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怀揣着一颗对喜剧的热爱之心，我走进影院看了近期的票房黑马《你好，李焕英》，结果哭得稀里哗啦。散场后，我仍感到意犹未尽。
　　“让妈妈高兴”，这是《你好，李焕英》全片最主要的人物动机和剧情线索，片中的包袱和笑点都穿插在了贾晓玲为了“让母亲李焕英高兴”而做的所有事中。或许这正是这部电影引发如此大共鸣的原因，电影表达了一种女儿对母亲的普遍心理需要，即盼望母亲的肯定、认可和赞赏。母亲高兴就是自己高兴，母亲高兴就是自己的成就和价值 。当这种需要因为母亲的突然离世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无法让妈妈再高兴”这个想法在女儿心中引起的痛被放到了最大，转化为深深的内疚。难怪有影评人说，贾玲是通过电影实现了自我疗愈。
　　记得之前看过贾玲接受采访的视频，她说：“我觉得妈妈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快乐，我这辈子的快乐都缺少一角。”可见，贾玲更需要做的事情也许是——“我需要让自己高兴”，而不是“让妈妈高兴”。因为“让妈妈高兴”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人的快乐谁也给不了，我们能做的是让自己高兴。正如影片中妈妈李焕英说的那样：“我呀，我只要女儿健康开心就行。”让自己快乐，是我们能为家人做的最大的事，我想这才是影片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那么，这部电影真的能让许多在母子（女）关系中有着类似遗憾的人完成疗愈吗？如果我们放不下“我需要让妈妈高兴”这个执念，我们真的能与自我和解吗？让别人高兴，不是我的责任。没有取悦别人，没有获得别人认可、肯定和欣赏的企图，才是真正的自己。不管是在亲情、爱情还是一般人际关系中，无一例外。

与父母的情绪分离才是真正的独立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父母之爱是为了分离。可是，天下有太多的母子是共生体，认为对方应该对自己的情绪负责，这种现象在深受孝道影响的中国尤其明显，“让父母不悦”动辄被扣上“不孝”的帽子。
　　《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作者岸见一郎来中国举办公益分享会时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韩国举办新书分享会，一个男孩问他：“老师，我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可是我的妈妈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否则就与我脱离母子关系。我该怎么办呢？”他回答：“喜欢这个女孩、决定和她在一起是你的课题，你的母亲不同意你们的关系、无法接纳你的另一半，那是她的课题。如果你足够有勇气，那就告诉你的母亲：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请你尊重我的决定。”但结果却是，这个男孩不悦地瞪了岸见一郎一眼，转身离开了。岸见一郎所提倡的，正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主张的课题分离，帮助我们拿回自己生命中的主动权，对自己的生命负全然的责任。以这个标准来看，很多子女都没有从父母身边成功分离出来。
　　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隆在《妈妈和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提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游乐园里坐缆车，无意中看到妈妈就在围观者中。于是，他挥舞着双臂大喊道：“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从梦中惊醒后，他赫然发现，即使母亲已经去世十多年，却依然活在他的记忆深处，一刻也没有消失。原来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潜意识是想要“证明”给母亲看，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他写道：为什么到了人生的尽头我还要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终我一生，我都在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我的母亲？
　　這个发现让亚隆恐惧，也感到挫折与无奈。已经成为世界赫赫有名的心理治疗大师的亚隆，著作等身，成就非凡，可内心却还是一个小男孩，依旧在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事实上，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里，都存在着对于完全接纳自己的“理想母（父）亲”的完美期待，尤其当父母没有能力让自己高兴的时候，如父母去世时，被父母认同、被父母看见变得不再可能，虚弱的人格便会让孩子般的内心，在潜意识里变本加厉地寻求认同。
　　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自知，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有各种各样的伪装，比如孝心、事业心等。贾玲在电影中寄托的也是这样一种私人的情感，她努力用编小品、拍电影的纪念方式维持与母亲的这份联结，执着地追寻着这份认可。而对自身有清晰觉察的欧文·亚隆，用想象对话处理了这部分情绪。他既表达了对妈妈的感谢，同时向妈妈提出了在精神上分开的请求：“妈妈，我们得分开，不要相互束缚，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孤独的，这虽然很残酷，却是事实，我们得面对它。因此，我希望我有我自己的思想和梦想，你也该有你自己的。妈妈，我希望你不要再萦绕在我的梦里。”

