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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道德可区分为“为官之德”（官德）和“为民之德”（民德）两部分。为官之德的主要思想是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强调为君、为官、为政之德，用统治者的道德榜样来感化人民，匡扶社会风气。为民之德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相对于为官之德糟粕较多。由于时代的区别，在道德观念和德育方式上，当今与古代有很大不同。
【关键词】古代官德；古代民德；现代道德
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一提起当前社会风气不好，一看到某些社会丑恶现象，便说是道德滑坡了，于是便怀念起传统的道德风尚来，希望用传统的道德及传统道德教育方式来实现当今社会风气的好转。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看不到时代的区别以及我国社会的进步，不仅达不到道德建设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我们对传统道德要做具体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国古代道德可区分为“为官之德”和“为民之德”两部分。
1．为官之德
我国古代为官之德的主要思想是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强调为君、为官、为政之德，用统治者的道德榜样来感化人民，匡扶社会风气。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把普通大众视为“小人”固然不对，但其主要意思是说领导的道德好比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领导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向北极星一般，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孔子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说教。先秦儒家这一针对领导者的道德哲学，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政治道德的理论基础，要求历代统治者信奉它、实行它。以至于我国古代有治国之要在于治吏（“治国之要，其本在吏”《后汉书•百官五》）的说法，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宋朝初年，宋太宗还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颁行天下，各州县官吏将其刻在石上，立于官署大堂前，即所谓“戒石铭”。这一警示官员的方法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
我国古代为官之德，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1自谦。成书于春秋时代，相传是出自周公之手的《礼记•曲礼下》对统绐者的称谓作了一些规定：天子与诸侯自称孤、寡、不谷。“孤”、“寡”的意思是无德无能，寡德少德。这“德”除道德、品行、情操的含义，更主要的是给予人民和社会恩惠福利为“德”、善政为“德”、恤民为“德”、以民为本为“德”。“不谷”的意思是不善。这“不善”除指道德品行外，更主要的是指处事之不善——不那么正确、全面、高明。春秋时期，如果说，文王、武王、周公等拯民于水火，有德于百姓，给人民带来了福利安宁，那么，那些因血缘和裙带关系一夜之间就成了君侯的统台者，难道都有德于民了吗？显然不可能；其所作所为，是否都已尽善尽美了呢？显然也不可能。自称“孤”、“寡”、“不谷”，时时提醒自己对于人民的无德、少德与不善，这种规定，实事求是，敢于面对现实，用心良苦，对官员能起警示和约束作用。同样，如果有德于民，有德于人，也不要以仁德者自居，这才算有德。如果有德于民于人，喋喋不休，念念不忘，索誉要利，谋求高额报偿，那就没有德了。这即是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是儒家的“利天下而不敢自利”之说。
1．2自责。自责，或称为“罪己”，即从自己身上寻找国家治理得不好的原因。《左传》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勿焉。”《论语》中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有朕躬”（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归我一人承担）。封建社会，统治者握有对于臣民的生、杀、富、贫、贵、贱的命运，如果没有自责精神，那么敢冒贱身、贫身，杀身之险去犯逆鳞、提意见的人就太少了。而统治者能自觉地，或借天意谴告的形式进行自责，从自身寻找国家治理得不好的原因，不文过饰非、不委罪于人、反求诸己，那就会有正直之士相协助，找出过失与问题的真正原因，寻求更好的补救措施，以至君明国治，走上兴盛。
1．3注重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我国道德传统特别重视“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儒家常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荀子甚至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除其妖”。注重身体力行是中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让中国人以说假话、大话、空话为可耻。
1．4注重自我反省和推己及人。自我反省就是“反求诸己”，不让自己在行为上不负责任。孔子的学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推己及人则是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民常言“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推己及人就是爱心的表现，它把爱心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
1．5要求人们，尤其是官员树立光明磊落、心胸坦荡、问心无愧，没有内疚，心安理得的生活态度。如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而舍身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要求人们“养浩然之气”，要人们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一思想主张影响深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敌人威逼利诱下毫不动摇，从容就义，他在《绝笔自赞》中写道：“孔日成仁、孟云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庶几天愧”，就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追求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才能在敌人屠刀面前毫不动摇，舍生取义。对于生死尚且如此，何况对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呢？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开明统治者如此重视官德建设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认为官德关系到政权兴衰，国家治乱；二是认为官德具有表率作用，认为“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正人先正己”是道德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它要求在道德建设中“官德”重于“民德”即道德建设应先从官德抓起。
由于我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没有民主与法制，把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往往“人存政存、人亡政息”。除少数朝代开朝时的七、八十年，如汉朝文景之治，唐朝开元之治，以及儒家理想中的尧、舜、禹、汤时代，能正君德，抓官德，导民风，实现天下大治、国家兴盛外，其余时期官德、官风都不好，也不真正被重视，讲道德逐渐成了老百姓的事，道德建设成了官员们对老百姓讲道德的运动，似乎只有老百姓守了道德，天下就太平。结果中国古代不少时期则是如《庄子•则阳》中所说的那样，世风不正就责怪老百姓：“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把功劳归于人民），以失为（失误）在己；以正为（正确）在民，以枉为（错误）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所以凡是形成了一件过失的事），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什么都不公开，还责备人民不懂），大为难而罪不敢（大出难题，而治罪那些不敢做的人）。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提出力所难及的任务和远大目标而惩罚那些不胜任和达不到目标的）、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人民精疲力竭，就只好进行欺骗），日出多伪，士民安敢不伪（天天出现弄虚作假的事，人民谁还敢不弄虚作假呢）?”
