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张全收一身西装筆挺，神采奕奕，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在会上呼吁人们关注乡村振兴、疫情后的农民工就业，以及国家的脱贫攻坚问题。
　　“乡村振兴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定要制定好政策，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农村也比较多，我们如何去治理乡村？国家不仅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与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张全收1969年生于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一个贫困村。他13岁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做过工人，曾短暂开过工厂。36岁那年，他创建了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下称“全顺”）。他的公司后来以“招得来、留得住农民工”为人所知，并越做越大，很多农村家庭因此脱贫。
　　他从小与贫穷打交道，创业之后，自己脱了贫，渐渐地也帮助家乡人脱了贫。他也因此获评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出上蔡记

　　从13岁到30岁，张全收一直在与贫穷周旋。
　　他小时候家穷，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夏日卖棒冰，冬日炸爆米花。过了秋季，他骑着三轮车，从河南商水出发，一路向北，每到一个合适的巷口，就支起锅，开始“左手拉、右手绞、大脚一蹬赚一毛”的爆玉米花营生。
　　1994年左右，村里一个年轻人从外面打工回来，一年除去吃喝净赚2000块钱，消息传遍了全村。彼时，2000块钱对于贫困村拐子杨的村民来说是个极具震撼力的数字，不少年轻人都蠢蠢欲动，这其中也包括年轻的张全收。
　　但当时对于村民来说，“外出打工基本都是做零工，机会非常少，一听说能出去就兴奋，根本顾不了是到哪里去，干什么活，需要多长时间，吃住条件怎么样，一天能给多少报酬，有时候连问都不问就立马前往。”张全收介绍。
　　张全收一开始跑去郑州，在工地挖地基，后来到了渑池，在一家烧砖窑打工，之后又去新乡开了一间馒头店。几年之间，张全收辗转多地打工，积累了一些本金后，回到上蔡，开始做长途汽车客运，跑上蔡至漯河线。他是外行，基本算是无师自通。“乘客需要什么，我就解决什么。乘客拎着大包小包不方便，我就尽最大努力把乘客送达目的地;遇到一些身上缺钱的外出打工者，我就少收钱，甚至不收钱。”张全收称。
　　不过，这样的好景并未能持续多久。后来，由于疏于全面检查，张全收的客运公司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起交通事故，不仅车辆被扣，还要为高昂的医疗费四处借款。在这期间，最疼他的奶奶去世，妻子在生产时又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仍旧昏迷不醒。
　　压力面前，张全收决定离开上蔡，到深圳务工。

“有困难，找全收”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深圳早已成为打工者的沃土，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入这座特区城市。张全收南下后，在深圳平湖镇落脚。平湖在1990年代迅速崛起，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打工者蜂拥而至，挤入这座当时只有8000人的小镇。平湖客运站成了外来者聚集地。

　　“当时我们老家一个镇，甚至一个县的年轻人，大都跑到沿海城市打工，那时候沿海都是玩具厂、电子厂、鞋厂，在那边打工一年可以挣两三千块钱。”张全收回忆，大量河南同乡与他同期南下打工。
　　见此情景，他开始承包河南到深圳的长途大巴车。“那个时候从老家（河南）来的车一天有10辆，一车40个座位，超载挤了150个人。我就去找站长商量说，外边的车到处乱停，我可以把这些车都集中到车站里边上车。”张全收靠着之前在家乡做客运的经历，说服了平湖客运站站长，重操旧业。
　　后来，他又在平湖客运站旁开了家小餐馆，来店里吃饭的多是农民工兄弟。饭桌上，就业难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
　　1999年初，张全收发现，有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因学历低或身体残疾等，进不了工厂，回家没有路费，吃饭没有钱，也住不起旅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身份证会给抓走收容”。他们都是张全收老家来的孩子，他不想看到同乡没有活干。
　　打理餐馆之余，他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家工厂收集招工信息。帮一部分老乡找到工作后，他的名声逐渐在打工者圈子里流传，不少人慕名而来，求他帮忙找工作。小餐馆成了介绍工作的中介所，和接济生活的救助站，一段时间后，甚至流传出了“有困难，找全收”的口号。
　　他后来几次听老乡说因工厂“不招河南民工”被拒，索性卖掉餐馆，租了一间旧厂房，开了玩具加工厂，专门招收河南打工农民。他在平湖汽车站的大门口挂了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
　　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向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河南妹，怎对家乡众父老，如果我讲的理不真，请到政府讨公道。
　　广告给他的加工厂招来了一百多人。他的工厂主要接其他工厂做不完的单，但是不稳定，有时活比较多，有时接不到单，没活干。自己办工厂困难多，工人也非常辛苦。
　　2000年的一天，深圳市平湖德新纸品包装厂总经理梁亦斌，因工厂赶货缺人，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借工人。“我当时和（德新）工厂谈好合作协议，让工厂管吃管住，一个小时给多少钱。”最后，他带着全厂人住进了德新工厂，暂时解决了没活干的窘境。

全顺模式

　　和梁亦斌的合作方式启发了张全收。他发现了一个过去未知的商机，“要是把农民工集中起来，这家企业的活干完了，就派到另一家，干完再派到其他企业”，不仅解决了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也避免了企业旺季招工难、淡季辞工难的风险。
　　他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尝试，总结出了劳务租赁模式。他到处找更多企业合作，尤其是大型的港资和台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有实力，常年有活干，工资有保证，员工吃住有保障。”
　　由于适应了不同企业用工的季节性，且工人素质有保障，张全收的业务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合作企业从刚开始的几家工厂，最后稳定到上百家。2005年，随着业务扩大，他创立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向用工企业输送劳工。“我当时分两条路走，一部分人员介绍到企业直接工作;另一部分是劳务派遣。”

