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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我们记忆中最温存的部分，其间充盈着丰富生动的历史意象和教育故事，是挺立于作家文本之中的独立的生命个体和自足空间。它不仅具有每个人成长中共有的物质景观和精神映像，更拥有不同背景条件下不同家庭空间蕴藏的独特品质和文化性格。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百年教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和变迁，中国现代文学也经历了文学话语的转换和人文精神的变革。“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围绕着历史变革的主导线索构建而成的文学景观，可以说百年来一直占据着文坛的中心。”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也以对彼此的相互阐释为己任，实现着人文意义的互渗与同构，构成了另一种别具风采的文学景观，“它们以一种补充、协调的方式与主流文学一起共同丰富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1.作家文本中的童年教育
现代文学文本中可资借鉴的教育思想资源随处可见，而鲁迅、胡适和丰子恺却是难以绕开的三个重要的考察源头。鲁迅以其“民族魂”的形象成为现代文学史和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他以“幼者为本位”，让“幼者”“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儿童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师承其导师杜威“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思想域度很广，其论政治、人生与哲学的文字，都有着浓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丰子恺是现代著名的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曾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写下了大量以儿童为对象的艺术教育读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儿童启蒙教育文本。三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呈现了浓厚的现代性教育特征和超前性话语启蒙，他们均以其个人话语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呈现了具有先驱意义的前瞻性文本，在独自开辟的艺术领域关注着儿童的发展。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遗产。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儿童形象，引导着我们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保姆长妈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长妈妈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因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麻烦的礼节和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然而，她又有可爱的一面，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她却成功了。作品中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和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以及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和生命意欲在人的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鲁迅生命的亮色，构成了他成年后足以抵御外在与内在黑暗的生命底气。于是有人比喻此文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花’”。“早年经验在相当程度上酝酿和规范了鲁迅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其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早年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它不仅是推动鲁迅进入创作过程的最早的心理动因，而且影响到鲁迅作品的题材、人物、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形成鲁迅作品独特的个性色彩。”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真切地叙述了母亲严格而深细的言传身教，母亲的教育在胡适一生中不绝如缕。“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要我学父亲做一个完全的人；“母亲是一个容忍善良、仁慈温和又很有刚气的人”，是母亲“给了我做人的训练”，是母亲用那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心无芥蒂的宽容，为人处世的厚道，健康开明的心智，使得母亲成为整个家族中教育与智慧的支点，是现实世界理想层面的爱的符号的象征。文本中的母亲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霍尔顿，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绽放出启蒙者的教育光彩。
许多人在忆及自己的家庭教育时，唇齿间闪烁的经常是母亲的教诲。丰子恺的散文《竹影》却叙写了父亲的童年教育在其艺术人生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艺术起源于游戏，月夜下几个少年描摹竹影的游戏体验，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变成了具有教育意义的课堂，游戏中获得艺术教育的真正发现：艺术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就蕴含在孩子们童稚的游戏中。游戏教育源于对孩子的爱，父亲的教育影响，使“爱”成为丰子恺宗教式教育的核心关键词，他以艺术家的审美眼光来欣赏儿女的稚态意趣，肯定孩子们毫无功利和原始审美的心理眼光，赞颂他们异想天开和新鲜旺盛的创造力。他遵循“幼儿本位”的教育立场，重视儿童率性而为、少有顾及的“趣味”，肯定了孩子们充满童真童趣的自然天性和游戏生活，“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们为趣味而游戏，为趣味而废寝忘食”。他透过儿童本真的生活抵近了艺术的真味和佛家的境地。艺术、宗教和儿童三位一体，互通互融，构成丰子恺儿童教育丰富而独特的精神内涵。
