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乐清市检察院通过媒体公布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统计数据。该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０年至今年６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杀人案件，经该院批捕的就有４７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雇主绝大多数是私企老板和富人村官。
　　
　　利益不均杀心起 富人铤而走险
　　
　　被誉为“温州第一经济强市”的乐清，２００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２１７．１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６３７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６７９５元。柳市、乐成、虹桥、北白象４个镇的经济实力更是跻身温州“十强”和浙江“百强”，全市于２００３年宣布迈入小康社会。
　　按理说，这该是个人人尽享平安富裕的地方。“但在无限膨胀的私欲刺激之下，在谋求更大集团利益的过程中，少数富人铤而走险，不惜花钱买人命。”不久前刚刚一审重判的乐清富商周祖豹被害一案就是典型。浙江富豪周祖豹由于在生意上和另外两个富翁屠金安、王伟坚发生矛盾，屠、王二人找到十分擅长打架斗殴的杨金富摆平此事。
　　２００３年春节，周祖豹在浙江老家为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操办婚事。正当周祖豹一家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小镇上有一辆银灰色的外地牌照面包车在来回游荡。这辆面包车并没有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更没有让沉浸在欢乐中的周祖豹一家有丝毫察觉。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一早，周祖豹迈出家门，跨进了停放在家门口的宝马车，准备让大儿子开车带自己去酒店结账。就在这时，几名歹徒从那辆神秘的面包车上冲了下来，手持杀猪刀朝周祖豹砍去。周祖豹顿时血流如注，瘫倒在地。儿子周建勇见状赶紧掏出手机拨打１１０，而行凶之后的歹徒们已经跳上车牌号为陕ＡＰ２７３５的银灰色面包车，飞快地逃离村子，不见了踪影。而５０岁的周祖豹由于被连砍数刀，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周家的喜事变成了丧事。
　　周祖豹是１９９３年开始在北京做毛皮生意的，经过几年打拼，他已经成了身家上亿的浙江富豪。周祖豹的惨死一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周祖豹的家人不禁想起了３年前周家的另一起命案。当年在北京，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就在周祖豹的办公室里惨遭杀害，而凶手至今没有落网。这两起命案到底有没有关联，会不会是出自一人之手呢？温州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首先，警方查出车牌号为陕ＡＰ２７３５的面包车车主叫李勃。据西安人李勃交待，他的车是借给了一个叫杨金富的人，而杨金富正是３年前杀死周祖豹侄子周建波的凶手，已经被警方通缉。那么，杨金富是不是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呢？经过警方的周密部署，２００３年３月，他们终于将躲藏在温州郊区一间破庙里的杨金富和几名同伙同时抓获。经连夜审讯，杨金富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果然是杨金富杀死了周祖豹叔侄二人。这个杨金富也是浙江乐清人，他到底和周家有什么冤仇，为什么先后下毒手杀死了周家的两个人呢？杨金富供认周祖豹这个案件是王伟坚和屠金安出５０万让他们去干的。王伟坚、屠金安两人和被害人周祖豹同是浙江乐清人，同在北京做生意，也同样是身家百万的浙江富商。尤其是王伟坚，脑子活络，为人谦和，在浙江人中口碑极好，听说他涉嫌买凶杀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
　　温州警方经过秘密侦查，将王伟坚和屠金安抓获。公安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伟坚、屠金安和被害人周祖豹早年就结下了仇怨。在１９９８年时，三人合伙在北京做辅料生意，当时周祖豹投入较多，占了大部分股份，而王伟坚和屠金安两人共同投资１９０万元，占小股份。由于在合作过程中与周祖豹产生了矛盾，王伟坚、屠金安坚决要退出股份，遭到了周祖豹的拒绝。三人在周祖豹办公室里交涉时，周祖豹的儿子还叫来二三十名打手将王伟坚、屠金安团团围住……
　　就这样，双方积怨越来越深。起初，王伟坚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法律途径把这笔投资款要回来，但是他们认为打官司又耗费精力又耗费财礼，他们耽搁不起。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走进了王伟坚和屠金安的视线，他就是在北京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的黑道人物杨金富。别看杨金富长得不起眼，打架斗殴却很有名气。王伟坚和屠金安决定让杨金富出面，把这１９０万的投资款讨回来。三方为此还签订了一个协议。王伟坚和屠金安把大红门辅料市场的股份转让给了杨金富。
　　不久，杨金富拿着协议书带着手下一帮人找到了周祖豹索要投资款。没想到周祖豹并不吃这一套，多次把闯进市场的杨金富赶了出去。杨金富对此非常恼怒，继续带人拿着刀具、鱼叉等凶器强行进驻市场，驱赶商户。当他们最后闯到周祖豹办公室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周祖豹，只遇到了他的侄子周建波。周建波在争斗中当场被打死。眼看出了人命，杨金富逃出了市场，从此没了踪影。
　　而周祖豹在侄子遇害后不停地上告，要求警方抓获凶手杨金富并找出幕后的指使人。很快，杨金富再也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日子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他给屠金安打来了电话，说他想把周祖豹干掉，让屠金安给他５０万元钱。屠金安马上和王伟坚商量，二人觉得除掉周祖豹可以一了百了，于是他们决定让杨金富尽快下手。
　　杨金富跑到了西安，以西安人李勃的名义购置了一辆小面包车，并网罗了几名杀手，开始谋划杀死周祖豹。２００２年年底，他们打听到周祖豹要回浙江老家为儿子举办婚礼，一伙人便悄悄开车摸回乐清。经过十来天的蹲守，终于在周祖豹为儿子举办婚礼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周祖豹。
　　
　　清除“眼中钉” 杀人如儿戏
　　
　　在温州，宗翠平有着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先是以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被众多媒体爆炒而成为“新闻人物”；继以性格乖戾、恶待员工、伙同姘夫故意杀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２００４年８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被取保候审的宗翠平因涉嫌雇凶杀害同室女友而再次被捕。
　　据介绍，宗翠平１９７２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１９９１年结婚，生有一女，据说因忍受不了丈夫的殴打而离婚。１９９８年６月，宗翠平驾车加油时吸烟而引发大火，车子被烧，同车的前夫重伤不治身亡，她自身脸部也被严重烧伤而毁容。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宗翠平慕名来到浙江温州，在市区南站天桥上行乞。她逢人就诉说自己在老家遭遇火灾毁容被丈夫抛弃，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温州，靠乞讨养活自己与儿子；但自己不服命运安排，一定要与命运抗争云云。
