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地位，是“系统失灵”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极有可能步铁矿石后尘。
最近，铁矿石领域频生波澜：首先，中钢协宣布暂停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使本来就因为成绩不佳而备受诟病的机制告一段落。其次，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年报表明，三大铁矿石公司2010年利润大增，达到48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国内的70多家钢铁公司利润总和仅有135亿美元。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中国。在这一现实面前，备受责难的就是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与结果。
客观地讲，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系统失灵”，就连主导谈判的中钢协也认为“只能被动接受”。然而，铁矿石价格谈判形成今日之局面，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对于中国而言，最为紧迫的是要找出困局的成因，打开突破口。
中国钢铁业发展回顾
要想对今天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局面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势必要对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根据铁矿石进口与中国钢材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大致可以把中国铁矿石进口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导致钢材供不应求，进口铁矿石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2005年，中国钢材贸易基本趋于平衡，当年进口2583万吨，出口2052万吨。此后，中国钢材贸易形势明显逆转，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而且是大规模出口。2006年，中国出口钢材4301万吨，进口1851万吨。2005年以后的铁矿石进口，小部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大部分则是钢材出口拉动的。
为什么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突然逆转？对这一问题有着多种解释。而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效应。由于国内需求的拉动，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不断上升，而钢铁行业又是规模效应极其明显的产业之一。规模效应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的逆转带来一个好消息，也带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先是听到好消息——中国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铁矿石进口大幅上升，并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1992年，铁矿石价格为33.1美分/干吨度。在2004年之前，铁矿石价格的走势一直都非常平缓，2004年的价格有小幅上升，但也只有37.9美分/干吨度。2005年以后，铁矿石价格急速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达到140.6美分/干吨度。铁矿石价格上涨，与中国钢材贸易出现大幅顺差，几乎是同步发生。
概言之，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引发了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钢铁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钢铁产业出现了规模效应，并使相关企业获得了成本优势，导致中国钢铁出口大幅上升。在钢铁产品的内需和外需拉动下，中国铁矿石进口也出现大幅上升，并间接导致了全球铁矿石价格快速上升。
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系统失灵”
铁矿石价格的形成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在2009年以前，价格由谈判决定，每年一定。2009年以后，出现了季度定价，仍然由谈判决定。2011年开始，必和必拓开始采取第三方的现货指数作为定价基础，由上月或当月的现货价格指数决定铁矿石价格。
铁矿石市场垄断程度高，所以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被动接受供应商的定价。毋庸置疑，铁矿石市场的垄断格局，是削弱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能力的主要原因。但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地位，是“系统失灵”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
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一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伴随着钢铁产业的发展，也会导致钢铁需求的上升，这是情理之中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却是加剧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钢筋混凝土”经济的成分很重。如果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铁矿石价格问题的努力，都会事倍功半。
其次，战略上缺乏前瞻性。对铁矿石产业而言，有两个方面本是应该做出战略调整的：一是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同样是进口国的日本，对铁矿石的担心比中国小很多，因为日本的钢铁企业是淡水河谷公司的大股东，所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是“旱涝保收”的。中国近两年才开始重视对上游产业的参与，包括收购FMG、入股力拓等，收效是非常明显的，只是离铁矿石价格上涨的2005年，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二是中国的钢铁产业规划。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规模，而在以往对钢铁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往往采取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场化的解决办法。近两年，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下情况有所好转，开始重视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竞争力，但毕竟已经吃了很多亏，只能算是亡羊补牢。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会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可能步铁矿石的后尘。
再者，产业发展过于“粗放”。2010年，中国70多家钢铁企业利润才135亿美元，只是三大铁矿石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不到，这当然是非常“冤”的。但是，中国钢铁企业利润薄也有其“不冤”的一面。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主要是用于建筑、路桥、铁路和造船用的普通钢材，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就非常低。加上中国钢铁企业平均规模非常小，互相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都是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利润低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落后、恶性竞争不只是减少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同时，也降低了中国钢铁企业抵抗原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钢材进出口价格上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钢材进口与出口之间一直存在着“价格剪刀差”，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994年，中国钢材出口价格为404美元/吨，进口价格为380美元/吨，出口价格高于进口价格24美元。而到2008年，中国钢材出口与进口价格分别为1071美元/吨和1518美元/吨，两者相差将近一半。中国钢铁企业在过去十几年的扩张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粗放式扩张道路，而不是有助于提高附加值和战略竞争力的内生型扩张道路。
最后，配套能力有待提高。铁矿石供应商的垄断地位，的确造成了铁矿石进口国谈判能力较低。过去，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明显低于日本，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价格（离岸价）比日本高10%左右，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比日本高5%左右。不过，这一状况近几年有明显改观，中国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的价格都要比日本低一些，这也间接说明中钢协谈判机制是有效的。
