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女性”与“革命”是丁玲文学的两大元素，其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不断追求主流革命话语。延安时期的丁玲担负着现代知识分子、女性、革命者三重身份，视野逐渐下沉，从过去的关注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下沉到了解放区农村妇女的现实困境。书写并探讨了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转化下的现代“新女性”，以及对于孤弱无奈、软弱无能的落后农村妇女生活和命运的关切。
关键词：丁玲 革命立场 女性意识 农村妇女
丁玲是一位独具女性魅力的作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丁玲的文学创作是伴随着中国的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其文学话语不断随着社会主流话语的转变进行自我调适。丁玲前期写作紧紧跟随五四思想革命和个性解放的命题，作为“新女性”的她敏锐地洞察了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觉醒后的知识女性在走出封建家庭以及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存在的尴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上的幻灭感。以处女作《梦珂》敲响了文坛的大门，而《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轰动了整个文学界，发出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①，彰显了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随后《阿毛姑娘》《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自杀日记》等一系列作品，都书写着莎菲式的个人主义者的现代女性主体的困境，挖掘出女性在面对病态的社会、追求上的失望和孤独中大胆地控诉封建礼教的极具叛逆精神的一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知识分子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了革命，革命文学运动发展起来并且在左翼思潮的推动下，促使更多作家走向转型，而此时也正是丁玲创作的转变期，集体主义的革命主题开始替代了前期小说中的个性主义主题，女性意识也在逐渐消退，创作了《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文本，而《田家冲》之后的《水》则是丁玲成功转型的标志之作，随后又创作了《法网》《消息》《夜会》等作品。而在30年代后期至以后的延安时期，经历了岁月的动荡和生命的沉潜，女性意识的再次复苏，使得丁玲在革命书写和女性书写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此时关注的视点则从早期的知识女性下沉到农村妇女，如《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延安政治环境的差异及变化，现代知识分子、女性身份、革命战士的多重身份，都使其面临对着更多的矛盾和挣扎。文章通過梳理和深入分析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文本中的农村妇女书写，揭示其在延安时期具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批判意识，身为女性的生命体验以及作为革命者的民族国家的革命热情等种种复杂缠绕的诉求。
一.延安时期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到延安后，丁玲的小说努力摒弃先前的自我情绪创作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但此时的女性意识与阶级社会意识并不能充分地融合，预设的理念往往与创作效果出现断裂，导致事态发展变得突然或牵强。”[1]从前线退回到延安修整的时间里，丁玲的心境从一开始的昂扬豪迈转向低落沉郁。革命的想象、战斗的豪情沉静落实到解放区的生活常态，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丁玲在矛盾与冲突中去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创作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形成新的女性自我，或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与主观诉求转化形成的“新女性”，或是几千年来“依然故我”的落后农村妇女。
从1937年到1942年，丁玲先后创作的文本凸显了解放区妇女的现实困境，视点从过去的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下移到了落后的农村妇女、受侮辱的妇女、革命劳动妇女，是丁玲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意识的重新复苏。而知识分子自觉地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下形成的暴露书写，显示了知识分子在自我和大众的转换中的矛盾与反复，是宏大叙事中集体语言遮蔽下的个体言语挣扎。
1.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转化下自立、自尊、自强的现代“新女性”
丁玲从男权文化深根固柢的性别暴政中深入关注到女性生存的困境，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寻求妇女解放，以及在政治化、社会化过程中女性的个体价值的凸显。不同于丁玲早期笔下的莎菲、薇底们是苦闷、迷茫、封闭，有着极度自我情绪的女性，《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丁玲塑造了一群有着全新社会经验和政治信仰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即敢于面对命运、反抗社会压迫的陈老太婆、贞贞，她们是在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转化下积极的现代农村“新女性”，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着的真实的困境、肩负的责任担当和在社会历史中艰难的抗争和成长，并最终升华为新的历史主体。
1938年7月丁玲创作了《新的信念》，以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叙事为题材，主人公是被日军强暴的陈老太婆。骆宾基高度评价文本成功地“雕塑了一个农村老妇有着倔强灵魂的塑像。那灵魂是早已锈蚀的，在大风浪的冲击之下，开始剥落，开始透明，开始带着锈蚀斑痕而发光了”。“这已经是一个新的老太婆了，…… 新的中国农村妇女。”[2]在亲眼目睹孙女儿惨死在日本鬼子的蹂躏下，孙子英勇赴死，以及太多的罪恶后，老太婆凭借令人震撼的生的顽强意志，活着回来，彻底发生转变。她从前是脆弱无助的，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没有存在感，可能如许多普通农妇一样悄无声息的过完一生。这次悲惨遭遇使她与乡亲们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感情，最后加入了妇女会，到处奔走，控告敌人恶性，唤起全村父老乡亲奔向革命的“洪流”。老太婆“新女性”形象的“新”体现在哪里？她不是忍辱偷生、在他人的指指点点中对女性失贞感到屈辱沉默地承受一切的传统女性主体，“她宣说那些残酷的事实，她又看见了眼泪……她跟着就来抚摸那些受了伤的灵魂，她又把那些兴奋人、鼓励人的故事，渲染出来，于是人们又笑了。她便在这时劝大家都上队伍去，只要别人一迟疑，她就吼起来”②，老太婆是敢于正视自己惨痛经历的，她向大众揭开自己的伤疤克服沉重的耻辱感，并对经验进行整理、重新编排构造，通过分享在自我与大众中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对于敌人的仇恨的共情纽带，鼓舞激励人们奔向革命的洪流。她将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进行积极地转化，主动地肩负起了一份“启蒙”鼓舞大众的责任担当。当然，丁玲的描写是理想化的，老太婆觉醒的人物形象崇高，真实性不足，但是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的，显示了革命和女性的共同成长。
