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记载，茶是由上古神农氏发现并作解毒之用。秦汉时期，茶已经成为饮用之物。到了魏晋南北朝，饮茶逐渐普及，张华《博物志》中说：“饮真茶令人少睡，故茶别称不夜侯，美其功也。”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成为“比屋之饮”的大众饮品。这一方面得益于唐人对茶叶功效的正确认知。例如，《唐本草》记载：“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疹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顾况《茶赋》更是充分肯定茶的诸多益处：“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
　　另一方面，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王朝，物质生产能力大幅提高，杜甫有诗赞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为饮茶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此时，饮茶已经从民间草莽流布到社会各阶层，“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特别是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风靡海内，茶逐一敲开了山门、宫门和柴门，茶之于唐人，可谓“不可一日无”。

　　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茶也逐渐演变为唐人生活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人在抚琴、弈棋、挥毫等诸多雅事中，处处可闻茶香;在唐人的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中，处处得见茶事。通过茶，我们可以重新领略大唐那饱满的时代精神和多彩的历史画卷。
　　唐代茶事大兴，推动了茶画作品的问世。这些画作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茶文化生活的社会形态，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茶史图景。
　　《萧翼赚兰亭图》描绘的是萧翼从辩才和尚处赚骗《兰亭序》墨宝的故事。《兰亭始末记》记载，唐太宗晚年喜好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曾数次寻取《兰亭序》而不得。后来萧翼扮作甚爱王羲之书法的儒生，身携“二王杂帖”来到越中云门寺。寺僧辩才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的弟子，保存有《兰亭序》真迹。辩才对萧翼的来意浑然不觉，欣然出示《兰亭序》让其观赏。不料此举正中计谋，被萧翼赚骗之。
　　画中老僧辩才趺坐禅椅，与来客萧翼叙谈。画面左侧是唐代颇具代表性的茶末入釜煮法。一位长者蹲在风炉旁，炉上放置带柄釜，长者似乎刚放入茶末，左手握釜柄，右手持“茶夹”正欲搅动茶汤。另一旁，弯腰的童子双手捧着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将釜中煮好的茶汤倒入茶盏，为宾主奉茶。竹制的矮几上，放置着带托的茶盏、碾茶的茶轮和盛茶的茶罐，炉火正红的风炉边还散落着炭。
　　阎立本活跃于唐朝初年，他的这幅《萧翼赚兰亭图》是迄今为止最早表现唐代煮茶法的画作。“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该画展示的正是初唐时期浙江绍兴地区寺庙中僧众饮茶的时代风尚，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寺院“以茶待客”的历史习俗。
　　给唐代佛门茶事以深刻影响的，当属怀海和尚制订的《百丈清规》，它详细地规定了丛林禅茶的次第。例如，寺院专设“茶堂”、“茶寮”，供僧侣、施主和同参饮茶论道;还有“茶头”、“施茶僧”，负责煮茶、献茶酬宾施惠。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为“奠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为“普茶”等等。正是在這种氛围下，诞生了赵州和尚那句流传千古的法语——“吃茶去”。从“吃茶去”的和尚家风，到“以茶供佛”的佛门礼制，再到“借茶参禅”的修持实践，茶在唐代僧家生活中已是不可或缺之物。以茶敬客，更是寺院常规。

　　不仅如此，《萧翼赚兰亭图》还提供了唐代煮茶法的形象史料，再现了唐代烹茶、饮茶器具。图中煮茶的“釜”，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称为“鳆”，并说“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唐代黑釉铁斑三足鳆”就是实证之一。
　　再如画中老者持竹夹击拂茶汤，再分茶碗里，这与《茶经》记载相互吻合，宛如《茶经》的图解。中国茶叶博物馆藏有一套带托盏、茶碾、风炉及釜组成的白釉煮茶器，这套煮茶器虽是陪葬的明器，但也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唐代茶具的情形。
　　其中，风炉是通风生火的炉子，茶釜是煮茶的阔口锅子，两者都是重要的煮茶器。浅腹的茶釜带双耳，便于手提着移动;风炉则呈筒状，开有圆形炉门。两个茶盏均为敞口、矮圈足形制，下面的茶托形如卷荷叶，中圈下陷方便承托茶盏。茶碾槽座呈长方形，内有深槽;碾轮呈圆饼状，中有穿孔，应有一根轴木贯穿其中，方便双手持之碾茶。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有“文竹茶碾子”的记载，应是小巧精致的闺阁日用茶碾子。
　　在我国漫长的饮茶历史中，饮茶方法大致经历了晒青做饼混煮羹饮、蒸青制饼煮茶清饮、茶碾成末冲点汤饮、炒青散茶撮泡清饮等几个阶段。
　　在唐代，“蒸青制饼煮茶清饮”是主流的饮茶方法。《茶经·五之煮》记载，“炙茶”、“碾茶”和“罗茶”，是煮茶前的准备工作，将炙烤过的蒸青茶饼放入茶碾或茶臼中碾成茶末，然后再入茶罗筛细，过筛后的茶末则放入茶盒中备用。煮茶时，在釜中放入水，待水初沸、如“鱼目”之时，放入适量的盐，也有人钟爱于茶的原味不放盐。到第二沸、水如“涌泉连珠”，舀出一勺水备用，釜中投放适量茶末。待第三沸、水如“腾波鼓浪”，将舀出备用的水重新倒入茶釜，一则止沸，二则涵育茶中精华。这时茶已煮好，备好茶碗，分茶品茗即可。