但是，运输上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瓶颈，也是造成铁矿石价格趋高的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铁矿石进口的运费占到岸价的30%～40%，正常情况下，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3倍左右，从巴西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1.3倍左右。2004年以来，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迅速上升，在2005年和2008年，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7.4倍和15.4倍。这说明在运输配套上存在较大的问题，也成为了推高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动力。
短期应对与长期战略规划
应对铁矿石价格问题，涉及国内钢铁产业和宏观经济方方面面，因此既需要及时应对，也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在短期内，我们需要的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可以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中国可以在不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实现影响价格的目标：
第一，继续强化集中谈判的机制。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出，集中谈判的机制是有一定效果的，虽然不能完全削减垄断供给商的绝对话语权，但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把目前的集中谈判机制进一步强化，甚至可以考虑将铁矿石贸易实行特许经营。把目前分散的铁矿石进口权集中到1-2家铁矿石贸易企业。由铁矿石贸易企业全权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和进口。同时，铁矿石进口企业应当是非营利机构，收益要与铁矿石价格脱钩，避免钢铁生产企业由一种被动变为另一种被动。
第二，对进口来源国进行调整。可以增加从加拿大、瑞典的进口，目前中国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比较少。同时，扩大从储量高、产量低国家的进口，促使这些国家扩大产量，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目前，储量占比明显高于出口占比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南非，应当加大与这三国的铁矿石贸易，以需求拉动生产的方式刺激三国的生产。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铁矿石虽然储量较大，但由于品位较低，所以不适于作为长期供给来源，但在短期内，为了减少对垄断供应商的依赖，也可以适当扩大从其进口。
第三，推动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对指数定价颇为担心，其实这是多余的。中国不但要积极推动指数化定价，而且要推动铁矿石进入期货市场、进一步金融化。只要铁矿石定价金融化，流动性状况将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的首要因素，中国可以影响铁矿石定价的渠道也会增加。而且，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以后，钢铁企业可以有更多的金融工具来进行套期保值，减少铁矿石价格波动对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因此，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只会增加中国的主动性，是利大于弊的。
从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系统的战略规划来解决“系统失灵”的问题：首先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消费率，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经济增长对钢铁产业的过度依赖。其次要加快钢铁行业的重组与升级，要鼓励按地区对钢铁企业进行整合，提高中国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最后是要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这样，一来可以使中国钢铁企业成为上游产业的利益相关方，对冲价格上涨的风险；二来可以降低铁矿石供给市场的垄断程度。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极有可能步铁矿石后尘。
最近，铁矿石领域频生波澜：首先，中钢协宣布暂停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使本来就因为成绩不佳而备受诟病的机制告一段落。其次，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年报表明，三大铁矿石公司2010年利润大增，达到48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国内的70多家钢铁公司利润总和仅有135亿美元。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三大铁矿石公司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中国。在这一现实面前，备受责难的就是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与结果。
客观地讲，中国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系统失灵”，就连主导谈判的中钢协也认为“只能被动接受”。然而，铁矿石价格谈判形成今日之局面，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于事无补的。对于中国而言，最为紧迫的是要找出困局的成因，打开突破口。
中国钢铁业发展回顾
要想对今天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局面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势必要对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根据铁矿石进口与中国钢材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大致可以把中国铁矿石进口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导致钢材供不应求，进口铁矿石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2005年，中国钢材贸易基本趋于平衡，当年进口2583万吨，出口2052万吨。此后，中国钢材贸易形势明显逆转，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而且是大规模出口。2006年，中国出口钢材4301万吨，进口1851万吨。2005年以后的铁矿石进口，小部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大部分则是钢材出口拉动的。
为什么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突然逆转？对这一问题有着多种解释。而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效应。由于国内需求的拉动，中国钢铁企业的规模不断上升，而钢铁行业又是规模效应极其明显的产业之一。规模效应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的逆转带来一个好消息，也带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先是听到好消息——中国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铁矿石进口大幅上升，并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1992年，铁矿石价格为33.1美分/干吨度。在2004年之前，铁矿石价格的走势一直都非常平缓，2004年的价格有小幅上升，但也只有37.9美分/干吨度。2005年以后，铁矿石价格急速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达到140.6美分/干吨度。铁矿石价格上涨，与中国钢材贸易出现大幅顺差，几乎是同步发生。
概言之，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引发了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钢铁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钢铁产业出现了规模效应，并使相关企业获得了成本优势，导致中国钢铁出口大幅上升。在钢铁产品的内需和外需拉动下，中国铁矿石进口也出现大幅上升，并间接导致了全球铁矿石价格快速上升。
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系统失灵”
铁矿石价格的形成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在2009年以前，价格由谈判决定，每年一定。2009年以后，出现了季度定价，仍然由谈判决定。2011年开始，必和必拓开始采取第三方的现货指数作为定价基础，由上月或当月的现货价格指数决定铁矿石价格。