取悦爱人的企图让自我分离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也常常会有取悦所爱之人的意图，终日活在自己创造的面具之下。同事薇薇反复地说：当你对恋人好到总是想去讨好对方，甚至做些原本不愿做的事情以让对方高兴时，你就是在与自己分离。那时，你不是真正爱对方，也不是真正地爱自己，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诚实。薇薇说她的经验是用两年的抑郁时光买来的。
　　薇薇是个慢热型的女孩，一开始对前男友感情不深，然而架不住对方的追求攻势，便陷了进去。那时候，她和前男友还在读大学，双方家里经济条件都很一般。前男友送给她最贵的一件礼物是一条石头记的项链，她当时感动得不行。她知道他爱踢球，就几个月攒下来500元，为他买了双阿迪的球鞋。前男友说哪一件衣服好看，她就会一直穿;前男友批评她不该与哪个人走得太近，她便有意和那人拉开距离……薇薇把对方的认可看成是爱，把对方对自己生活的干涉当成了关心。 　　她从未和对方说过，其实她不喜欢那件衣服，其实她认为那个人是个很值得交往的朋友……她从来没有质疑过“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想法会让他生气”这个念头。这段感情以前男友提出分手而告终，薇薇却一直无法释怀。整整两年，每当想起这件事，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两年里她求助了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最后才找到自我救赎之道。
　　她发现，自己对认可和赞赏的需要比别人来得更加强烈。她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爸爸是典型的重男轻女，为了生弟弟，甚至冒着丢掉体制内工作的风险。弟弟从一出生就不乏关注，而她只有通过努力扮演父母眼中的乖小孩，才不至于被冷落。填写高考志愿时，父母考虑到弟弟还要上大学，家里经济负担重，就让可以上一所“985”名校的她报考了免学费的军校。从小到大，她都以为外在的认可比自己内心的声音更重要。

　　薇薇说，当感到前男友最初对她的那份认可时，她觉得那么温暖和舒适，想抓牢它，害怕失去。她明白了，自己對对方的不舍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不舍自己的付出，因为这些付出并非心甘情愿。她一直在为满足对方的愿望而努力，有时还假装他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愿望，但她内心很明白，自己并不是真的想那么做。所以她的付出，带有牺牲、委屈讨好、让对方高兴的意味，期待以此来换取对方的爱。

你不高兴不应让我买单

　　对于朋友或是陌生人，我们总是能做到待人以善，可是当别人动辄要你为他的不高兴负责时，我们该不该退让呢？

　　前几天我忙着出租房子，一对在教育机构工作的中年夫妇看中房子，并爽快地付下预定金签了合约。作为房东来说，总是希望找个素质高的房客，毕竟，房东房客间最好的关系状态，是彼此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在我眼里，他们应该是沟通起来很顺畅的优质客户，很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并在签约前主动做了一些让渡。
　　第二天，就在我长舒一口气时接到了中介的信息：“租客说卧房的床有点小，能不能把那个床搬走？他们自己买个大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压了压惊说：“这个不好换，一是家具拆了我们没地方放，二是转卖也卖不出价钱，损失太大。”过了5分钟中介又来做我工作，想必是房客施压了。我说：“这样吧，他们可以把床拆掉，购买新床，但租约到期搬离时，需要恢复原状。”
　　说实话，如果在签约前他们提出这个需求，我会选择不租给他们，本来租房图方便，我想让自己的物品租给最合适和最需要的房客。但话又说回来，房客提出这样的需求，我在保证自己权益不受侵害的基础上这样讲，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到了下午又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房客提出能不能押一付二。合同里明明写着押一付三，行内的常规也是押一付三，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我明确地向中介表示不同意。过了一会儿中介又来电话说，客户要和我通话。
　　对方的意思是，屋内的家具设施与他们的预期有落差，虽然付二还是付三对其无所谓，但是付二的方式会让他们舒服些。潜台词就是，她需要我做出对应的让步以平衡她内心的落差。她一再强调，我对小床的处理方式没有让她不高兴。
　　我当时回答她的语气还算比较平和，但现在回想起来，对一个50多岁的大姐说这样的话还是过于尖锐了。我说：如果你没有不高兴，为什么要提出修改预定的付款方式？我并没有把我的房子夸得天花乱坠，我带您实地看了，向您呈现了它真实的面貌。很遗憾，您在做出决定后感觉到了落差，但这种落差是您个人原因造成的，并非我造成的，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而不是找别人为你的好心情买单……我的话还没说完，大姐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突然想到，当我们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时，并不总是能够去反思自身的需求是否合理，而是会觉得“因为你让我不高兴了，所以你得做出一些事情来补偿，让我重新高兴起来”。具有这套思维体系的人终究会在生活中受挫——当把快乐的遥控器拱手让给别人，便与自己内在持久的快乐源头断了联结。
　　当天和互为心理督导的同事分享了我的这个觉察。她说，你的话激起了对方的防御，其实只需要简单沟通：“我喜欢你，我很想让你高兴，但是不，我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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