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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看如何破解管理上的“知行差距”
参会嘉宾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
田传科中亦安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宁商业价值杂志社总经理
李晨晔索奥（中国）CEO
兰宝石北京大学MBA校友会常务副理事长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傅强智囊传媒总裁
主持人
冯宗智《新智囊》主编
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如今突然又“火”了起来。“国学与管理”相结合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总裁国学班”也顺势而生。然而，对此击节赞赏者有之，冷观质疑者亦有之。国学之于管理，究竟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还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必然之需?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 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企业家国学热”时, 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
王阳明是明代的思想巨匠，精通儒、释、道，创立“心学”，彻底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他也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当皇室内部出现军事叛乱之时，他力挽狂澜，拯救了明王朝的历史命运。他以一介文人，而能建立赫赫事功，受到后世读书人的崇拜，其思想影响了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孙中山等众多后世名人。其学说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袖西乡隆盛，当代一手创办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稻盛和夫，都将王阳明视为精神偶像。
王阳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知行合一的世界难题，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错误的意念一发动，就要放到“良知”的心里衡量。心正，意念自然就正，而意正，行动就自然符合“天地良心”，于是知行便合一了。
那么，我们从王阳明身上，可以追问：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管理上的“知行”真的可以合一吗？
本期的智囊悦读沙龙，由智囊传媒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特邀《百家讲坛》主讲人、《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董平教授与众多嘉宾一起，深入国学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使命与责任。
如何看待商界的“国学热”？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沙龙，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看如何破解管理上的知行差距。那么，国学也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跟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在国学热的这一背景下，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企业的发展？
董平：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又会形成一次对中国文化本原的反溯呢？它只表明一点，一个民族的发展，不管局势如何变动，中国的企业是不可以脱离它自己的文化本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的，只要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因子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就仍然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傅强：在中国管理界兴起的国学热，以前更多说是从一种智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今天，我觉得是董老师把这个“根”给找到了。因为，中国原来的管理智慧在国学里面其实就有强大的实用性和土壤。而这个管理学其实是讲究效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讲效率与效益的控制或者是一种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学热比管理学尤其在中国的企业土壤中有蔓延之势。我想，这可能是基因里边的东西。
万宁：我发现，现在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非常机械化的方式去进行所谓对自己管理的理论溯源的过程其实是失败的，这里面我有很大的体会。所以我现在回应傅总的话，其实从国学热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出现董老师所说的：大家有意识地从二千年文化管理的知识宝库里面寻求有用的东西，而是在套用。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我们在整个工具书和汉译名著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被社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和学术出版的重阵。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进军新的领域。去年，我们在国学的普及这一块也做了尝试，比如《传奇王阳明》就是我们做了尝试的一个成果。这也是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开拓的一个全新产品。
国学与管理有什么相干？
主持人：我们没见过哪个西方人试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一个企业家是否有“仁、智、礼、义、信”，与读过没读过《论语》没什么相干，如果精研《易经》可以做好企业，又何必学习德鲁克？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和中国人其实是站在了管理学的同一起跑线上。对此，我们应该聚焦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什么是管理？国学跟企业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管理又有什么关系？
董平：说到国学和管理的关系，我想说，它们两者之间一定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德鲁克看成是管理学的创始人，那管理学到现在大概也就六十来年的历史，但是要知道，当人类进入到一个公共体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时候，管理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意思上讲，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管理的论述和思想，中国的企业家们可以从国学当中获得足够多的启迪。但不懂得或者不想去了解国学的企业家，那就叫集体无意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们能够主动地、自学地研究、了解《周易》、了解孔子、了解老子，就可以转换这种无意识而成为一种自觉，境界是不一样的。
傅强：我理解的国学的范畴，不仅仅是儒家的，可能是“儒”、“释”、“道”，甚至还有更大的范畴。说管理这部分，我觉得定义非常多。刚才跟董老师讲，“智囊”包括我本身在“知行”这方面体悟得也比较深：管理是认知，是对知的解读；管理是实践，是对行的解读；后来我们在后面加上“管理是沟通”，是对言的解读。
李晨晔：关于国学与管理的关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管理和国学似乎靠得非常近。这两个，不大像大家感觉的那样：管理是西方的概念，国学是中国的特色。在我们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它的特点就在于，不在我们研究以外，而恰恰是我们研究当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它们更像是一种互相印证，互相影响的关系。