　　“用了我的人，他们都不想再用自己的人，甚至不想再招工。我把工人招过来，把生产管好，什么打架斗殴统统全管完了，每个企业它又没有多花钱，又用到满意的工人，它何苦不用我的人？”张全收很满意。一些经济研究学者称之為“全顺模式”
　　农民工开始源源不断地加入张全收的公司，贾丽莎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张全收的老乡。她称，“在我们那，附近的人都知道他（张全收），因为他的公司帮助农民工很多，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我们就过来（打工）了。”
　　除了老乡关系，许多农民工投奔张全收也是因为每月可以领到稳定的工资。“每个月工资他都是按时发，不管有活没活，老板他都会按26天保底的工资跟我们算。就算是厂里面不给钱，他也会拿自己的钱补给我们。”贾丽莎介绍。
　　“包培训，包年薪，包吃住，待工期间照发工资，实行跟踪管理，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实行全包。”据张全收统计，他创立全顺以来，累计解决了两百多万人次农民工就业，为他们带来一百多亿元劳务收入，数十万家庭由此脱贫。
　　不过，也有不少公司模仿、竞争。“我这模式他们学不来，怎样让一盘散沙似的农民工在短时间内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产业工人我自有办法，他们想模仿都模仿不了。”张全收很自信。
　　张全收把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比为一座大“屯兵场”，在公司，“我们实行军事化训练，我会拿着小喇叭每天进行培训，培训内容都是我在过去打工时的切身体会。”
　　在工作了十几年的吴亚平眼中，这种培训“虽然是开会，但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很依赖这里”。不过，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第一次走进全顺，会误以为自己闯入了某个军营：干净明亮的食堂，整洁有序的工人宿舍，叠得如豆腐块一般的被子……新来的人难免会不适应。
　　早晨7点20分，口哨准时响起，张全收手持喇叭以一口纯正的河南话大声喊道：“同志们好！”
　　“大家打工并不轻松，对散漫惯了的人来说，八小时工作制比坐牢都难，但再难也就头10天难过，熬过去了，你们就会成为合格的工人。你们要做好准备，第一，要讲团结，团结才有集体的温暖。第二，过马路，上楼梯，进车间，要处处注意安全。”张全收开始“培训”。
　　遇到不服管教的，同为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自有一套话语：“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想想你兄弟姐妹几个，哥哥要不要结婚？姐姐要不要出嫁？等你办事的时候，你爹你娘还得上人家家里借钱，借不来的时候，大冬天回到家，你父母亲的头发一夜发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听到我跟你讲这话，你要干还是要走？”
　　张全收说完这些，一些员工的眼泪已经滴溜到嘴唇上了。

回乡

　　拐子杨村距上蔡县城22公里，2017年之前一直是河南著名的贫困村之一。如今，进村那条坑洼不平的主干道已经变成了水泥路，道路两边也装上了路灯。全村2600多口人，基本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张全收也自掏腰包给村里修建了村室、文化大院。
　　“我要把它打造成全国文明村，把它美丽好建设好。”现任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向乡亲们承诺。
　　2008年，张全收高票当选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个不拿任何报酬的村干部。拐子杨村是深度贫困村，张全收把村里八百多名富余劳动力分成了两类：能够外出打工的，“就到我的公司去，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保证每人一年收入5万”;不能走出去的，“我就号召大家一起搞蔬菜大棚，让他们全部到基地打工挣钱。”
　　2003年，张全收刚赚到第一桶金，就接到了老家村书记的一通电话，“全收，咱村小学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外边下雨屋里流水，如果房子塌了砸着孩子们可咋办呀！”电话挂了之后，张全收想到孩子们在危房里学习，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我当年就是没钱上学才外出打工的。”
　　修建校舍要25万元，全村靠卖树仅能换来4.5万元的收入，张全收当时手里的钱还没捂热，“刚挣了8万”，就一股脑全捐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捐款在村里修建了一座敬老院。此后，他对家乡的反哺从未间断过。
　　2013年，受河南省政府邀请，张全收回到郑州，协助富士康管理几万名员工。他将全顺模式运用到富士康郑州工厂里。这期间，为更好地服务家乡经济建设，他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了郑州，工作重心逐渐从沿海城市转移至河南。目前，他大多数时候一半时间在深圳，一半时间在郑州。
　　“富士康落户河南，创造了三十多万个就业岗位。在富士康上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中部城市群崛起的趋势。”张全收介绍，大型企业入驻中部地区，也推动力了农民工返乡潮。“过去农民工都是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去务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内地。”
　　在过去的几十年，河南作为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年均流出人口约达2000万人次（《河南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18）。不过，受经济环境变化和疫情影响，不少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正在不断返乡就业。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9月24日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务工达1700多万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预计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还巢”， 在农民工返乡就业政策的鼓励下，张全收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郑州，也为一部分想要回河南的农民工提供了另一重选择。刘龙飞在昆山的汽配厂打了几年工后决定回来河南，去年，他进入了全顺设在富士康工厂里的食堂，担任主管。“郑州离家近点，逢年过节回家也方便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