文学就有这么一种魅力，她让曾经的教育鲜活着，直抵我们记忆中的教育深处，记录着教育的征程。文本中的保姆、母亲和父亲都具有良好教育形象的实指意义，作为一种爱的符号与善的象征而存在。三个孩子在获得敬佩、母爱以及友爱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体自我的成长。作品中没有对儿童教育的明确论述，它只是以简单的文本叙事形式，呈现点点滴滴的爱的教育，言说着孩童的自我愿望和理想，每个大人都是自觉意义上的儿童生命的关怀者。作家以现实生活秩序为载体，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充满着儿童的生命感觉，凝聚着作家自我的主体情感与价值判断。在这里，鲁迅主张以尊重儿童个性为基础，把儿童放在民族和未来的双支点上，因此是面对中国现实的真实的呼声，引导着儿童文学“重人生，重教育”的精神走向。当胡适、丰子恺等人为儿童教育观念构筑想象性图景之时，鲁迅则从“立人”与“新民”两个概念作为切入视角，对作为启蒙前瞻目标的童年教育进行了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胡、丰二者的乐观情绪。“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化’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
2.童年叙事中的教育想象
文本的启示力量是巨大的。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大量有关童年生活的教育叙事被直接地引进了作品，并融入了作家哲学与理性的思考，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和厚重的文学品格。在《竹影》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现代教育的真正艺术，儿童、家庭、伙伴等现实因素的加入，促使作品爆发出崭新而更富深意的艺术能量；《我的母亲》中母亲倚赖自身的生活体验，为儿童输送深厚的思想和精神养分，与孩子共同创造家庭的和谐教育氛围；《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对鲁迅细枝末节的唠叨教育着实让人感叹而又感动。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家庭教育莫不如此，当孩子与大人之间竟然能够破除冲突、找到一种情感沟通形式的时候，那便是大人在孩童心目中获得的极大首肯和鼓舞，儿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大人的代言人，自发地用情感去靠近成人群体，忘记现实成人的枯燥刻板和权力意志，从而对他们产生信任与好感，由此在大人面前赢得更为自由更为狂放的精神解放，并由此建立对世界、对人生的信心。当儿童在充满亲情的孩童世界里分享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和快乐的时候，大人们则以一种家庭教育者的姿态驻守于儿童教育的一个边界。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儿童的成长需要，自觉和不自觉地担负起教育启蒙的使命，逐渐从日常呵护者的生活立场转向启蒙者的教育立场，成为孩子人生幕后的隐在先知。
童年是人生的始基，是一切原初生命的聚合。丰子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话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孔子说，“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幼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既容易又牢固，犹如人的第二天性。一位记者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学到的?”老人平静地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的母亲》中母亲对胡适的早期教育理念和做人原则影响了胡适一生，他为人宽容随和，“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他反对封建礼教，提倡自由恋爱，男女平等，企图以教育、宣传、启蒙等温和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不愿做伤害个人感情的事。母亲强大的思想教育，使胡适成为一个大度、大气、大智的一代文化名人，儿童教育对他性格的养成起到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童年教育是根性教育，童年经验影响人的生命全程。童年教育的实质就是给儿童的成长和追求打下底子，《竹影》中的父亲从孩子的游戏引入艺术的教育，奠定了丰子恺艺术人生的底子，对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钱理群说：“人在年轻时代有这样的精神垫了‘底’，以后无论遇到了什么艰难曲折，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的、精神的危机，都能从容应对，坚守住基本的精神路线，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势，不至于在精神上被压垮。”所以说到底，童年教育应是一种精神之学，童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童年情结时常在许多哲学家、科学家、诗人、作家的作品中挥之不去，也是我们每个人难以磨灭的人之初的印记。因此，不论地域、不分时代，童年成了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学与教育是思想的重逢。文学是教育的故乡，自从人类有思想的那天起，文学就开始见证人类的一切活动。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根，每个人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就接触过广泛的文学作品，如童谣、童话寓言故事、家教歌诀以及唐宋诗词等。文学与教育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文学滥觞于生活，而教育起源于经验。有生活就有经验，文学与教育是兼容的。教育在本质上离不开文学，教育往往凭借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同时文学知识的传播主要通过教育来完成。文学与教育的联袂从此成为一种可能。无论中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一直被公认为最基本、最主要的教育媒介。首先，教育的意义不会自动呈现，它需要文学的想象和阐释。文学通过其文本，描绘了很多教育图景，提出了很多教育假设，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在文学的实践形式和多元属性中,成为必不可少的经验实体。教育如果缺乏文学的滋养，难免会失之迂腐，因为教育很能凭借枯板的说教做出有灵气的学问来；文学如果丧失了以教育作为底色，缺乏教育的内涵，难免会失之浅薄，因为文学不可能忽略问题而做出盛大的艺术来。从这个层面来说，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他必定有一定的教育担当。于是我们发现，教育的天空里不仅有职业的教育者在潇洒行走，也有铁肩担道义的良知作家在自由飞翔。作家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作品的言语表层和意味深层投射自我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判断，而文本中所呈现的教育情形就是作家教育思想表现的一种媒介形式，是作家在文学与教育问题之间所展现的颇有睿智向度的思考和对话。实际上，我们这里考察的三位作家笔下的教育形象，是作家教育观念、儿童体验和作家自觉意识等多种力量推动下的艺术化的物化结果。顺着这些教育形象，我们能够触及到更为具体的作家理想中的教育状态，以及作家对生命的教育关怀。一旦作家作品的现实关怀成分和理性评判因素，在新的疆域里呈现出它的教育价值，从而也就完成了文学的教育性主题和教育美学品质的构建。正是基于对中国教育的深刻洞察，使鲁迅、胡适、丰子恺的作品相对地跳脱于文学的感性与教育的理性，自觉的疏离“纯文学”与“纯教育”的藩篱，文学中自然衍生出灿然的教育思想火花，思考并指引着儿童的教育未来。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实的教育事件只有进入文学现实，这种教育及其所传递的文字才具有经受时间检验的毅力和耐力，这样的教育才能伴随着文学而使思想远行。因为“这些文字在儿童的一生中，究竟能够走多远？也许只有那些伴随儿童一生的生命旅程的文字，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大凡远行的文字，都是思想的嫁衣。与其说教给学生文字，不如说教给学生思想；与其说教给学生知识，不如说教给学生德性和智慧。文字的远行，其实是思想的远行”。