田传科：对于管理，我认为，首先说理，其实它是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有一句话说得好：“理不出一种人心队伍不好带。”在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的前提下，用人性的方式实现一种目标，这就是我认为的管理。那么国学这一块，我是非常认同国学与管理是有关联的，而且和管理之间，也希望是有契合点的。
万宁：我认为国学是一个更大的外延，而管理只是它的一个小小分支。所以，我认为不要把它们两个并列在一起，有些人非常强硬地把它们划成一个等号，说国学的某些东西就可以用之于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让他真的去管好，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管理只是国学中很小的一部分。
兰宝石：国学到底是学管理还是学智慧，学管理能不学智慧吗？学智慧也能学管理。这里有潜台词，说管理，从近代来讲，包括“二战”以后，引进国外的叫现代企业管理。我们传统的管理叫术、叫谋、叫法。但是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工业化革命以后的科学管理，我们是零，我们没有。现在为什么国学对管理学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越来越网络化、全球化，越来越进入知识经济，人们个人的创造力、创新的观念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说学管理就是学智慧，学智慧就要学管理。
“知行合一”如何实现？
主持人：对管理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董老师刚写了一本书叫《传奇王阳明》。那么请董老师来谈谈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来做到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那么这种知行合一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还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做到？
董平：谈起王阳明，我们往往会觉得，他是一个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的人，他的创新就在于，他能够继承传统，反思传统，变革传统。回到主持人的话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还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按照王阳明的观点：从孟子以来就开始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也是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人还有一种物质的躯壳，我们这种物质的躯壳也仍然在一种精神意识的主导下产生它自己的活动。按照王阳明的观点，第一点，他对“行”的理解是：“意念发动处便是行”。他的意思是说，你心里头有这么一个意念或者说你心灵当中产生这样一个意识，这就是行。也就是说“行”作为意识活动意义上面来说，那么毫无疑问，知行当然合一。另外一点，意识活动是自我了解和基于这种自我了解的外向展开形式，或者说是表象或表达。因而，从这点上来讲，知行一定是致良知唯一的方式和手段。
主持人：刚才听了董平老师的介绍，我的理解是王阳明改变了“知”和“行”的概念，可能有时候大家说的词一样，但概念完全不一样。对此，大家怎么看？
董平：在此，我想补充一下，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其实从孔子、孟子，一直到王阳明之前，对于生命的本原都没有进行过反思。反思就是要使我们自己的心变得像镜子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照查一切万物。当你能照查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自我良知的真正呈现，这是致良知的第一个层面；另外一方面是，当我察觉或当我了解到了良知在我心里面的呈现，那就应该把它应用出来、体现出来。所以，王阳明有两句话讲知行合一，那是最清楚不过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傅强：这几天，看董老师写的《传奇王阳明》，我就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开办这家公司？我在想，这可能是所有东西都要到致良知这面“镜子”面前去拷问。这样就会导致自己的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这面镜子上暴露无遗。这也是我听了董老师的发言所想到的问题。
万宁：刚才听到董老师谈的“知行合一”，我觉得王阳明其实是把“知”和“行”分开了。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作为一个互为启用的这样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我们去考虑事情和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完成的。
田传科：现在觉得董老师说的话非常有体会，致良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拿到他的面前去照。拿它去醒悟，醒悟这么多年的江湖行走有意思吗？反倒是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国学能帮助中国企业找到精神归宿吗？
主持人：从国学与管理的探讨中，其实最后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想让世界了解你什么，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正在崛起，成长起来了，那么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想这是留给中国企业、留给中国管理者、留给国学学者的一个问题。
傅强：其实有时候也问自己一个特别绝对的问题，也是一个朋友问我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全坏了，所有的人都是坏蛋，所有的人都是恶棍，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依然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么你的良知是什么？这句话，让我心里挺纠结的，也很不舒服，同时也挺震撼。但通过今天董老师的国学演讲，我从其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从哲学方面把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间的关系理清了。所以以后面对这样问题的回答更坚决了，即便全坏了，我们还有一次选择做好人和坏人的机会，还有一次面对自己的机会，这也是奉献给我与今天在座的朋友一起来共同分享的。
董平：我想说一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物欲横流，才显得出道德价值的崇高。”所以即便是都坏了，道德都沦丧，哪怕是到了那个程度，我们仍然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知，这才显现我们自己的博大、自己的高明、自己的博厚。
李晨晔：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要反思和实践一些很简单的改变：如，什么是淡定、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技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个企业家，企业是你最好的反思和实践的平台。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来看，我以为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其实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
万宁：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今天再去考虑从国学上去汲取营养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目前企业和经济所占的全球位置上来重新衡量，也许你的责任感会重一分。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所讨论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实际上，中国企业对世界的贡献，未来三十年应该更多地体现在道德层面、精神层面、价值观层面上。我个人认为，道德其实是一种选择的问题。我记得曾国藩说过一句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地去实践知行合一、致良知。
