代人会带着思考、吸取经验教训的眼光来看待战争,他们会问自己:“如果我在那种环境下我会怎么做?我会有勇气反抗吗?”
战争史对二战的研究没有穷尽,电影对二战的创作也未结束。因为直到今天,当年的血泪和辛酸依然令人唏嘘,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该如何去审视这些过往。如果不正视历史,那么这个民族的记忆将会被扭曲,甚至被中断。所谓继往开来,就是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的历史之后,才能真正满心砥砺地大踏步前进。正如作家福克纳所说:“过去没有死亡,甚至没有过去。”
日本人的惯性遗忘
星条旗插上硫磺岛,这张拍摄于1945年2月的历史照片可谓是历史的经典定格。当年在太平洋小岛硫磺岛上,日军与美军曾展开过殊死拼杀,而那场残酷的拉锯战后来也被形容为太平洋上的绞肉机。
后来以这场战役拍摄的电影有不少。其中的代表作有2006年美国著名导演克里特·伊斯特伍德所连续拍摄的两部反映这场战争的影片,第一部叫《父辈的旗帜》。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硫磺岛战役的第五天,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医以及1名随军记者一起缔造那张著名的历史照片的故事——他们把美国国旗插上了硫磺岛的制高点。这部电影是从美方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役的,凸显的也是美军惯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影片中同样被强化的还有日军的非正义化形象。那么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从日方的角度来解读,又将是怎样的情景呢?
于是便有了克里特·伊斯特伍德以此题材拍摄的第二部电影《硫磺岛来信》。此次导演以日方的角度来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电影的主角正是一群在战场上写着家书,每天都渴望着早日活着回到故乡的日本士兵。整部影片着重刻画的是日本士兵的那种对家乡的眷念和对战争的厌恶。
从《父辈的旗帜》到《硫磺岛来信》,这两部电影曾让人这样问过克里特·伊斯特伍德:“为什么要用两部电影从敌对双方的角度来表现这段历史?”克里特·伊斯特伍德回答说:“尽最大可能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那么这些二战电影和真实的史实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电影又是怎样折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呢?
2014年8月6日,人们在河中放置河灯,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69周年。而就在前一天,一场葬礼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葬礼的主角名叫西奥多·范特克,享年93岁。他是二战期间在广岛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飞行员之一。范特克曾回忆说,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原理,也不清楚爆炸的冲击波是否会把自己的轰炸机撕成碎片。在按下投弹按钮漫长的43秒之后,蘑菇云升腾而起。
日本电影《黑雨》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20岁的野子在回家的小船上,也看到了强烈的闪光,并被黑雨淋湿。回到村里,相继有人死去,大家每天都谈论着如何医治原子弹爆炸后的后遗症。多年后,野子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死亡悄悄向她靠近。
1991年左右,日本有两部不错的电影问世,其一便是《黑雨》,其二便是著名导演黑泽明导演的《八月狂想曲》。确切说,这两部电影反映的都是同样主题。《八月狂想曲》写的正是一个年轻孩子回去长崎看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当时很多日本小孩并不知道是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
在早期的日本电影里,有很多像《黑雨》中这样的平民受害者。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电影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剂,承担起激励民众的重任,对战争的批判和谴责也成为那一时期常见的题材。这种持续对战争的反思电影浪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电影《战争与人》三部曲中达到了高潮。再之后,这样的题材在日本电影界开始渐渐销声匿迹,反之描写日本人如何被空袭以及为国献身的神风特攻队成了二战电影的主要题材。
2013年12月31日,日本电影《永远的零》在寒风中热映。职业军人这个曾经被避讳的形象再度活跃在银幕之上。《永远的零》作者百田尚树在2006年出版同名小说时即大获成功,成为当年畅销作家,其销售量达到400万册。百田为自己辩解说:“我意识到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们正从日本消逝,这就是我创作《永远的零》的契机。我认为必须把父辈们的伟大时代讲给年轻一代知晓。”影片上映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观看,并表示非常感动。然而这部让日本首相非常感动的影片却受到美国人的批评。但《永远的零》并非第一部美化侵略历史的作品。
2001年,影片《独立》在日本上映,引起印尼等国家媒体的强烈抨击,印尼政府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影片中,入侵印尼的日军被美化为协助印尼等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战士。这种混淆历史真相的做法,很容易蛊惑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进而起到鼓动民族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的作用。
2013年的皮尤调查中心数据显示,6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已为战争做出了足够道歉。而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持有这一观点的比例则更高,达到73%。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对历史的真相并不了解,甚至是似是而非。因为这些电影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会让更多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是受害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仍然还有一些日本电影人在努力正视历史。享有国际声誉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在80岁那年也做了一场有关历史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个阴暗的隧道里。战争结束后,剧中的“我”是唯一的生还者,回家途中遇到一个从隧道中走出来的士兵,已经阵亡的他认为自己没有死亡,他说他回到了家,还吃到了母亲做的饭菜。剧中的“我”一再证明他是死过的人,他才不情愿地离去。接着,全部阵亡的第三小分队列队从隧道中走来,“我”像劝第一个士兵那样,劝他们全部回去安息。
影片中生者与死者的超现实对话、梦境般的影像色调传递出老年黑泽明对生与死的思索。在将近70年的时光渐渐散去之后,老一辈的日本电影人开始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演绎成一场亦真亦幻的梦,这究竟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还是艺术表达的极致?