不管怎么说，今天 “以德治国”，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官德促民德，以官风导民风的思想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民族精神，赋予这些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将可以大大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为民之德
为民之德，也就是做老百姓的道德。相对于对当官者的道德要求，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糟粕太多。
为民之德的核心是“礼”。我们今天还为是“礼仪之邦”而自豪，实际古代的“礼”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明礼貌，古代“礼”的主要内容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是一种统治方法。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遵循礼，人民就容易为统治者统治、驱使。对“礼”解释论述得最清楚明白的是荀子。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称者也”（贫富和等级的地位高低都要有相称的规定）；“故礼，上事天，下事地，亲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本也”。“亲先祖”是为了“隆君师”，昌“孝”是可以移之为“忠”。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礼”的主要内容是：一、封建的等级制度；二、隆君、崇尚君王，绝对保证君王的地位和物质精神享受（荀子虽然把人民的欲望、享受视之为恶，却主张君王应该“味莫美焉”、“妇女莫众焉”、“乐莫大焉”、“闲静莫愉焉”）。
当然，古之“礼”也包含有调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内容，但这种封建道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荀子论述的“礼”还包含：“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下下”即是治下，对上则柔，对下则刚。荀子对“礼”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自竦也”（恐惧不安诚惶诚恐，只深刻检查自己）。可见，封建社会的“礼”实质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君臣上下关系、人们言行的指导和标准，这就叫做礼治；“礼仪”也就是这一套封建等级道德的礼节仪式，用这套礼节仪式作为道德标准教化人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这一套礼教到了宋明道学家手里变得更加束缚人性。宋朝程颢、程颐明确提出封建社会的礼（一切制度）就是天理，号召老百姓“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欲望看成罪恶。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否？他回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了南宋末年，朱熹发展了二程的学说，成为封建礼教的集大成者。他说：“礼，谓制度品节也”，“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由于这套礼教很适合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朱熹的学说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学说，占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培养出了阿Q、祥林嫂这样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鲁迅斥责这种文化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可以说在我国古代道德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可取的多，对民众的道德要求，可取的少。
3．古代道德观念与当今道德的差异
古代道德与现代道德由于两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不同，因此，在道德观念和德育方式上又有很大不同：第一，古代社会是一个基本停滞的社会，社会生产最多能解决人的温饱问题，生活基本是在不断重复过去，古代德育只要把古老的教条和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就能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它要求人们要有不断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有在迅速变化和流动的社会中与人相处的能力；有对多样性和复杂性道德事件进行判断、辨析和作出选择的能力。第二，在道德调节范围上，古代道德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推演至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现代道德将道德调节的范围延伸至人类社会以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生态伦理、自然保护、关心物种等道德问题。第三，在道德评价标准上，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也有很大不同。例如，传统道德将义与利截然对立，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与当今社会鼓励个人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更与政府鼓励个人勤劳至富的政策背道而驰。第四，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最大的差别还在于教育目的的区别：传统道德教育完全为政治服务，教育人们驯服和顺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现代道德不仅为政治服务，更为生活服务，培养人的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教人们学会正确的道德选择。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差别说明，我们既不能用过去的道德标准衡量今天的道德，也不能用过去的的方法建设今天的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产生新的人文精神，也必将产生新的道德标准。因此，今天的道德建设必须转变观念，改进方法，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认为当今的社会道德总体是向上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例如，今天人们虽然注重自己的利益，注重自己个体价值的实现，但人们会越来越明白，尽管自己没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必须是一个遵守秩序的，崇尚契约精神即诚信的人，才能在社会上自立。此外，当今人们更注重独立人格、公民意识、创新精神等，这不比只知顺从和驯服进步吗？
收稿日期：2014-05-28
【关键词】古代官德；古代民德；现代道德
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一提起当前社会风气不好，一看到某些社会丑恶现象，便说是道德滑坡了，于是便怀念起传统的道德风尚来，希望用传统的道德及传统道德教育方式来实现当今社会风气的好转。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看不到时代的区别以及我国社会的进步，不仅达不到道德建设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我们对传统道德要做具体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国古代道德可区分为“为官之德”和“为民之德”两部分。
