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车尔雪尼夫斯基这句话许多人都知道，在中文系上写作课，如果老师引用车氏这句话，那么学生的眼光里立刻就会生出轻渺之意——这种老调，他们在中学课堂，不，在小学课堂，就听过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了茧子。
　　所以大学老师一般不讲车氏这句话，而讲非虚构与虚构。源于生活是非虚构，高于生活是虚构。同样的意思，换个说法，学生凝视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有点儿像《庄子》里朝三暮四的故事，朝三暮四不可以，朝四暮三就可以。这也难怪，毕竟世上的道理，也像狙公的芧，没有那么多，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陈词滥调。所以换个说法，增加一点新鲜感，也是有意义的。
　　但源于生活的内核毕竟在。于是总有同事想溯本追源——某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是不是中文系的某某某，或者哲学系的某某某？
　　我能说什么？只得把鲁迅抬出来招架——鲁先生不是说过，他小说中的人物“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是拼凑起来的，我这么对同事说。
　　可大学里的同事都有考据癖，即便是拼凑的，他们还是希望能考据出“嘴”是谁的，“脸”是谁的，“衣服”又是谁的。
　　对于他们的执着我颇惊慌和担心，毕竟我笔下的人物，大多不怎么讨喜，不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而我们的文化，是十分鼓励和赞美道德人物而非性情人物的，大家都热衷于当一个道德的“好人”。对许多人而言，被写不可怕，没有被写成一个道德“好人”就十分可怕了。而且，说老实话，在《浮花》中的朱箔出现之前，我写的人物，确实都是“源于生活”的，虽然不能说十分“源于生活”，但总有那么一部分——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是有出处的。不论是《师母》里的庄瑾瑜，《鱼肠剑》里的孟繁，或《子在川上》里的陈季子，他们都是我生活中经验过的某个人物。所以写作他们时，我几乎是熟稔和有把握的，可以说，我不是创造了他们，我只是“再现”了他们，或者说部分地“再现”了他们。
　　但朱箔不同。在写《浮花》之前，并没有朱箔这个人的。所以这一回，我不怕同事考据的。
　　当然朱箔也可以不叫朱箔，叫金箔或银箔什么的，也可以。事实上，箔这个字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就是和金和银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金玉满堂荣华富贵，而是花圈上随风飘荡的涂了金粉银粉的薄纸片，虽然珠光宝气，却悲哀丧气，所以“箔”即“薄”，朱箔即朱薄，红颜薄命的缩略和隐晦的表达而已
　　红颜薄命有什么新鲜的？白居易写过，王安忆写过，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几乎都写过，再写，有意思么？
　　但我这一回要写的，其实不是薄命，而是“厚命”。什么样的女性，会“厚命”呢？
　　《浮花》写了几个“厚命”的女性：研究拓扑学的苏，“一个失败的留白”，“有一天在中国造出‘米拉之家’和‘巴特罗之家’那样名垂世界建筑史的房子”的小鱼，还有“黄花菜都凉了”的师母。应该说，除了小鱼，其他几个，都算不上“红颜”。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个“反红颜”的故事，也是我女性观的表达。之前在《打金枝》里，我表达过这个主题的。我让三姐妹之中“最红颜”的米红，最后一无所获，不论爱情，还是婚姻，她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而让“最不红颜”的米白，最后盆满钵满，成了人生的终极赢家。
　　这种表达当然偏激了，是另一種宿命论了。
　　但我在这个论文式小说里真正所说的，其实是——对女性命运而言，红颜不红颜的，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作为这世界的生物，所谓“厚命”，不过是获得更强壮的生命力而已。而生物的生命力，从来都只能由内而生。只有由内而生，才能蓬勃葱茏，元气充沛。而寄生的，因为没有自己的根系，到头来，是一朵朵随风飘荡的浮花——只能是一朵朵随风飘荡的浮花。
　　所以朱箔这个人物，是柏拉图式理念产物，是一次理念而创造的对象。不过，柏先生也说了，真实并不可靠，理念是比真实还真实的存在。
　　就这点而言，朱箔也是“源于生活的”。
　　不过，对朱箔这样的“红颜”而言，或许她永远也勘不破，那天花乱坠的人生！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