3.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
文学、教育与生命是一体的。文学与教育是人类精神事业的两大基石：教育在其底线上启蒙人，文学在其高雅度上引升人。文学与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文学历来被作为“诗教”，服务于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如今，文学成为民族教育的一种普适性资源。在西方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思想源泉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了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汲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可见文学经典，已经渗透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总是以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来教育后代，比如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等都是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我们也应该通过中小学教育与其他手段，让屈原、陶渊明、杜甫、曹雪芹、鲁迅……这样的民族文化的精英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这些具有精神原创性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把他们的精神扎根在孩子的心上，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情。”
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沃土被荒芜，唯有文学永远茂盛。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人群体生活的精神映像，是认识自我的一面最真实、不会变形走样的镜子。没有时代文学，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真相，将会在历史上留下空白。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没有历时性的当代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史，没有文学研究。而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讲，当代人不阅读文学作品，其精神生命就无法找到一个现实的住所，就可能精神恍惚，无法决定行为方向，或者“生活在别处”。文学的功能就是创造梦想，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文学的审美价值是生命存在的重要构成部分，没有它，人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此外，文学还能软化人心，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儿童心田都能播下人生的种子，譬如“善良”、“正直”、“机智”等，而儿童最可贵的精神便是真实、诚恳和智慧。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的社会与人生进行了精细、多彩、富有创造性的描绘，累积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民主自由精神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审美感性，是当代人“精神成人”的最好养料，在培养国人现代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作家文本中的童年教育
现代文学文本中可资借鉴的教育思想资源随处可见，而鲁迅、胡适和丰子恺却是难以绕开的三个重要的考察源头。鲁迅以其“民族魂”的形象成为现代文学史和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他以“幼者为本位”，让“幼者”“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儿童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师承其导师杜威“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思想域度很广，其论政治、人生与哲学的文字，都有着浓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丰子恺是现代著名的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曾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写下了大量以儿童为对象的艺术教育读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儿童启蒙教育文本。三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呈现了浓厚的现代性教育特征和超前性话语启蒙，他们均以其个人话语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呈现了具有先驱意义的前瞻性文本，在独自开辟的艺术领域关注着儿童的发展。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遗产。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儿童形象，引导着我们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保姆长妈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长妈妈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因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麻烦的礼节和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然而，她又有可爱的一面，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她却成功了。作品中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和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以及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和生命意欲在人的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鲁迅生命的亮色，构成了他成年后足以抵御外在与内在黑暗的生命底气。于是有人比喻此文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花’”。