参会嘉宾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
田传科中亦安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宁商业价值杂志社总经理
李晨晔索奥（中国）CEO
兰宝石北京大学MBA校友会常务副理事长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傅强智囊传媒总裁
主持人
冯宗智《新智囊》主编
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如今突然又“火”了起来。“国学与管理”相结合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总裁国学班”也顺势而生。然而，对此击节赞赏者有之，冷观质疑者亦有之。国学之于管理，究竟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还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必然之需?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 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企业家国学热”时, 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
王阳明是明代的思想巨匠，精通儒、释、道，创立“心学”，彻底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他也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当皇室内部出现军事叛乱之时，他力挽狂澜，拯救了明王朝的历史命运。他以一介文人，而能建立赫赫事功，受到后世读书人的崇拜，其思想影响了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孙中山等众多后世名人。其学说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袖西乡隆盛，当代一手创办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稻盛和夫，都将王阳明视为精神偶像。
王阳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知行合一的世界难题，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错误的意念一发动，就要放到“良知”的心里衡量。心正，意念自然就正，而意正，行动就自然符合“天地良心”，于是知行便合一了。
那么，我们从王阳明身上，可以追问：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管理上的“知行”真的可以合一吗？
本期的智囊悦读沙龙，由智囊传媒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特邀《百家讲坛》主讲人、《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董平教授与众多嘉宾一起，深入国学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使命与责任。
如何看待商界的“国学热”？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沙龙，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看如何破解管理上的知行差距。那么，国学也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跟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在国学热的这一背景下，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企业的发展？
董平：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又会形成一次对中国文化本原的反溯呢？它只表明一点，一个民族的发展，不管局势如何变动，中国的企业是不可以脱离它自己的文化本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的，只要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因子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就仍然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傅强：在中国管理界兴起的国学热，以前更多说是从一种智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今天，我觉得是董老师把这个“根”给找到了。因为，中国原来的管理智慧在国学里面其实就有强大的实用性和土壤。而这个管理学其实是讲究效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讲效率与效益的控制或者是一种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学热比管理学尤其在中国的企业土壤中有蔓延之势。我想，这可能是基因里边的东西。
万宁：我发现，现在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非常机械化的方式去进行所谓对自己管理的理论溯源的过程其实是失败的，这里面我有很大的体会。所以我现在回应傅总的话，其实从国学热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出现董老师所说的：大家有意识地从二千年文化管理的知识宝库里面寻求有用的东西，而是在套用。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我们在整个工具书和汉译名著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被社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和学术出版的重阵。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进军新的领域。去年，我们在国学的普及这一块也做了尝试，比如《传奇王阳明》就是我们做了尝试的一个成果。这也是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开拓的一个全新产品。
国学与管理有什么相干？
主持人：我们没见过哪个西方人试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一个企业家是否有“仁、智、礼、义、信”，与读过没读过《论语》没什么相干，如果精研《易经》可以做好企业，又何必学习德鲁克？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和中国人其实是站在了管理学的同一起跑线上。对此，我们应该聚焦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什么是管理？国学跟企业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管理又有什么关系？
董平：说到国学和管理的关系，我想说，它们两者之间一定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德鲁克看成是管理学的创始人，那管理学到现在大概也就六十来年的历史，但是要知道，当人类进入到一个公共体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时候，管理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意思上讲，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管理的论述和思想，中国的企业家们可以从国学当中获得足够多的启迪。但不懂得或者不想去了解国学的企业家，那就叫集体无意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们能够主动地、自学地研究、了解《周易》、了解孔子、了解老子，就可以转换这种无意识而成为一种自觉，境界是不一样的。
傅强：我理解的国学的范畴，不仅仅是儒家的，可能是“儒”、“释”、“道”，甚至还有更大的范畴。说管理这部分，我觉得定义非常多。刚才跟董老师讲，“智囊”包括我本身在“知行”这方面体悟得也比较深：管理是认知，是对知的解读；管理是实践，是对行的解读；后来我们在后面加上“管理是沟通”，是对言的解读。
李晨晔：关于国学与管理的关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管理和国学似乎靠得非常近。这两个，不大像大家感觉的那样：管理是西方的概念，国学是中国的特色。在我们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它的特点就在于，不在我们研究以外，而恰恰是我们研究当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它们更像是一种互相印证，互相影响的关系。