德国人的重新定位 一个民族最不光彩的历史,往往是对外战争。吊诡之处在于,创造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需要,同样会本能地掩盖和美化这段历史,这就是一个民族正视历史的困境。一国公民如何在国家记忆中建构自己公民身份,关键就在于审查和正视历史,然而这一步却是非常之难。也正因如此,世界对于二战后的德国及德国人心怀敬意,因为同样作为战争发起者,德国人突破了这一困境。
在电影的反思当中,德国导演约瑟夫·威尔斯奈尔在1993年拍摄的《决战斯大林格勒》堪称经典。影片中,别无选择的德军士兵费斯在枪决一名苏联小孩时,流下了眼泪,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费斯的眼泪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这部电影同样是以战争发起者的视角来看待斯大林格勒这场残酷的战役。电影通过一队德国士兵从兴奋到恐惧,再到失落与疯狂,刻画出战争对人精神肉体的双重毁灭。而对于苏军与平民,影片给予了同情与平视。在两军暂时停火的一个片段里,费斯用自己手里的面包交换对方手里的肉块,敌对双方在极端的环境下基于人类生存的本能达成了相互的妥协和理解。而下一秒,冷枪响起,人性再度被埋没在战火的硝烟之中。
从西德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到对纳粹分子的清算,再到对受害者的赔偿,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在二战后彻底反省了。然而,如果将时间之轮拨回到二战刚结束的20年,人们会发现德国人的反思之路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利。
在这20年里,德国并没有拍太多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开始他们选择遗忘历史,因为这段历史令他们感到痛苦。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多数德国人每天都在为基本生存四处奔波,对纳粹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罪行累累的纳粹分子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此时西德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纳粹罪行及其残余势力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攻击目标。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她看来,二战结束仅仅20年,一个原纳粹党员可以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虽然在战后几十年中,德国也避免反思战争,相信其脆弱的民主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真实记忆,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在反思纳粹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受法国新浪潮的影响,60年代的西德出现了一股旨在振兴德国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其中涌现了多位后来享誉国际的电影导演,这批导演将对社会的批评视为电影的核心。
1979年,施隆多夫通过反纳粹电影《铁皮鼓》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影片中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奥斯卡通过鼓声和尖叫声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控诉,这个小男孩每次尖叫都会有东西破碎。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是导演对战后德意志民族的反思。该片在1980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近20年,德国的二战电影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电影人从更加多元的历史角度来反思战争。这其中,2004年上映的《帝国的毁灭》引起一阵热议。希特勒,德国二战电影中一个绕不开的人,有些电影中,希特勒只是一个背景人物;有些人则把他刻画成一个可怜巴巴的小丑;而更多的电影则把他刻画成一个战争疯子。而在《帝国的毁灭》当中,希特勒既不是小丑,也不是疯子,相反他得到了更多人性化的描写。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女秘书荣格的视角出发,描写希特勒在掩体中度过人生最后12天的情景,该片成为了2004年德国最为抢眼的电影,也引起舆论的争议。
“有必要将一个恶魔刻画成一个人吗?”“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面对这样的质疑,导演西斯贝格则表示:“希特勒的所有罪行都是由人来实施的,如果你认为这些只是邪恶的魔鬼的话,那你就太天真了。就只因为希特勒这一个恶魔,犹太人便惨遭厄运,是到了消除这种错误认识的时候了。是当时的制度制造了对犹太人的罪行,就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暴行。”
独裁者的诞生,也是人性异化的过程。影片将希特勒视为人而非魔鬼,表现出德国人在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上日渐成熟。同时,影片也在引导观众思考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个体责任。影片的片头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独白,此人便是希特勒最后三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荣格:“我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当初我可以说自己不愿去元首的司令部。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太好奇了,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把我带到了一个不曾想到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段历史对于每一个德国人来说都有明确的定义,即便是在二战后出生的人,都会在未来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正视历史,也包括对人性本质的反思。新一代德国人正在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经历战争的第一代德国人会对战争感到愧疚、绝望;接着的一代人会带着思考、吸取经验教训的眼光来看待战争,他们会问自己:“如果我在那种环境下我会怎么做?我会有勇气反抗吗?”
战争史对二战的研究没有穷尽,电影对二战的创作也未结束。因为直到今天,当年的血泪和辛酸依然令人唏嘘,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该如何去审视这些过往。如果不正视历史,那么这个民族的记忆将会被扭曲,甚至被中断。所谓继往开来,就是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的历史之后,才能真正满心砥砺地大踏步前进。正如作家福克纳所说:“过去没有死亡,甚至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