　　宗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悲惨”遭遇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善良的人们：温州一位医师免费为她做了整容手术；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宗又在温州市区开了一家名叫“顺风”的家政服务公司，一度手下的员工曾达四五十人。这期间，宗翠平与一男子相好而生下了一个男孩。温州市公安机关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宗翠平从女乞丐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后，逐渐变得趾高气扬，俨然以名人自居，对员工动辄打骂，还经常拖欠员工工资。
　　在宗的员工中，祝金侠是被打骂得最多的一个。后来，不堪忍受的祝被逼离开而自立门户做起了家政服务，并带走了不少老客户。此事被宗翠平发现后，便与其相好李有水密谋报复。
　　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０日，李有水在公用电话上捏着嗓子，冒充客户给祝金侠打电话，约其到某处打扫卫生。晚上７时３０许，祝金侠被骗到温州市区下吕浦某住宅区后，李有水与宗翠平将她按倒在地，贴上了封口胶，将其活活打死。之后，宗、李两人将祝金侠的尸体装进大纸箱里抛尸瑞安飞云江。天网恢恢。８月３日晚，宗、李二人因宗翠平小孩的抚养问题发生争吵，李有水将小孩丢到了大马路上，大声叫嚷：“我连人都杀过，扔个小孩算什么！”听到此言的女邻居惊吓之余向警方报了警。
　　 　　此案被侦破后，李有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５日被执行。宗翠平因为有孕在身而被从轻发落判处无期徒刑，后被取保候审。宗翠平不服，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上诉。然而，就在上诉期内，宗翠平却再度犯下命案。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宗翠平为泄私愤，起意报复，以２０００元价格雇佣安徽民工刘胜利，共同杀害了与其同居的女友倪玉娟。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宗翠平、刘胜利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雇凶杀人也是恐怖主义
　　
　　著名犯罪学专家李云龙称，雇凶杀人是国内出现的新型犯罪方式，其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一般情况下，法律上对此类案件中的授意者、教唆者、组织者均认定为主犯。但司法实践中，因为雇凶者的犯罪行为极具隐蔽性、秘密性，警方在取证调查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乐清市检察院人士也向记者透露，许多雇凶者在达到犯罪目的后一般还要再花一笔钱，或让实行犯逃之夭夭，或让他们“封口”。这样做，不但给警方抓获被雇行凶者制造了人为的难度，也让不少案件只能查到实行犯而难以深挖至“幕后老板”。该院某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案件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就是因为调查取证难，不能轻易向外界公布案情。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分析雇凶杀人现象的时候痛心地说，其实雇凶杀人犯罪在整个中国都有“抬头”的趋势，尤其在沿海地带，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社会矛盾加剧。其次是转型期法制不健全，破案率低。国家从去年至今年已经开始对此类犯罪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案件的总体趋势还是在上升。浙江温州之所以会较多出现这类现象，首先是私营经济发达，产生大量的摩擦、纷争。而沿海一带从古就存在很强的商业文化，在没有形成好的市场经济道德的氛围情况下，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大家向“钱”看的观念，唯利是图。其次因为雇凶杀人有很强的隐蔽性，涉及到有钱有权的人，很难进行调查。再者，某些地区存在很强的黑势力，这些黑势力很容易被财富利用，铤而走险。
　　胡星斗说，这样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存在一个“谁强就谁对”的潜规则。“旧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官司费用高，而且在有理无关系、无官员说话的情况下，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赢。于是会出现一些侠客、刺客，来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是雇凶杀人、恐怖主义。”
　　犯罪学专家李云龙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经济水平普遍比较低，雇凶杀人案很少出现。但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经济收入提高，富裕起来，有些人在自己的利益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会以金钱诱使他人为其杀人。一方面，富人群体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未接受到与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文化熏陶，出于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追求，他们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能背离原先的文化价值标准，而他们先天性的法律意识淡薄、市场及利益之争中衍生出的好勇斗狠心理以及金钱支配一切的幻觉，最终促使他们甘冒风险雇凶杀人。另一方面，被雇杀人者同样是出于文化滞后的影响，苦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等现实难题而得不到排解，往往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而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匮乏，他们更容易受到金钱引诱，甚至以此为生，这正是被雇者“市场”存在的主因。这种雇凶杀人现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种副产品。
　　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李云龙认为，首先要完善立法，对教唆者从重处罚！李云龙解释说，我国法律对教唆犯的处罚是以共同犯罪的地位或作用处罚，这种情况下雇凶杀人者会以教唆伤人而非杀人，把责任推给被雇者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今后首先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正确对待社会，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正确对待他人，从而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使公民之间相互关心、谅解、帮助，和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