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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可谓历史悠久,先祖“迁移定居——农业开垦——家族繁衍——社区形成”,这种传承的传统农村社区,是由“血缘和地缘合一”而成,它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但农村社区教育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正式出现,从最初的实践摸索到现今的发展壮大,大致可归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萌芽阶段:探索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先生于1922年提出了在全国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办一所大学,以大学统管全学区的中小学及社会教育。这一教育实践因种种原因最后失败,但可以说它是实施区域性教育发展的思想雏形。在此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并在理论上形成了诸多学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陶行知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1925年,以黄炎培先生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划区施教”的主张,并在江、浙、沪一带建立了一些农村改进实验区,推行社会教育,培养新农民;1929年他又提出了“富教合一”思想,连同其早些时候提出的“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的思想,开辟了以区域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途径。
1926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以开展平民教育进行一个县的乡村改造实施,他提出平民教育的根本宗旨是“除文盲做新民”,他先后在华北、华中、华西等地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进行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有机结合的区域性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实质是一次试图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实现人的改造、社会的改造与民族的改造,最终达到创建新农村、新中国的目的,它是以我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为依据的,具有历史和实际意义。
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学校推行乡村教育运动,主张把学校教育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把培养“健康的体魄、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作为教育目标。这种乡村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农村的特点,适合广大农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对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39年,中国现代学者、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荷泽、济宁等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区,对他的“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具体设想进行了尝试,他指出:乡村教育的目的在“谋个人的和社会的向上进步”,试图以教育力量改造乡村、建设中国。梁漱溟先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也有其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因此,乡村教育运动最终流于空想。
由此可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符合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与民主性。不管结果如何,这些乡村教育运动,是区域性推进农村教育的大胆尝试,体现了农村社区教育的萌芽,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社区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兴起阶段:自发形式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老解放区,也蓬勃地开展了当时没有社区教育名称的农村社区教育。当时的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村党支部和农会发动群众兴办村校,聘请教师,教少年儿童识字、学文化,请老干部、老贫农对师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与此同时,又组织师生配合革命战争需要开展宣传,组织站岗、放哨、送信,组织小夏收、小秋收,组织扫盲,等等。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教育非常重视,当时采取了识字班、训练班、工农干部速成学校、补习学校、党校和冬学等各种业余教育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其中冬学是重要的教育形式,即利用冬闲时间对农民进行教育,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据统计,1950年办冬学29万余处,参加冬学的人数达到2500万以上。各地冬学都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以文化教育为主,结合时事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与卫生科学教育的方针。
1956年底农村合作化完成,1958年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中国农村基本处于人民公社领导之下,对农民的教育也开始了新的探索。期间,经历了大跃进的全民办学、全民上学;恢复时期农村业余教育的缓慢的发展;文革中农村业余教育的一度停滞、政治的极端化、农村科技普及程度的有所提高与农业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等,当然,这种群众性的农业科研活动不可高估,因为当时农村文化水平落后,农民科研能力差,又缺乏科技工作者的指导,但它对提高农民群众的科研意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发展阶段:自觉组织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经过实践探索,已具有了一定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并拥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形成了“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社会经济真正依靠和支持教育”的农村社区教育。
(一)建立了以乡镇社区教育为主的组织实体。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纷纷建立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组织机构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其主要负责人一般均由乡镇、村政府领导或有关部门领导担任,其成员主要吸纳社区内各有关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等参加。如上海市嘉定区普遍建立的乡镇社区教育委员会,其成员由乡镇政府、经济、文化、科技、司法、教育部门以及家长代表等各方人士组成,集行政管理与社会协调于一体。可以看出:农村社区教育的组织实体是以政府的统筹规划为主,具有行政性和群众参与性的特点。
