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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任鸿隽早年曾是激进的革命救国论者，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命运的好转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其中，科学之学界的建立尤为重要。为此，他倡导科学研究，弘扬科学精神，始终不渝地为科学救国理想的实现而殚精竭虑。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共同体的缔造者，他既没有狭隘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也没有机械地将其视为反对封建传统的思想武器，而是在强调科学的认知和求真功能的前提下，着力阐扬科学的社会功能。因而，他远远超越了其所学之化学专业的范围，在探索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对科学与国运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独辟蹊径的有益探讨。
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以发展科学的方式来达到避免革命、拯救国家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正是由于任鸿隽等人的执著追求与不懈努力，才使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底基初奠。在中华民族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任鸿隽从人文的角度对科学的阐释，以及其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依然不失其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科学对实业发展的推动
把实业振兴与富国强民联系在一起，是任鸿隽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部分先进人士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理想。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更是将大力发展实业提上议事日程。受其影响，任鸿隽在临时政府供职期间，曾经起草过“最近之四川”的计划，内容涉及四川的交通、金融、财政等各项大政方针，意欲施展其振兴中国实业的抱负。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任鸿隽留美后，毅然选择了化学工程作为主攻专业，“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工业疲弱不振的局面，他呼吁实业家的出现，认为“一国中非有若干实业家为之柱石，则其社会必不稳固，而时时有倾危之虞”。在列强并立之际，若要御侮图存，必须“由农业国民进而为制造的国民”，实现工业化。进而指出，无论是和平时期的商业竞争，还是战争年代的武力较量，都有赖于实业的发达。如果实业发展的水平与人相去甚远，那么，无需交战而胜负已定。
科学研究是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是任鸿隽后来对实业救国思想的超越。
留学之后，他明确指出，科学对发展实业的重要性在于：第一，近世实业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产生的；第二，实业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科学的进步；第三，科学研究有利于实业项目的扩充。所以，科学是实业之母，要讲求实业，不可不先讲求科学。
他还具体阐述了工业、农业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古今工业之不同，即在于前者起源于生活中熟能生巧的手工技术，后者则依赖于科学的发明，“工业为科学之产物”，“科学上之进步无穷，而工业上之进步其又可量耶”。在一般人看来，发展农业是无需科学知识指导的。任鸿隽却不以为然，认为农业必须用学术来改进。比如，改良种子和土壤，就与生物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农业的本根”，还应“放在学术研究上”。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农业等应用科学的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得自于纯粹科学的研究，故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此外，他还介绍了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以阐明科学对技术革新的意义。1916年，他向国人详细介绍了工业制取氢气的四种方法； 1918年，又介绍了利用炭来制造焦煤、煤气、人造色料和炸药等的技术。这些技术革新的成果，可以给人类带来新的物质财富。他说，“凡创一实业，志在生利”，但这并“不是把你囊中的抢来放我的囊中”，而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把无用的物质变成有用，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
基于上述认识，任鸿隽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实业羸弱不振的原因。单从实业界自身方面来看，第一是求利太奢；第二是求效太速；第三是不能持久。所有这些，的确制约了实业的顺利发展。但他认为，实业界和科学界缺乏联络，才是实业不振的根本原因。实业家可以提供相关的实业研究对象，而苦无研究人才；实业学生有研究实业的能力，而苦无研究对象。长此以往，“中国实业的振兴就不知要迟延几多时日”，“乃至两败俱伤，而实业遂归无望”。为此，他建议设立“介绍机关”，以“沟通科学家与实业家的联络”。如此一来，学界中人便可有的放矢地从事研究，而实业界则可利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促进实业的发展。
当然，意识到科学研究之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者，并非任鸿隽一人。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侯德榜、生物学家秉志、植棉专家过探先等也有相近的认识。与他们相比，任鸿隽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认识到了科学研究是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科学与实业的内在联系，而且提出了加强实业与科学两界沟通的战略性建议。这一建议，尽管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其意义是不能被低估的。
科学对社会政治的促进