1．为官之德
我国古代为官之德的主要思想是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强调为君、为官、为政之德，用统治者的道德榜样来感化人民，匡扶社会风气。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把普通大众视为“小人”固然不对，但其主要意思是说领导的道德好比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领导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向北极星一般，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孔子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说教。先秦儒家这一针对领导者的道德哲学，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政治道德的理论基础，要求历代统治者信奉它、实行它。以至于我国古代有治国之要在于治吏（“治国之要，其本在吏”《后汉书•百官五》）的说法，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宋朝初年，宋太宗还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颁行天下，各州县官吏将其刻在石上，立于官署大堂前，即所谓“戒石铭”。这一警示官员的方法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
我国古代为官之德，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1自谦。成书于春秋时代，相传是出自周公之手的《礼记•曲礼下》对统绐者的称谓作了一些规定：天子与诸侯自称孤、寡、不谷。“孤”、“寡”的意思是无德无能，寡德少德。这“德”除道德、品行、情操的含义，更主要的是给予人民和社会恩惠福利为“德”、善政为“德”、恤民为“德”、以民为本为“德”。“不谷”的意思是不善。这“不善”除指道德品行外，更主要的是指处事之不善——不那么正确、全面、高明。春秋时期，如果说，文王、武王、周公等拯民于水火，有德于百姓，给人民带来了福利安宁，那么，那些因血缘和裙带关系一夜之间就成了君侯的统台者，难道都有德于民了吗？显然不可能；其所作所为，是否都已尽善尽美了呢？显然也不可能。自称“孤”、“寡”、“不谷”，时时提醒自己对于人民的无德、少德与不善，这种规定，实事求是，敢于面对现实，用心良苦，对官员能起警示和约束作用。同样，如果有德于民，有德于人，也不要以仁德者自居，这才算有德。如果有德于民于人，喋喋不休，念念不忘，索誉要利，谋求高额报偿，那就没有德了。这即是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是儒家的“利天下而不敢自利”之说。
1．2自责。自责，或称为“罪己”，即从自己身上寻找国家治理得不好的原因。《左传》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勿焉。”《论语》中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有朕躬”（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归我一人承担）。封建社会，统治者握有对于臣民的生、杀、富、贫、贵、贱的命运，如果没有自责精神，那么敢冒贱身、贫身，杀身之险去犯逆鳞、提意见的人就太少了。而统治者能自觉地，或借天意谴告的形式进行自责，从自身寻找国家治理得不好的原因，不文过饰非、不委罪于人、反求诸己，那就会有正直之士相协助，找出过失与问题的真正原因，寻求更好的补救措施，以至君明国治，走上兴盛。
1．3注重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我国道德传统特别重视“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儒家常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荀子甚至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除其妖”。注重身体力行是中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让中国人以说假话、大话、空话为可耻。
1．4注重自我反省和推己及人。自我反省就是“反求诸己”，不让自己在行为上不负责任。孔子的学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推己及人则是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民常言“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推己及人就是爱心的表现，它把爱心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
1．5要求人们，尤其是官员树立光明磊落、心胸坦荡、问心无愧，没有内疚，心安理得的生活态度。如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而舍身命取道义的人生主张，要求人们“养浩然之气”，要人们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一思想主张影响深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敌人威逼利诱下毫不动摇，从容就义，他在《绝笔自赞》中写道：“孔日成仁、孟云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庶几天愧”，就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追求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才能在敌人屠刀面前毫不动摇，舍生取义。对于生死尚且如此，何况对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呢？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开明统治者如此重视官德建设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认为官德关系到政权兴衰，国家治乱；二是认为官德具有表率作用，认为“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正人先正己”是道德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它要求在道德建设中“官德”重于“民德”即道德建设应先从官德抓起。
由于我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没有民主与法制，把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往往“人存政存、人亡政息”。除少数朝代开朝时的七、八十年，如汉朝文景之治，唐朝开元之治，以及儒家理想中的尧、舜、禹、汤时代，能正君德，抓官德，导民风，实现天下大治、国家兴盛外，其余时期官德、官风都不好，也不真正被重视，讲道德逐渐成了老百姓的事，道德建设成了官员们对老百姓讲道德的运动，似乎只有老百姓守了道德，天下就太平。结果中国古代不少时期则是如《庄子•则阳》中所说的那样，世风不正就责怪老百姓：“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把功劳归于人民），以失为（失误）在己；以正为（正确）在民，以枉为（错误）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所以凡是形成了一件过失的事），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什么都不公开，还责备人民不懂），大为难而罪不敢（大出难题，而治罪那些不敢做的人）。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提出力所难及的任务和远大目标而惩罚那些不胜任和达不到目标的）、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人民精疲力竭，就只好进行欺骗），日出多伪，士民安敢不伪（天天出现弄虚作假的事，人民谁还敢不弄虚作假呢）?”