（二）形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多层次社区教育实施机构。农村直接实施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各层次的学校,较典型的有:县(市)职教中心、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校、村级综合中心学校和村级小学等。县(市)职教中心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多体制、多形式的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教育实体,包括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农民中专、电视中专、部门办的职工学校,以及大量的成人培训班,也有大专班和普通高中班,;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南地区各县(市)形成的各具特色的职成教网络体系,如“宜兴模式”、“武进模式”、“锡山模式”、“常熟模式”。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校主要是紧密结合本乡镇的经济发展而办的村社区教育机构,如广西龙胜县马堤乡社区,2002年成立了社区教育中心校。乡财政先后投入配套资金20000多元,每年拨给专项经费3000多元,各成员单位坚持安排社区教育培训费和实验基地建设费,累计达36000多元。村级综合中心学校是集多类教育为一体,使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的社区教育实施机构,现已成为村级的育人中心、科学实验中心、新技术推广中心、经济发展中心。如黑龙江省讷河市多数村校的“三田一园”(高产田、种子田、试验田和植物园),既是学生实习实验的课堂,又是科学技术推广的示范基地;江县八村学校有劳动实习基地1200多亩,固定资产超百万元,实现了“人才在学校出,项目在学校搞,新技术在学校验证,开发项目在学校先行”的目标;辽宁省的海城市东房身村所办的育英学校就是一所集幼教、小教、中教、职教、成教、大专为一体的一条龙学校,为村企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全村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6亿元,人均收入5000多元,提前步入小康。村级小学是农村贫困地区采用的实施社区教育的机构,学校以兴学富民为目标,从单纯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到面向全体村民,兼有扫盲、成人技术传授、技术引进、生产示范等多种功能。如山西省吕梁山区贫困村讫叉咀小学。在学校的带动和辐射下,使该村每户拥有一位初中毕业的初级技术员,成了吕梁山上户均文化人才拥有量最高的村庄之一,全村也成了省、地、县有名的“精神文明先进村”。
（三）确立了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农村社区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加速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提高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围绕目标,把“职业技术培训”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要内容。如江苏省昆山市实行“南北合作”、“中外（新加坡）合作”、“多证书制度”等发展职业教育,全市拥有主体型中等职业学校2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4所,职教中心2个,职教集团1个,成人教育中心校14所,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除职业教育外,很多社区举办了道德教育班、家庭伦理班、科普知识培训班、法制教育班、计划生育班、文艺、体育、保健培训班等,把精神文明也深入到每人家庭,提高了社区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办起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全面负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协助各厂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被誉为“华夏第一县”的锡山市,广泛开展以“家家学,家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文明活动,举办家庭文化节,把家庭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模式。中央教科所魏超雄先生在社区教育的研究中认为,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社区教育模式大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类型:以普教为基础的延伸型;以科教兴农为着眼点的农科教结合型;由社会与教育双向参与的全民教育型。如上海市郊区的嘉定镇等一批乡镇形成了政府统筹,以社区为依托,以学校、家庭、社会的结合为纽带,以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以基础教育为中心的“立体式、开放型”的社区教育模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仲村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到老年、从普教到职教、从学校教育到社区教育的“全员、全程村级终身教育系统”;浙江省象山县石铺镇形成了“农村小城镇教育模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形成了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农村社区教育基本格局”。
八十年的风雨历程,农村社区教育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如今,它已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长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青年,将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波助澜。
一、早期萌芽阶段:探索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先生于1922年提出了在全国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办一所大学,以大学统管全学区的中小学及社会教育。这一教育实践因种种原因最后失败,但可以说它是实施区域性教育发展的思想雏形。在此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并在理论上形成了诸多学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陶行知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1925年,以黄炎培先生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划区施教”的主张,并在江、浙、沪一带建立了一些农村改进实验区,推行社会教育,培养新农民;1929年他又提出了“富教合一”思想,连同其早些时候提出的“划区施教”和“大职业教育”的思想,开辟了以区域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途径。
1926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以开展平民教育进行一个县的乡村改造实施,他提出平民教育的根本宗旨是“除文盲做新民”,他先后在华北、华中、华西等地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进行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有机结合的区域性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实质是一次试图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实现人的改造、社会的改造与民族的改造,最终达到创建新农村、新中国的目的,它是以我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为依据的,具有历史和实际意义。
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学校推行乡村教育运动,主张把学校教育与广泛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把培养“健康的体魄、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作为教育目标。这种乡村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农村的特点,适合广大农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对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39年,中国现代学者、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荷泽、济宁等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区,对他的“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具体设想进行了尝试,他指出:乡村教育的目的在“谋个人的和社会的向上进步”,试图以教育力量改造乡村、建设中国。梁漱溟先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也有其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因此,乡村教育运动最终流于空想。