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是与救国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科学救国”的理想目标下，他最早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他较早认识到：“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以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所说的“民权”与民主同义，而“学术思想”则主要是指科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水平和国家实力才得以日益提高。如果不修学术，漠视科学，政治民主和国家强盛就无从谈起。他将科学与民主同列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双轮，从而肯定了科学对社会政治进步的促进作用。 任鸿隽认为，科学技术的革命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社会有了“平民的特采”，有了普及参政权和取消阶级制度的可能。他所说的民主虽然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但从追求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宏观目标来看，是与马克思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阶级关系的变革的认识相近的。
科学不仅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推进民主化进程，而且可通过提高行政效率来促进政治的进步与社会的稳定。在任鸿隽看来，如欲根本挽救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仅靠一两件事业的兴办或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实现整个行政机关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幅员广大，要想迅速动员起全国的力量共赴国难，绝非易事，但若有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励精图治，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也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认为现代化较为明显的特点是注重效率和强化组织，而强化组织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任鸿隽认为，用科学的理性来发现自然的奥秘，指导人生的行为，规定人类的关系，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
任鸿隽更为注重的是，科学有助于养成从政者完善的人格。他认为，从政者缺乏健全的人格，是造成国家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才能树立健全的国格。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侵华日军面前节节败退，国格尽损。任鸿隽倡议利用人格的力量争取国家的尊严。因此，他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将热河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军制不良的说法，认为军制不良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大敌当前，总不能等到军制完全改良后再去应对。他希望用人的精神与能力去补充机械的不足。也就是说，“国格既然发生了危险，唯有用国民的人格去挽救，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虽然无法阻止他国对中国国格的蔑视，但政府至少有能力做到，通过培养国民的人格，使其对国家产生一种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情感，戮力同心，挽回国格。
实际上，早在1914年，任鸿隽就指出，外患频仍，还不是最根本的祸患，而最令人担心的是由人格缺陷造成的内乱不已。内乱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群盗无赖，鼠窃狗偷”，其直接之害是使民不聊生；二是“佥壬在位，举措乖方”，其结果是使忧时爱国之士意欲起而改变之。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国人无学，生计凋残，人相竞于私利私害，以至此耳。于此时也，道德退舍，人欲横流”。大势如此，即使有个别高尚纯洁的爱国之士力图挽救，也不会收到明显的成效。所以，根本之计只能是建设科学的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分子既异，实质自然改观”。可见，科学是铸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而理想人格的养成，直接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任鸿隽认为，科学对醇化道德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首先，科学的进步可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奠定道德完善的经济基础。他认为，管子所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古今不变的定理，而“仓廪实”和“衣食足”的繁荣景象，无疑有赖于科学的进步。其次，科学可使人们善辨是非、分清利害。有些人之所以为非作歹，不顾后果，是因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无法分清利害得失。如果他们明晓科学的基本原理，理性地去审察人我关系，那么就可以使“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他举例说，明白了经济学的定理，就会明白损人者必自损；了解了社会学的原理，就会知道个体不能独立生存，而需与他人和社会相助为用。随着科学的进步，世间万事万物的联系更加紧密，以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乎于此，那种狭隘为己的私念就会渐渐消退，而同情他人及爱戴社会和国家的情感就会油然而生。也就是说，科学原理能使人深切体认事物、人我及个人与国家之间固有的关系，从而消除狭隘自私、盲目妄求的意识。因此，高尚的人格和社会的稳定，“皆当于科学求之耳”，那些以为科学仅属于知识范畴而与道德无涉的认识，是不足为训的。
