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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禅宗研究分为禅史学研究和禅哲学研究两大支流。
今天,在禅史学和禅哲学于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从禅宗研究整体来看,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禅史学和禅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相互印证,反而是有所矛盾。
现代禅哲学借以发挥的历史依据,主要是禅宗的《灯录》——其最早成书年代,在公元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宋代,离禅宗的黄金时代已相距三百年左右。与禅史学的研究成果相对照,《灯录》所载故事,凡属早期禅宗史的,在当年的禅宗祖师身上,从达摩到弘忍到慧能,都是伪造附会的。没有历史的事实,何来哲学的自觉?难道现代禅哲学是一种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意发挥?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禅哲学的价值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如何看待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历史呢?
《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一书的主要内容也属禅史学研究,但其特点在于分清真伪之后,却是去真存伪,对后人伪造增益的历史特别重视,从中钩陈出新,破解出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得出了新颖的见解。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基于如此的事实:在禅宗史的范围中,真伪的标准是当时有无此事。所谓“真”史,是有史籍可考的事实;所谓“伪”史,是当时并无其事,而是后世南禅(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一派)禅师所编造的、附会于先辈祖师身上的故事和思想。但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范围来看,真伪的标准就得有所变化。因为现实地直接影响宋明理学、从而影响近古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禅宗,就是那真伪相混的禅宗。宋明以来,人们一直把真伪相混的禅宗当作事实以接受、消化的。就本质而言,中国文化所接受的、消化的,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南禅精神,虽然它以“禅宗”的名称存在,在这一点上它恰恰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禅宗史的局部来看是伪的,在中国史整体来看却是真的。在名称上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精神上却是现实的、有意义的。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现代禅哲学借此而发挥,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把握了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殊性,抓住了这一关键,禅史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禅哲学和禅史学再也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印证、互相沟通的了。
(《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顾伟康著,上海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3.45元)
今天,在禅史学和禅哲学于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从禅宗研究整体来看,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禅史学和禅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相互印证,反而是有所矛盾。
现代禅哲学借以发挥的历史依据,主要是禅宗的《灯录》——其最早成书年代,在公元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宋代,离禅宗的黄金时代已相距三百年左右。与禅史学的研究成果相对照,《灯录》所载故事,凡属早期禅宗史的,在当年的禅宗祖师身上,从达摩到弘忍到慧能,都是伪造附会的。没有历史的事实,何来哲学的自觉?难道现代禅哲学是一种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意发挥?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禅哲学的价值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如何看待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历史呢?
《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一书的主要内容也属禅史学研究,但其特点在于分清真伪之后,却是去真存伪,对后人伪造增益的历史特别重视,从中钩陈出新,破解出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得出了新颖的见解。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基于如此的事实:在禅宗史的范围中,真伪的标准是当时有无此事。所谓“真”史,是有史籍可考的事实;所谓“伪”史,是当时并无其事,而是后世南禅(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一派)禅师所编造的、附会于先辈祖师身上的故事和思想。但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范围来看,真伪的标准就得有所变化。因为现实地直接影响宋明理学、从而影响近古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禅宗,就是那真伪相混的禅宗。宋明以来,人们一直把真伪相混的禅宗当作事实以接受、消化的。就本质而言,中国文化所接受的、消化的,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南禅精神,虽然它以“禅宗”的名称存在,在这一点上它恰恰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禅宗史的局部来看是伪的,在中国史整体来看却是真的。在名称上是伪造的、假冒的,在精神上却是现实的、有意义的。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现代禅哲学借此而发挥,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把握了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殊性,抓住了这一关键,禅史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禅哲学和禅史学再也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印证、互相沟通的了。
(《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顾伟康著,上海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3.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