田传科：对于管理，我认为，首先说理，其实它是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有一句话说得好：“理不出一种人心队伍不好带。”在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的前提下，用人性的方式实现一种目标，这就是我认为的管理。那么国学这一块，我是非常认同国学与管理是有关联的，而且和管理之间，也希望是有契合点的。
万宁：我认为国学是一个更大的外延，而管理只是它的一个小小分支。所以，我认为不要把它们两个并列在一起，有些人非常强硬地把它们划成一个等号，说国学的某些东西就可以用之于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让他真的去管好，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管理只是国学中很小的一部分。
兰宝石：国学到底是学管理还是学智慧，学管理能不学智慧吗？学智慧也能学管理。这里有潜台词，说管理，从近代来讲，包括“二战”以后，引进国外的叫现代企业管理。我们传统的管理叫术、叫谋、叫法。但是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工业化革命以后的科学管理，我们是零，我们没有。现在为什么国学对管理学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越来越网络化、全球化，越来越进入知识经济，人们个人的创造力、创新的观念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说学管理就是学智慧，学智慧就要学管理。
“知行合一”如何实现？
主持人：对管理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董老师刚写了一本书叫《传奇王阳明》。那么请董老师来谈谈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来做到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那么这种知行合一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还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做到？
董平：谈起王阳明，我们往往会觉得，他是一个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的人，他的创新就在于，他能够继承传统，反思传统，变革传统。回到主持人的话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还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按照王阳明的观点：从孟子以来就开始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也是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人还有一种物质的躯壳，我们这种物质的躯壳也仍然在一种精神意识的主导下产生它自己的活动。按照王阳明的观点，第一点，他对“行”的理解是：“意念发动处便是行”。他的意思是说，你心里头有这么一个意念或者说你心灵当中产生这样一个意识，这就是行。也就是说“行”作为意识活动意义上面来说，那么毫无疑问，知行当然合一。另外一点，意识活动是自我了解和基于这种自我了解的外向展开形式，或者说是表象或表达。因而，从这点上来讲，知行一定是致良知唯一的方式和手段。
主持人：刚才听了董平老师的介绍，我的理解是王阳明改变了“知”和“行”的概念，可能有时候大家说的词一样，但概念完全不一样。对此，大家怎么看？
董平：在此，我想补充一下，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其实从孔子、孟子，一直到王阳明之前，对于生命的本原都没有进行过反思。反思就是要使我们自己的心变得像镜子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照查一切万物。当你能照查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自我良知的真正呈现，这是致良知的第一个层面；另外一方面是，当我察觉或当我了解到了良知在我心里面的呈现，那就应该把它应用出来、体现出来。所以，王阳明有两句话讲知行合一，那是最清楚不过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傅强：这几天，看董老师写的《传奇王阳明》，我就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开办这家公司？我在想，这可能是所有东西都要到致良知这面“镜子”面前去拷问。这样就会导致自己的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这面镜子上暴露无遗。这也是我听了董老师的发言所想到的问题。
万宁：刚才听到董老师谈的“知行合一”，我觉得王阳明其实是把“知”和“行”分开了。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作为一个互为启用的这样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我们去考虑事情和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完成的。
田传科：现在觉得董老师说的话非常有体会，致良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拿到他的面前去照。拿它去醒悟，醒悟这么多年的江湖行走有意思吗？反倒是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国学能帮助中国企业找到精神归宿吗？
主持人：从国学与管理的探讨中，其实最后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想让世界了解你什么，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正在崛起，成长起来了，那么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想这是留给中国企业、留给中国管理者、留给国学学者的一个问题。
傅强：其实有时候也问自己一个特别绝对的问题，也是一个朋友问我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全坏了，所有的人都是坏蛋，所有的人都是恶棍，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依然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么你的良知是什么？这句话，让我心里挺纠结的，也很不舒服，同时也挺震撼。但通过今天董老师的国学演讲，我从其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从哲学方面把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间的关系理清了。所以以后面对这样问题的回答更坚决了，即便全坏了，我们还有一次选择做好人和坏人的机会，还有一次面对自己的机会，这也是奉献给我与今天在座的朋友一起来共同分享的。
董平：我想说一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物欲横流，才显得出道德价值的崇高。”所以即便是都坏了，道德都沦丧，哪怕是到了那个程度，我们仍然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知，这才显现我们自己的博大、自己的高明、自己的博厚。
李晨晔：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要反思和实践一些很简单的改变：如，什么是淡定、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技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个企业家，企业是你最好的反思和实践的平台。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来看，我以为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其实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
万宁：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今天再去考虑从国学上去汲取营养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目前企业和经济所占的全球位置上来重新衡量，也许你的责任感会重一分。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所讨论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实际上，中国企业对世界的贡献，未来三十年应该更多地体现在道德层面、精神层面、价值观层面上。我个人认为，道德其实是一种选择的问题。我记得曾国藩说过一句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地去实践知行合一、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