20世纪上半叶，包括任鸿隽在内的信奉“科学救国论”的爱国人士，都希冀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提高从政者的道德修养与行政能力。在他们看来，由于缺乏科学修养，当道者不论是非，不审国情，盲目行事，造成政治紊乱、国运危殆的局面。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强化科学训练以完善国民的人格。诚然，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如果过分强调道德对社会政治的促进作用，认为通过提高科学素养和完善人格国格，就可使社会臻于理想之境，难免就会陷入道德淑世主义的误区。然而，任鸿隽等人希望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和完善人格，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并将科学训练作为重要的途径，这是发掘科学的人文内涵的一种积极努力，无疑有益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心。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以发展科学的方式来达到避免革命、拯救国家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正是由于任鸿隽等人的执著追求与不懈努力，才使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底基初奠。在中华民族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任鸿隽从人文的角度对科学的阐释，以及其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依然不失其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科学对实业发展的推动
把实业振兴与富国强民联系在一起，是任鸿隽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部分先进人士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理想。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更是将大力发展实业提上议事日程。受其影响，任鸿隽在临时政府供职期间，曾经起草过“最近之四川”的计划，内容涉及四川的交通、金融、财政等各项大政方针，意欲施展其振兴中国实业的抱负。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任鸿隽留美后，毅然选择了化学工程作为主攻专业，“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工业疲弱不振的局面，他呼吁实业家的出现，认为“一国中非有若干实业家为之柱石，则其社会必不稳固，而时时有倾危之虞”。在列强并立之际，若要御侮图存，必须“由农业国民进而为制造的国民”，实现工业化。进而指出，无论是和平时期的商业竞争，还是战争年代的武力较量，都有赖于实业的发达。如果实业发展的水平与人相去甚远，那么，无需交战而胜负已定。
科学研究是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是任鸿隽后来对实业救国思想的超越。
留学之后，他明确指出，科学对发展实业的重要性在于：第一，近世实业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产生的；第二，实业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科学的进步；第三，科学研究有利于实业项目的扩充。所以，科学是实业之母，要讲求实业，不可不先讲求科学。
他还具体阐述了工业、农业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古今工业之不同，即在于前者起源于生活中熟能生巧的手工技术，后者则依赖于科学的发明，“工业为科学之产物”，“科学上之进步无穷，而工业上之进步其又可量耶”。在一般人看来，发展农业是无需科学知识指导的。任鸿隽却不以为然，认为农业必须用学术来改进。比如，改良种子和土壤，就与生物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农业的本根”，还应“放在学术研究上”。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农业等应用科学的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得自于纯粹科学的研究，故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此外，他还介绍了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以阐明科学对技术革新的意义。1916年，他向国人详细介绍了工业制取氢气的四种方法； 1918年，又介绍了利用炭来制造焦煤、煤气、人造色料和炸药等的技术。这些技术革新的成果，可以给人类带来新的物质财富。他说，“凡创一实业，志在生利”，但这并“不是把你囊中的抢来放我的囊中”，而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把无用的物质变成有用，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
基于上述认识，任鸿隽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实业羸弱不振的原因。单从实业界自身方面来看，第一是求利太奢；第二是求效太速；第三是不能持久。所有这些，的确制约了实业的顺利发展。但他认为，实业界和科学界缺乏联络，才是实业不振的根本原因。实业家可以提供相关的实业研究对象，而苦无研究人才；实业学生有研究实业的能力，而苦无研究对象。长此以往，“中国实业的振兴就不知要迟延几多时日”，“乃至两败俱伤，而实业遂归无望”。为此，他建议设立“介绍机关”，以“沟通科学家与实业家的联络”。如此一来，学界中人便可有的放矢地从事研究，而实业界则可利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促进实业的发展。
当然，意识到科学研究之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者，并非任鸿隽一人。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侯德榜、生物学家秉志、植棉专家过探先等也有相近的认识。与他们相比，任鸿隽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认识到了科学研究是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科学与实业的内在联系，而且提出了加强实业与科学两界沟通的战略性建议。这一建议，尽管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其意义是不能被低估的。
科学对社会政治的促进
任鸿隽的科学文化思想，是与救国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科学救国”的理想目标下，他最早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他较早认识到：“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以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所说的“民权”与民主同义，而“学术思想”则主要是指科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水平和国家实力才得以日益提高。如果不修学术，漠视科学，政治民主和国家强盛就无从谈起。他将科学与民主同列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双轮，从而肯定了科学对社会政治进步的促进作用。 任鸿隽认为，科学技术的革命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社会有了“平民的特采”，有了普及参政权和取消阶级制度的可能。他所说的民主虽然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但从追求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宏观目标来看，是与马克思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阶级关系的变革的认识相近的。