　　对于煮茶，白居易有更为形象的描绘：“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这大体遵循了陆羽的清饮煮茶法。 　　唐人另有一些“重口味”的煮茶方法。受此前“混煮羹饮法”和唐代医家的影响，例如《唐本草》记载：“苦搽，主下气，消食宿，作饮加茱英、葱、姜等良。”唐人会在茶汤中加入酥、椒、葱、姜、枣、橘皮、茱萸和薄荷，甚至是羊油等物，与现代的奶茶或酥油茶有些相似。
　　对这种“加椒、葱，浑而烹之”的饮料，陆羽是持否定态度的，将之斥为“沟渠间弃水”。但当时仍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加料”茶饮。例如，唐德宗就爱喝加酥、椒香料的煮茶，“旋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诗句，就是记述此事。
　　《唐人宫乐图》以工笔重彩描绘了唐代宫廷饮茶赏曲的情景。画中后宫妃嫔十人围坐在一张长案周围，两位侍女站立一旁。画面远端有五人从右至左，分别手持胡笳、琵琶、古筝、笙与拍板，正在演奏乐曲。其余众人或手执纨扇，或轻啜香茗，姿态各异，神情生动。
　　在大型竹编长案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茶具，有两大四小的瓷质茶碗，五只内朱外黑的漆器茶盏，长案中央的一口大茶釜最为醒目。就座众人中，一位装束简素的低品宫人，正手执长柄茶杓舀取大茶釜中的茶汤，准备倒入某个空茶碗里。她左侧的女子手持茶盏，朝外斜视着;旁边背对画面、手执纨扇的女子，似乎已经沉浸在乐曲中，忘记了饮茶：在她对面、长案另一头的女子，正低头细啜右手碗中的茶汤。

　　这幅成于晚唐时期的《唐人宫乐图》，细腻地再现了唐代宫廷女性们小聚品茗的生活图景。她们饮用的茶汤是煮好后放到长案上的，此前备茶、炙茶、碾茶、罗茶和煮茶等步骤，是在其他场所完成的，其过程倒可以在《萧翼赚兰亭图》中得窥一二。
　　这幅画清晰地描绘了如大茶釜、长柄杓、大小茶碗、漆器茶盏等大量的唐代茶具，这些在《茶经》也多有记载。例如，《茶经》中将“杓”称为“瓢”，常用梨木制成。对于茶碗，陆羽认为当以越州青瓷最佳，因为越瓷“类玉”、“类冰”，越瓷色青，“青则益茶”。对于邢州白瓷，陆羽也推崇备至，邢瓷“类银”、“类雪”，“邢瓷白而茶色丹”。唐人打造如此考究的茶具，就是为了保证能煮出“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的茶。
　　《唐人宫乐图》还侧证了唐代宫廷盛极一时的饮茶风习。顾况在《茶赋》中说：“至如罗玳筵、展瑶席，凝藻思、开灵液，赐名臣、留上客，谷莺啭、宫女颦，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此茶之达于天子也。”在唐代宫廷中，从皇帝、大臣，到后妃、宫女，人人皆习茗饮，茶叶也成为皇帝待佳宾、赐名臣的珍贵之物。

