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百万字，出版历史图书15本，带领《我们爱历史》获2015年度网易最佳自媒体奖，2016年度头条号奖，2017年浙江省自媒体十强等奖项。
　　若论大明王朝一段持久繁荣的黄金时代，当属万历“亲政”后的38年。
　　这38年里，虽说万历几乎都在“怠政”，群臣也拉帮结派狠掐，但毕竟继承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雄厚家业，从繁荣的商品经济到百花齐放的科技文化，桩桩撑起后世国人的骄傲。但让人唏嘘之处也正在于此：为什么这样一个拥有“万历中兴”的大明朝，会随着“萨尔浒战役”的战败一路走跌，“砸”进了亡国的深渊。
　　或许，万历年间的几桩奇怪现象，能给这个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答案。
　　外贸发达，国库空虚。“万历中兴”时的外贸财富有多惊人？加拿大经济学家弗兰克估算说，整个万历年间，中国人赚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当时的欧洲商人还为此发出了一句吐槽：“中国皇帝（万历）完全可以用白银砌一座宫殿。”这话要让万历听见，不知做何感想：朕修个宫殿都差钱。
　　但这景象才是一桩怪事：明朝外贸赚尽世界的钱，朝廷却收不来多少钱。一个直接原因是走私泛滥。在当时外贸繁荣的广州，老实纳税的商人受尽官府盘剥。反而是走私船舶，只要给官府交足“保护费”，就能打着“合法”旗号捞钱，一艘走私船至少赚数万两白银，“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他钱财被各级官吏层层扒皮瓜分。到了“万历中兴”晚期，七品芝麻县令也能“盖安座而得，无薄书刑杖之劳”。再有钱的王朝也经不住蛀虫们这么吃。
　　“奇葩奏折”泛滥。首先出名的毛病就是长。明太祖年间，那篇“招打”的奏折也不过1 7000字，然而放在“万历中兴”年间只是小儿科。比如平定播州之战后，主帅上的《叙功疏》有60000字。比字数更坑的是内容不着调。大臣们写奏折排比辞藻信手拈来，各种引经据典，不整晕皇帝不罢休。比如万历十九年侯先春的《安边二十四议疏》，全文都是或对偶或排比，可怎么“安边”没说。
　　这么费力又不靠谱的东西，为何如此流行？官员算盘精明着呢：皇帝怠政，官员也尸位素餐，但样子总要摆好。一篇“奇葩奏折”写好，就是“辛勤工作”的遮羞布。于是大明朝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效率可想而知。这坑国的效果，正如近代学者许同莘所言：“历代文章公牍之弊，及国家受士大夫之害，无过于明人者。”
　　城市繁荣，灾没人救。大学士于慎行曾感慨：北京城里的小販们都常见有百万身家，比他这个“阁老”都有钱。那是不是万历年间的大明各地都这么繁荣？万历四十四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的《饥民图》揭开了真相：出诸城出发离家20里，满眼是饿殍遍野的景象，可不远处的北京城里依然到处是“声歌诱耳”“繁华夺目”。
　　而陈其猷所描述的景象，当时并非孤例，《明经世文编》里就记载了大量万历年间“灾情荐至”“民食土矣”的景象。但朝堂之上，无论万历还是群臣始终不见有什么反应，更不见有紧急的赈灾策略。明王朝的灾情预警能力，乃至抗风险能力，就在这满朝的“磨洋工”间降到冰点。
　　再比照接下来，晚明灾害四起，民乱四起的景象，万历年间的这些“灾异”，是多么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败亡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