不管怎么说，今天 “以德治国”，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官德促民德，以官风导民风的思想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民族精神，赋予这些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将可以大大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为民之德
为民之德，也就是做老百姓的道德。相对于对当官者的道德要求，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糟粕太多。
为民之德的核心是“礼”。我们今天还为是“礼仪之邦”而自豪，实际古代的“礼”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明礼貌，古代“礼”的主要内容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是一种统治方法。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遵循礼，人民就容易为统治者统治、驱使。对“礼”解释论述得最清楚明白的是荀子。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称者也”（贫富和等级的地位高低都要有相称的规定）；“故礼，上事天，下事地，亲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本也”。“亲先祖”是为了“隆君师”，昌“孝”是可以移之为“忠”。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礼”的主要内容是：一、封建的等级制度；二、隆君、崇尚君王，绝对保证君王的地位和物质精神享受（荀子虽然把人民的欲望、享受视之为恶，却主张君王应该“味莫美焉”、“妇女莫众焉”、“乐莫大焉”、“闲静莫愉焉”）。
当然，古之“礼”也包含有调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内容，但这种封建道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荀子论述的“礼”还包含：“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下下”即是治下，对上则柔，对下则刚。荀子对“礼”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自竦也”（恐惧不安诚惶诚恐，只深刻检查自己）。可见，封建社会的“礼”实质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君臣上下关系、人们言行的指导和标准，这就叫做礼治；“礼仪”也就是这一套封建等级道德的礼节仪式，用这套礼节仪式作为道德标准教化人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
这一套礼教到了宋明道学家手里变得更加束缚人性。宋朝程颢、程颐明确提出封建社会的礼（一切制度）就是天理，号召老百姓“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欲望看成罪恶。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否？他回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了南宋末年，朱熹发展了二程的学说，成为封建礼教的集大成者。他说：“礼，谓制度品节也”，“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由于这套礼教很适合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朱熹的学说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学说，占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培养出了阿Q、祥林嫂这样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鲁迅斥责这种文化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可以说在我国古代道德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可取的多，对民众的道德要求，可取的少。
3．古代道德观念与当今道德的差异
古代道德与现代道德由于两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不同，因此，在道德观念和德育方式上又有很大不同：第一，古代社会是一个基本停滞的社会，社会生产最多能解决人的温饱问题，生活基本是在不断重复过去，古代德育只要把古老的教条和价值观传授给下一代就能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它要求人们要有不断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有在迅速变化和流动的社会中与人相处的能力；有对多样性和复杂性道德事件进行判断、辨析和作出选择的能力。第二，在道德调节范围上，古代道德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推演至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现代道德将道德调节的范围延伸至人类社会以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生态伦理、自然保护、关心物种等道德问题。第三，在道德评价标准上，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也有很大不同。例如，传统道德将义与利截然对立，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与当今社会鼓励个人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更与政府鼓励个人勤劳至富的政策背道而驰。第四，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最大的差别还在于教育目的的区别：传统道德教育完全为政治服务，教育人们驯服和顺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现代道德不仅为政治服务，更为生活服务，培养人的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教人们学会正确的道德选择。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差别说明，我们既不能用过去的道德标准衡量今天的道德，也不能用过去的的方法建设今天的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产生新的人文精神，也必将产生新的道德标准。因此，今天的道德建设必须转变观念，改进方法，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认为当今的社会道德总体是向上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例如，今天人们虽然注重自己的利益，注重自己个体价值的实现，但人们会越来越明白，尽管自己没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必须是一个遵守秩序的，崇尚契约精神即诚信的人，才能在社会上自立。此外，当今人们更注重独立人格、公民意识、创新精神等，这不比只知顺从和驯服进步吗？
收稿日期：2014-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