　　中唐以后的唐代帝王也多嗜好饮茶。《唐国史补》记载，唐德宗逃至奉天避难，镇海節度使韩混在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是给德宗送茶。《异闻集》记载，一名僮仆由于“能煎茶”，便受到德宗皇帝的赏识。再如，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包括银茶碾子、银茶罗、焙茶饼银笼、贮茶银龟盒、银调达子、长柄银匙，以及通体淡黄、内外光洁的“琉璃茶碗拓子”等。这套茶具属于唐僖宗个人所用，印证了晚唐时期宫廷内高度发达的茶文化。
　　在唐代，茶已经与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日渐融合，这既增添了茶饮的文化内涵，又丰富了唐人的生活艺术。例如，白居易《琴茶》诗云：“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孟郊也说：“夜思琴语切，昼情茶味新。”《调琴啜茗图》的作者周昉，更是把“茶与琴”配搭融通并在绘画艺术中给予表现的第一人。
　　《调琴啜茗图》描绘了身处园林的贵族女子品茗听琴的生活场景。一名贵妇坐在桂树旁的石案上操琴，一人笼手端坐、凝神静听，另一人侧身面向操琴者，手持茶盏送往唇边。左右各有一侍女或手端茶盘，或手执茶杯，侍立奉茶。画中人物造型娴静端庄、衣着雅艳明丽，衬以花木奇石，渲染出一派优雅静谧的气氛，使人恍若闻得琴音、嗅到茶香。
　　“壶中天地”是许多唐代诗人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他们把茶纳入生活，爱茶、品茶、嗜茶，乃至亲自种茶。
　　白居易便是个中翘楚，他一生留下茶诗数十首，以茶事来表现幽居、幽趣和高逸的情怀。“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诗人兴之所至，便在自家院中绿荫下结起绳床，清洗茶器，准备煮茶。茶有提神醒脑、激发文思的功效，颇受诗人喜爱，“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被贬江州以后，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的遗爱寺边结茅而居、辟园种茶，“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这种简朴的生活让诗人颇为清闲自得。
　　白居易的诗友元稹，还写过一首《一字至七字诗》，诗以“茶”字开头，每两句增加一字，以七字句结尾，构成了一首造型奇特的茶诗“宝塔”：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唐代也是书法盛行的时期，僧人怀素曾写过一篇《苦笋帖》：“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大意是说：“刚挖了苦笋，摘了新茶，口味特别好，你赶快来。怀素敬上。”苦笋与茶，都是苦味中蕴含着平淡的清甜，与禅意相近，怀素以书法的形式展现了禅与茶的缘分。《苦笋帖》是可考的最早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全帖“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真是文也好、字也好。对于怀素，茶圣陆羽可谓推崇备至，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僧怀素传》。 　　说来陆羽与佛门也颇有渊源，他曾经在寺院当了七八年小沙弥，跟随积公师父学习烹茶。壮年后，陆羽著成《茶经》三卷。全书七千言，共计十章，“一之源”说茶的起源，“二之具”说采茶工具，“三之造”说采茶方法，“四之器”说烹茶用具，“五之煮”说煮茶方法，“六之饮”说饮茶方法，“七之事”说茶事记录，“八之出”说茶叶产地，“九之略”说制茶、煮茶用具的简省方法，“十之图”说图写茶事。
　　《茶经》问世不久，就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不仅提出茶事的种种技术性规范，还在制茶、饮茶等过程中赋予了严肃的文化内涵，这种包含着特定精神实质的茶文化生活迅速播及大唐帝国，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在当时的浙江湖州，有一批文人环绕着陆羽。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太守时，曾邀请陆羽、皎然、张志和、孟郊、皇甫冉等五十多位诗人雅集，一时间吟诗作文品茗，好不热闹。
　　皇甫冉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采茶非采菉，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放碗花？”诗中记述了陆羽是如何上山采茶，为了能满载而归又如何经常夜宿山中，由此可见陆羽采茶时用力之勤、用心之专。
　　诗僧皎然还接陆羽到庙里居住，一起品茶论诗。他的《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云：“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茶道”一词也最早见于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还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提出“茶道”精神，就是重返人性中的“本真”。
　　除了僧侣、贵族和文人群体，唐代的茶还深深地走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唐会要》记载，到了中唐穆宗时期，“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茶已经如同食物、米盐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而“田闻之间，嗜好尤切”，说明饮茶之风已经不仅限于“王公朝士”，在普通民众生活中也一样不可或缺。
　　《封氏闻见录》为我们留下了“唐代版”茶馆的记录。“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从京都到地方城市里，都开着专门售卖煎茶的店铺，就像现代卖矿泉水或各色饮料一样只要给钱，不论何人直接取饮便好。都城长安还出现了新式茶馆——供商旅休息饮茶的茶坊，宰相牛僧孺将之作为新奇现象记载于《玄怪录》：“长安开远门十里处有茶坊，内有大小房间，供商旅饮茶。”此外，普通唐人在日常待人接物过程中，也必备茶果、茶酒和茶汤。白行简的唐传奇小说《李娃传》中，李娃接待郑生要“烹茶斟酒”，至他处则“俄献茶果”。
　　僧人圆仁是著名的日本求法僧“入唐八家”之一，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有一次从莱州到青州的路上，圆仁向当地人乞食，结果求而不得。无奈之下，“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这说明当时的北方民间，茶是很受欢迎的物品。圆仁在进入登州境内时，“山村县人，餐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虽然圆仁很是吃不惯这种掺有盐和茶的粟饭，但它却是当地人的主食。这两件小事，生动地表明茶在唐人百姓生活中所占有的位置。
　　在唐代人看来，茶最是個和气的性子，与谁都合得来，山门也进得，宫门也进得，柴门亦进得。唐人的茶，可以和“佛法僧戒定慧”打机锋，可以与“琴棋书画诗酒”发雅性，也能和“柴米油盐酱醋”过日子。无论到了哪里，茶都是不卑不亢，都是“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绿得意趣盎然，香得沁人心脾。
　　“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轻轻嗅着这浸透历史的茶香，我们或可见到另一种大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