科学不仅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推进民主化进程，而且可通过提高行政效率来促进政治的进步与社会的稳定。在任鸿隽看来，如欲根本挽救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仅靠一两件事业的兴办或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实现整个行政机关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幅员广大，要想迅速动员起全国的力量共赴国难，绝非易事，但若有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励精图治，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也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认为现代化较为明显的特点是注重效率和强化组织，而强化组织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任鸿隽认为，用科学的理性来发现自然的奥秘，指导人生的行为，规定人类的关系，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
任鸿隽更为注重的是，科学有助于养成从政者完善的人格。他认为，从政者缺乏健全的人格，是造成国家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才能树立健全的国格。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侵华日军面前节节败退，国格尽损。任鸿隽倡议利用人格的力量争取国家的尊严。因此，他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将热河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军制不良的说法，认为军制不良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大敌当前，总不能等到军制完全改良后再去应对。他希望用人的精神与能力去补充机械的不足。也就是说，“国格既然发生了危险，唯有用国民的人格去挽救，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虽然无法阻止他国对中国国格的蔑视，但政府至少有能力做到，通过培养国民的人格，使其对国家产生一种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情感，戮力同心，挽回国格。
实际上，早在1914年，任鸿隽就指出，外患频仍，还不是最根本的祸患，而最令人担心的是由人格缺陷造成的内乱不已。内乱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群盗无赖，鼠窃狗偷”，其直接之害是使民不聊生；二是“佥壬在位，举措乖方”，其结果是使忧时爱国之士意欲起而改变之。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国人无学，生计凋残，人相竞于私利私害，以至此耳。于此时也，道德退舍，人欲横流”。大势如此，即使有个别高尚纯洁的爱国之士力图挽救，也不会收到明显的成效。所以，根本之计只能是建设科学的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分子既异，实质自然改观”。可见，科学是铸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而理想人格的养成，直接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任鸿隽认为，科学对醇化道德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首先，科学的进步可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奠定道德完善的经济基础。他认为，管子所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古今不变的定理，而“仓廪实”和“衣食足”的繁荣景象，无疑有赖于科学的进步。其次，科学可使人们善辨是非、分清利害。有些人之所以为非作歹，不顾后果，是因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无法分清利害得失。如果他们明晓科学的基本原理，理性地去审察人我关系，那么就可以使“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他举例说，明白了经济学的定理，就会明白损人者必自损；了解了社会学的原理，就会知道个体不能独立生存，而需与他人和社会相助为用。随着科学的进步，世间万事万物的联系更加紧密，以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乎于此，那种狭隘为己的私念就会渐渐消退，而同情他人及爱戴社会和国家的情感就会油然而生。也就是说，科学原理能使人深切体认事物、人我及个人与国家之间固有的关系，从而消除狭隘自私、盲目妄求的意识。因此，高尚的人格和社会的稳定，“皆当于科学求之耳”，那些以为科学仅属于知识范畴而与道德无涉的认识，是不足为训的。
20世纪上半叶，包括任鸿隽在内的信奉“科学救国论”的爱国人士，都希冀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提高从政者的道德修养与行政能力。在他们看来，由于缺乏科学修养，当道者不论是非，不审国情，盲目行事，造成政治紊乱、国运危殆的局面。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强化科学训练以完善国民的人格。诚然，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如果过分强调道德对社会政治的促进作用，认为通过提高科学素养和完善人格国格，就可使社会臻于理想之境，难免就会陷入道德淑世主义的误区。然而，任鸿隽等人希望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和完善人格，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进步，并将科学训练作为重要的途径，这是发掘科学的人文内涵的一种积极努力，无疑有益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心。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