关键词：丁玲 革命立场 女性意识 农村妇女
丁玲是一位独具女性魅力的作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丁玲的文学创作是伴随着中国的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其文学话语不断随着社会主流话语的转变进行自我调适。丁玲前期写作紧紧跟随五四思想革命和个性解放的命题，作为“新女性”的她敏锐地洞察了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觉醒后的知识女性在走出封建家庭以及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存在的尴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上的幻灭感。以处女作《梦珂》敲响了文坛的大门，而《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轰动了整个文学界，发出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①，彰显了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随后《阿毛姑娘》《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自杀日记》等一系列作品，都书写着莎菲式的个人主义者的现代女性主体的困境，挖掘出女性在面对病态的社会、追求上的失望和孤独中大胆地控诉封建礼教的极具叛逆精神的一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知识分子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了革命，革命文学运动发展起来并且在左翼思潮的推动下，促使更多作家走向转型，而此时也正是丁玲创作的转变期，集体主义的革命主题开始替代了前期小说中的个性主义主题，女性意识也在逐渐消退，创作了《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文本，而《田家冲》之后的《水》则是丁玲成功转型的标志之作，随后又创作了《法网》《消息》《夜会》等作品。而在30年代后期至以后的延安时期，经历了岁月的动荡和生命的沉潜，女性意识的再次复苏，使得丁玲在革命书写和女性书写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此时关注的视点则从早期的知识女性下沉到农村妇女，如《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延安政治环境的差异及变化，现代知识分子、女性身份、革命战士的多重身份，都使其面临对着更多的矛盾和挣扎。文章通過梳理和深入分析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文本中的农村妇女书写，揭示其在延安时期具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批判意识，身为女性的生命体验以及作为革命者的民族国家的革命热情等种种复杂缠绕的诉求。
一.延安时期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到延安后，丁玲的小说努力摒弃先前的自我情绪创作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但此时的女性意识与阶级社会意识并不能充分地融合，预设的理念往往与创作效果出现断裂，导致事态发展变得突然或牵强。”[1]从前线退回到延安修整的时间里，丁玲的心境从一开始的昂扬豪迈转向低落沉郁。革命的想象、战斗的豪情沉静落实到解放区的生活常态，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丁玲在矛盾与冲突中去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创作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形成新的女性自我，或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与主观诉求转化形成的“新女性”，或是几千年来“依然故我”的落后农村妇女。
从1937年到1942年，丁玲先后创作的文本凸显了解放区妇女的现实困境，视点从过去的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下移到了落后的农村妇女、受侮辱的妇女、革命劳动妇女，是丁玲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意识的重新复苏。而知识分子自觉地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下形成的暴露书写，显示了知识分子在自我和大众的转换中的矛盾与反复，是宏大叙事中集体语言遮蔽下的个体言语挣扎。
1.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转化下自立、自尊、自强的现代“新女性”
丁玲从男权文化深根固柢的性别暴政中深入关注到女性生存的困境，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寻求妇女解放，以及在政治化、社会化过程中女性的个体价值的凸显。不同于丁玲早期笔下的莎菲、薇底们是苦闷、迷茫、封闭，有着极度自我情绪的女性，《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丁玲塑造了一群有着全新社会经验和政治信仰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即敢于面对命运、反抗社会压迫的陈老太婆、贞贞，她们是在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转化下积极的现代农村“新女性”，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着的真实的困境、肩负的责任担当和在社会历史中艰难的抗争和成长，并最终升华为新的历史主体。
1938年7月丁玲创作了《新的信念》，以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叙事为题材，主人公是被日军强暴的陈老太婆。骆宾基高度评价文本成功地“雕塑了一个农村老妇有着倔强灵魂的塑像。那灵魂是早已锈蚀的，在大风浪的冲击之下，开始剥落，开始透明，开始带着锈蚀斑痕而发光了”。“这已经是一个新的老太婆了，…… 新的中国农村妇女。”[2]在亲眼目睹孙女儿惨死在日本鬼子的蹂躏下，孙子英勇赴死，以及太多的罪恶后，老太婆凭借令人震撼的生的顽强意志，活着回来，彻底发生转变。她从前是脆弱无助的，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没有存在感，可能如许多普通农妇一样悄无声息的过完一生。这次悲惨遭遇使她与乡亲们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感情，最后加入了妇女会，到处奔走，控告敌人恶性，唤起全村父老乡亲奔向革命的“洪流”。老太婆“新女性”形象的“新”体现在哪里？她不是忍辱偷生、在他人的指指点点中对女性失贞感到屈辱沉默地承受一切的传统女性主体，“她宣说那些残酷的事实，她又看见了眼泪……她跟着就来抚摸那些受了伤的灵魂，她又把那些兴奋人、鼓励人的故事，渲染出来，于是人们又笑了。她便在这时劝大家都上队伍去，只要别人一迟疑，她就吼起来”②，老太婆是敢于正视自己惨痛经历的，她向大众揭开自己的伤疤克服沉重的耻辱感，并对经验进行整理、重新编排构造，通过分享在自我与大众中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对于敌人的仇恨的共情纽带，鼓舞激励人们奔向革命的洪流。她将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积累的痛苦进行积极地转化，主动地肩负起了一份“启蒙”鼓舞大众的责任担当。当然，丁玲的描写是理想化的，老太婆觉醒的人物形象崇高，真实性不足，但是具有很深的历史意义的，显示了革命和女性的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