“早年经验在相当程度上酝酿和规范了鲁迅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其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早年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它不仅是推动鲁迅进入创作过程的最早的心理动因，而且影响到鲁迅作品的题材、人物、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形成鲁迅作品独特的个性色彩。”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真切地叙述了母亲严格而深细的言传身教，母亲的教育在胡适一生中不绝如缕。“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要我学父亲做一个完全的人；“母亲是一个容忍善良、仁慈温和又很有刚气的人”，是母亲“给了我做人的训练”，是母亲用那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心无芥蒂的宽容，为人处世的厚道，健康开明的心智，使得母亲成为整个家族中教育与智慧的支点，是现实世界理想层面的爱的符号的象征。文本中的母亲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霍尔顿，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绽放出启蒙者的教育光彩。
许多人在忆及自己的家庭教育时，唇齿间闪烁的经常是母亲的教诲。丰子恺的散文《竹影》却叙写了父亲的童年教育在其艺术人生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艺术起源于游戏，月夜下几个少年描摹竹影的游戏体验，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变成了具有教育意义的课堂，游戏中获得艺术教育的真正发现：艺术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就蕴含在孩子们童稚的游戏中。游戏教育源于对孩子的爱，父亲的教育影响，使“爱”成为丰子恺宗教式教育的核心关键词，他以艺术家的审美眼光来欣赏儿女的稚态意趣，肯定孩子们毫无功利和原始审美的心理眼光，赞颂他们异想天开和新鲜旺盛的创造力。他遵循“幼儿本位”的教育立场，重视儿童率性而为、少有顾及的“趣味”，肯定了孩子们充满童真童趣的自然天性和游戏生活，“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们为趣味而游戏，为趣味而废寝忘食”。他透过儿童本真的生活抵近了艺术的真味和佛家的境地。艺术、宗教和儿童三位一体，互通互融，构成丰子恺儿童教育丰富而独特的精神内涵。
文学就有这么一种魅力，她让曾经的教育鲜活着，直抵我们记忆中的教育深处，记录着教育的征程。文本中的保姆、母亲和父亲都具有良好教育形象的实指意义，作为一种爱的符号与善的象征而存在。三个孩子在获得敬佩、母爱以及友爱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体自我的成长。作品中没有对儿童教育的明确论述，它只是以简单的文本叙事形式，呈现点点滴滴的爱的教育，言说着孩童的自我愿望和理想，每个大人都是自觉意义上的儿童生命的关怀者。作家以现实生活秩序为载体，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充满着儿童的生命感觉，凝聚着作家自我的主体情感与价值判断。在这里，鲁迅主张以尊重儿童个性为基础，把儿童放在民族和未来的双支点上，因此是面对中国现实的真实的呼声，引导着儿童文学“重人生，重教育”的精神走向。当胡适、丰子恺等人为儿童教育观念构筑想象性图景之时，鲁迅则从“立人”与“新民”两个概念作为切入视角，对作为启蒙前瞻目标的童年教育进行了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胡、丰二者的乐观情绪。“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化’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
2.童年叙事中的教育想象
文本的启示力量是巨大的。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大量有关童年生活的教育叙事被直接地引进了作品，并融入了作家哲学与理性的思考，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和厚重的文学品格。在《竹影》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现代教育的真正艺术，儿童、家庭、伙伴等现实因素的加入，促使作品爆发出崭新而更富深意的艺术能量；《我的母亲》中母亲倚赖自身的生活体验，为儿童输送深厚的思想和精神养分，与孩子共同创造家庭的和谐教育氛围；《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对鲁迅细枝末节的唠叨教育着实让人感叹而又感动。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家庭教育莫不如此，当孩子与大人之间竟然能够破除冲突、找到一种情感沟通形式的时候，那便是大人在孩童心目中获得的极大首肯和鼓舞，儿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大人的代言人，自发地用情感去靠近成人群体，忘记现实成人的枯燥刻板和权力意志，从而对他们产生信任与好感，由此在大人面前赢得更为自由更为狂放的精神解放，并由此建立对世界、对人生的信心。当儿童在充满亲情的孩童世界里分享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和快乐的时候，大人们则以一种家庭教育者的姿态驻守于儿童教育的一个边界。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儿童的成长需要，自觉和不自觉地担负起教育启蒙的使命，逐渐从日常呵护者的生活立场转向启蒙者的教育立场，成为孩子人生幕后的隐在先知。
童年是人生的始基，是一切原初生命的聚合。丰子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话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孔子说，“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幼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既容易又牢固，犹如人的第二天性。一位记者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请问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学到的?”老人平静地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的母亲》中母亲对胡适的早期教育理念和做人原则影响了胡适一生，他为人宽容随和，“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他反对封建礼教，提倡自由恋爱，男女平等，企图以教育、宣传、启蒙等温和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不愿做伤害个人感情的事。母亲强大的思想教育，使胡适成为一个大度、大气、大智的一代文化名人，儿童教育对他性格的养成起到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童年教育是根性教育，童年经验影响人的生命全程。童年教育的实质就是给儿童的成长和追求打下底子，《竹影》中的父亲从孩子的游戏引入艺术的教育，奠定了丰子恺艺术人生的底子，对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钱理群说：“人在年轻时代有这样的精神垫了‘底’，以后无论遇到了什么艰难曲折，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的、精神的危机，都能从容应对，坚守住基本的精神路线，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势，不至于在精神上被压垮。”