由此可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符合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与民主性。不管结果如何,这些乡村教育运动,是区域性推进农村教育的大胆尝试,体现了农村社区教育的萌芽,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社区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兴起阶段:自发形式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老解放区,也蓬勃地开展了当时没有社区教育名称的农村社区教育。当时的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村党支部和农会发动群众兴办村校,聘请教师,教少年儿童识字、学文化,请老干部、老贫农对师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与此同时,又组织师生配合革命战争需要开展宣传,组织站岗、放哨、送信,组织小夏收、小秋收,组织扫盲,等等。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教育非常重视,当时采取了识字班、训练班、工农干部速成学校、补习学校、党校和冬学等各种业余教育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其中冬学是重要的教育形式,即利用冬闲时间对农民进行教育,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据统计,1950年办冬学29万余处,参加冬学的人数达到2500万以上。各地冬学都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以文化教育为主,结合时事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与卫生科学教育的方针。
1956年底农村合作化完成,1958年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中国农村基本处于人民公社领导之下,对农民的教育也开始了新的探索。期间,经历了大跃进的全民办学、全民上学;恢复时期农村业余教育的缓慢的发展;文革中农村业余教育的一度停滞、政治的极端化、农村科技普及程度的有所提高与农业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等,当然,这种群众性的农业科研活动不可高估,因为当时农村文化水平落后,农民科研能力差,又缺乏科技工作者的指导,但它对提高农民群众的科研意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发展阶段:自觉组织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经过实践探索,已具有了一定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并拥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形成了“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社会经济真正依靠和支持教育”的农村社区教育。
(一)建立了以乡镇社区教育为主的组织实体。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纷纷建立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社区教育组织机构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其主要负责人一般均由乡镇、村政府领导或有关部门领导担任,其成员主要吸纳社区内各有关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等参加。如上海市嘉定区普遍建立的乡镇社区教育委员会,其成员由乡镇政府、经济、文化、科技、司法、教育部门以及家长代表等各方人士组成,集行政管理与社会协调于一体。可以看出:农村社区教育的组织实体是以政府的统筹规划为主,具有行政性和群众参与性的特点。
（二）形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多层次社区教育实施机构。农村直接实施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各层次的学校,较典型的有:县(市)职教中心、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校、村级综合中心学校和村级小学等。县(市)职教中心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多体制、多形式的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教育实体,包括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农民中专、电视中专、部门办的职工学校,以及大量的成人培训班,也有大专班和普通高中班,;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南地区各县(市)形成的各具特色的职成教网络体系,如“宜兴模式”、“武进模式”、“锡山模式”、“常熟模式”。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校主要是紧密结合本乡镇的经济发展而办的村社区教育机构,如广西龙胜县马堤乡社区,2002年成立了社区教育中心校。乡财政先后投入配套资金20000多元,每年拨给专项经费3000多元,各成员单位坚持安排社区教育培训费和实验基地建设费,累计达36000多元。村级综合中心学校是集多类教育为一体,使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的社区教育实施机构,现已成为村级的育人中心、科学实验中心、新技术推广中心、经济发展中心。如黑龙江省讷河市多数村校的“三田一园”(高产田、种子田、试验田和植物园),既是学生实习实验的课堂,又是科学技术推广的示范基地;江县八村学校有劳动实习基地1200多亩,固定资产超百万元,实现了“人才在学校出,项目在学校搞,新技术在学校验证,开发项目在学校先行”的目标;辽宁省的海城市东房身村所办的育英学校就是一所集幼教、小教、中教、职教、成教、大专为一体的一条龙学校,为村企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全村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6亿元,人均收入5000多元,提前步入小康。村级小学是农村贫困地区采用的实施社区教育的机构,学校以兴学富民为目标,从单纯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到面向全体村民,兼有扫盲、成人技术传授、技术引进、生产示范等多种功能。如山西省吕梁山区贫困村讫叉咀小学。在学校的带动和辐射下,使该村每户拥有一位初中毕业的初级技术员,成了吕梁山上户均文化人才拥有量最高的村庄之一,全村也成了省、地、县有名的“精神文明先进村”。
（三）确立了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农村社区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加速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提高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围绕目标,把“职业技术培训”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要内容。如江苏省昆山市实行“南北合作”、“中外（新加坡）合作”、“多证书制度”等发展职业教育,全市拥有主体型中等职业学校2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4所,职教中心2个,职教集团1个,成人教育中心校14所,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除职业教育外,很多社区举办了道德教育班、家庭伦理班、科普知识培训班、法制教育班、计划生育班、文艺、体育、保健培训班等,把精神文明也深入到每人家庭,提高了社区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办起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全面负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协助各厂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被誉为“华夏第一县”的锡山市,广泛开展以“家家学,家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文明活动,举办家庭文化节,把家庭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模式。中央教科所魏超雄先生在社区教育的研究中认为,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社区教育模式大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类型:以普教为基础的延伸型;以科教兴农为着眼点的农科教结合型;由社会与教育双向参与的全民教育型。如上海市郊区的嘉定镇等一批乡镇形成了政府统筹,以社区为依托,以学校、家庭、社会的结合为纽带,以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以基础教育为中心的“立体式、开放型”的社区教育模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仲村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到老年、从普教到职教、从学校教育到社区教育的“全员、全程村级终身教育系统”;浙江省象山县石铺镇形成了“农村小城镇教育模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形成了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农村社区教育基本格局”。
八十年的风雨历程,农村社区教育不断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如今,它已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长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青年,将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