铁矿石市场垄断程度高，所以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被动接受供应商的定价。毋庸置疑，铁矿石市场的垄断格局，是削弱中国铁矿石价格谈判能力的主要原因。但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被动地位，是“系统失灵”的结果，不可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
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一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伴随着钢铁产业的发展，也会导致钢铁需求的上升，这是情理之中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却是加剧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钢筋混凝土”经济的成分很重。如果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铁矿石价格问题的努力，都会事倍功半。
其次，战略上缺乏前瞻性。对铁矿石产业而言，有两个方面本是应该做出战略调整的：一是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同样是进口国的日本，对铁矿石的担心比中国小很多，因为日本的钢铁企业是淡水河谷公司的大股东，所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是“旱涝保收”的。中国近两年才开始重视对上游产业的参与，包括收购FMG、入股力拓等，收效是非常明显的，只是离铁矿石价格上涨的2005年，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二是中国的钢铁产业规划。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规模，而在以往对钢铁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往往采取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场化的解决办法。近两年，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下情况有所好转，开始重视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竞争力，但毕竟已经吃了很多亏，只能算是亡羊补牢。
中国应该充分吸取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教训，并及时对其他资源、能源行业进行战略调整，否则，不只是铁矿石领域会陷入困境，铀矿、钾肥、锰矿等，也可能步铁矿石的后尘。
再者，产业发展过于“粗放”。2010年，中国70多家钢铁企业利润才135亿美元，只是三大铁矿石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不到，这当然是非常“冤”的。但是，中国钢铁企业利润薄也有其“不冤”的一面。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主要是用于建筑、路桥、铁路和造船用的普通钢材，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就非常低。加上中国钢铁企业平均规模非常小，互相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都是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利润低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落后、恶性竞争不只是减少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同时，也降低了中国钢铁企业抵抗原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钢材进出口价格上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钢材进口与出口之间一直存在着“价格剪刀差”，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994年，中国钢材出口价格为404美元/吨，进口价格为380美元/吨，出口价格高于进口价格24美元。而到2008年，中国钢材出口与进口价格分别为1071美元/吨和1518美元/吨，两者相差将近一半。中国钢铁企业在过去十几年的扩张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粗放式扩张道路，而不是有助于提高附加值和战略竞争力的内生型扩张道路。
最后，配套能力有待提高。铁矿石供应商的垄断地位，的确造成了铁矿石进口国谈判能力较低。过去，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明显低于日本，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价格（离岸价）比日本高10%左右，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比日本高5%左右。不过，这一状况近几年有明显改观，中国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的价格都要比日本低一些，这也间接说明中钢协谈判机制是有效的。
但是，运输上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瓶颈，也是造成铁矿石价格趋高的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铁矿石进口的运费占到岸价的30%～40%，正常情况下，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3倍左右，从巴西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1.3倍左右。2004年以来，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迅速上升，在2005年和2008年，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运费是到日本的27.4倍和15.4倍。这说明在运输配套上存在较大的问题，也成为了推高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动力。
短期应对与长期战略规划
应对铁矿石价格问题，涉及国内钢铁产业和宏观经济方方面面，因此既需要及时应对，也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在短期内，我们需要的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可以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中国可以在不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实现影响价格的目标：
第一，继续强化集中谈判的机制。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出，集中谈判的机制是有一定效果的，虽然不能完全削减垄断供给商的绝对话语权，但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谈判能力。要把目前的集中谈判机制进一步强化，甚至可以考虑将铁矿石贸易实行特许经营。把目前分散的铁矿石进口权集中到1-2家铁矿石贸易企业。由铁矿石贸易企业全权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和进口。同时，铁矿石进口企业应当是非营利机构，收益要与铁矿石价格脱钩，避免钢铁生产企业由一种被动变为另一种被动。
第二，对进口来源国进行调整。可以增加从加拿大、瑞典的进口，目前中国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比较少。同时，扩大从储量高、产量低国家的进口，促使这些国家扩大产量，改变全球铁矿石供应格局。目前，储量占比明显高于出口占比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南非，应当加大与这三国的铁矿石贸易，以需求拉动生产的方式刺激三国的生产。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铁矿石虽然储量较大，但由于品位较低，所以不适于作为长期供给来源，但在短期内，为了减少对垄断供应商的依赖，也可以适当扩大从其进口。
第三，推动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对指数定价颇为担心，其实这是多余的。中国不但要积极推动指数化定价，而且要推动铁矿石进入期货市场、进一步金融化。只要铁矿石定价金融化，流动性状况将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的首要因素，中国可以影响铁矿石定价的渠道也会增加。而且，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以后，钢铁企业可以有更多的金融工具来进行套期保值，减少铁矿石价格波动对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因此，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只会增加中国的主动性，是利大于弊的。
从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系统的战略规划来解决“系统失灵”的问题：首先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消费率，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经济增长对钢铁产业的过度依赖。其次要加快钢铁行业的重组与升级，要鼓励按地区对钢铁企业进行整合，提高中国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最后是要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这样，一来可以使中国钢铁企业成为上游产业的利益相关方，对冲价格上涨的风险；二来可以降低铁矿石供给市场的垄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