所以说到底，童年教育应是一种精神之学，童年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童年情结时常在许多哲学家、科学家、诗人、作家的作品中挥之不去，也是我们每个人难以磨灭的人之初的印记。因此，不论地域、不分时代，童年成了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学与教育是思想的重逢。文学是教育的故乡，自从人类有思想的那天起，文学就开始见证人类的一切活动。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根，每个人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就接触过广泛的文学作品，如童谣、童话寓言故事、家教歌诀以及唐宋诗词等。文学与教育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文学滥觞于生活，而教育起源于经验。有生活就有经验，文学与教育是兼容的。教育在本质上离不开文学，教育往往凭借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同时文学知识的传播主要通过教育来完成。文学与教育的联袂从此成为一种可能。无论中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一直被公认为最基本、最主要的教育媒介。首先，教育的意义不会自动呈现，它需要文学的想象和阐释。文学通过其文本，描绘了很多教育图景，提出了很多教育假设，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在文学的实践形式和多元属性中,成为必不可少的经验实体。教育如果缺乏文学的滋养，难免会失之迂腐，因为教育很能凭借枯板的说教做出有灵气的学问来；文学如果丧失了以教育作为底色，缺乏教育的内涵，难免会失之浅薄，因为文学不可能忽略问题而做出盛大的艺术来。从这个层面来说，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他必定有一定的教育担当。于是我们发现，教育的天空里不仅有职业的教育者在潇洒行走，也有铁肩担道义的良知作家在自由飞翔。作家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作品的言语表层和意味深层投射自我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判断，而文本中所呈现的教育情形就是作家教育思想表现的一种媒介形式，是作家在文学与教育问题之间所展现的颇有睿智向度的思考和对话。实际上，我们这里考察的三位作家笔下的教育形象，是作家教育观念、儿童体验和作家自觉意识等多种力量推动下的艺术化的物化结果。顺着这些教育形象，我们能够触及到更为具体的作家理想中的教育状态，以及作家对生命的教育关怀。一旦作家作品的现实关怀成分和理性评判因素，在新的疆域里呈现出它的教育价值，从而也就完成了文学的教育性主题和教育美学品质的构建。正是基于对中国教育的深刻洞察，使鲁迅、胡适、丰子恺的作品相对地跳脱于文学的感性与教育的理性，自觉的疏离“纯文学”与“纯教育”的藩篱，文学中自然衍生出灿然的教育思想火花，思考并指引着儿童的教育未来。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实的教育事件只有进入文学现实，这种教育及其所传递的文字才具有经受时间检验的毅力和耐力，这样的教育才能伴随着文学而使思想远行。因为“这些文字在儿童的一生中，究竟能够走多远？也许只有那些伴随儿童一生的生命旅程的文字，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大凡远行的文字，都是思想的嫁衣。与其说教给学生文字，不如说教给学生思想；与其说教给学生知识，不如说教给学生德性和智慧。文字的远行，其实是思想的远行”。
3.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
文学、教育与生命是一体的。文学与教育是人类精神事业的两大基石：教育在其底线上启蒙人，文学在其高雅度上引升人。文学与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文学历来被作为“诗教”，服务于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如今，文学成为民族教育的一种普适性资源。在西方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思想源泉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了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汲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可见文学经典，已经渗透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总是以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来教育后代，比如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等都是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我们也应该通过中小学教育与其他手段，让屈原、陶渊明、杜甫、曹雪芹、鲁迅……这样的民族文化的精英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这些具有精神原创性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把他们的精神扎根在孩子的心上，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情。”
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沃土被荒芜，唯有文学永远茂盛。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人群体生活的精神映像，是认识自我的一面最真实、不会变形走样的镜子。没有时代文学，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真相，将会在历史上留下空白。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没有历时性的当代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史，没有文学研究。而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讲，当代人不阅读文学作品，其精神生命就无法找到一个现实的住所，就可能精神恍惚，无法决定行为方向，或者“生活在别处”。文学的功能就是创造梦想，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文学的审美价值是生命存在的重要构成部分，没有它，人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人。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此外，文学还能软化人心，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儿童心田都能播下人生的种子，譬如“善良”、“正直”、“机智”等，而儿童最可贵的精神便是真实、诚恳和智慧。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的社会与人生进行了精细、多彩、富有创造性的描绘，累积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民主自由精神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审美感性，是当代人“精神成人”的最好养料，在培养国人现代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