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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至进一步确立的重要历史阶段。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必须用党规党纪维护党中央权威。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历史经验；领导核心；党规党纪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重新审视和总结我们党过去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关键的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高度评价这两次会议，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P424），“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P35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但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确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经历了长达近4年的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和千锤百炼[2]。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虽然当时表示同意，但不久之后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还要求“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里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其“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后期，在内外压力之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的分裂行动，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公开投靠国民党。
1937年底至1938年，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在政治上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在组织上以共产国际派来的 ‘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严重错误行为，严重影响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3]。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多次报告和讲话，否认中共中央确定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行动限于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错误主张特别是他不讲纪律规矩的行为，对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中共中央亟须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
1938年4月，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4]（P519）。这就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鉴于党处于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王明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发展到公开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4]（P524）。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否形成坚强统一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对我们这个大党、我们这个大国，至关重要。
（一）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核心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革，治国理政的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及时的必要的，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5]。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3亿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是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的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全党都要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二）用党规党纪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的纪律，简称“党纪”，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党的性质、纲领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需要而确立的各种党规党法的总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6]。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邓小平同志也曾强调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團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7]（P111）。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统一。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要有纪律和制度的保证，只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能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王春明.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9.
[3]穆兆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加强中央领导层政治生活的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2017，3.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栗战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N].人民日报，2016-11-15.
[6]陈国仕.毛泽东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及启示[N].检查日报，2013-12-2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历史经验；领导核心；党规党纪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重新审视和总结我们党过去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关键的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高度评价这两次会议，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P424），“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P35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但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确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经历了长达近4年的艰难曲折的斗争考验和千锤百炼[2]。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虽然当时表示同意，但不久之后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还要求“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里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其“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后期，在内外压力之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的分裂行动，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公开投靠国民党。
1937年底至1938年，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在政治上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在组织上以共产国际派来的 ‘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严重错误行为，严重影响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3]。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多次报告和讲话，否认中共中央确定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行动限于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错误主张特别是他不讲纪律规矩的行为，对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中共中央亟须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
1938年4月，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4]（P519）。这就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鉴于党处于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王明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发展到公开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4]（P524）。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否形成坚强统一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对我们这个大党、我们这个大国，至关重要。
（一）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核心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革，治国理政的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及时的必要的，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5]。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3亿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是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的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全党都要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二）用党规党纪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的纪律，简称“党纪”，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党的性质、纲领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需要而确立的各种党规党法的总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6]。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邓小平同志也曾强调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團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7]（P111）。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统一。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要有纪律和制度的保证，只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能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王春明.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9.
[3]穆兆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加强中央领导层政治生活的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2017，3.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栗战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N].人民日报，2016-11-15.
[6]陈国仕.毛泽东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及启示[N].检查日报，2013-12-2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