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学经验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但有三本书例外，是他喜欢的，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于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联实在紧密，恩怨复杂，毛泽东实际上读了不少他的著作，但下功夫琢磨的，也确实是这三本。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斯大林1924年系统阐述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论著。192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即以《列宁主义概论》为题发表全书译文。该书从理论方法、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等九个方面阐发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写于列宁逝世不久，斯大林的地位和权威还不像后来那样被神化，论述还比较实在。
《联共党史》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斯大林为该书撰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并审阅了全书。1938年出版后，在各国共产党人中广泛流传。其中文版是1939年经博古校阅后出版的。全书共12章，以列宁和斯大林活动为主线，叙述1883年至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注重阐述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联共（布）的战略和策略。
学习了解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推进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比较能够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列为干部学习读本。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因为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随后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又讲：“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1945年4月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说，《联共党史》“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借用和化用这两本书上的一些论述，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和利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断，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他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怎样看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摆在了党的面前。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愚公移山》那篇著名讲话，又以《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二是联合一切阶级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转归论”是要求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不断论”是强调毕其功于一役。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急性病等“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提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面临一个要不要继续联合和领导其他阶级力量的问题。
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又一次提醒全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两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称赞这两句“说得好”。延安整风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引用这两句话，来强调和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虽然此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因为“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毛泽东读《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不只是着眼于运用书中的观点词句，根本上还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结合本国的实际，勇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中，他点出此题：“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1942年提出“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比1938年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进了一步，在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纠结党内若干年的问题上，毛泽东似乎更加自信了。
为破解难题研究经济文化
整风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习所得，要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如此学风，他当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党、军队及边区政府的现实工作经验，特别注意阅读和编研各种时事材料，甚至把它们作为整风学习的读物。
1941年8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则直接属于整风学习的内容了。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组织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读完稿子，他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理论与实际的分离，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为破解边区现实中出现的难题，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突出体现在边区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
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查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刊。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他先后7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银行通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西南实业通讯》以及《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开展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实际调查，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包括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等，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5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谢觉哉1941年七八月间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统一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之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正确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初期，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很让毛泽东担忧。他曾经对萧三说：瞿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原因是，瞿秋白不仅当过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懂文艺规律。毛泽东读瞿秋白文艺译文集《海上述林》，印象很好。1942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情况，他提出，“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整风前后，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花很大功夫调查研究。他当时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为落实此事，他请文艺家们到自己住处吃饭，当众宣读征稿办法。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但其余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信中还说，“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
认清近代中国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就是脱离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照搬外国的经验。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韩光说的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洋教条”和“洋八股”。在他看来，这些“洋教条”和“洋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极端情绪的延续，是对那时说好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这种“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其在党内的反映，是照搬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其在党外的反映，就是全盘西化，一味欧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运动，懂得很少，盲目把外国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
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他确实下功夫研究了中国近代史，比较了解上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百年演变体现的社会性质，各历史阶段递进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百年来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过程又有生动描述。
当然，像历史学家那样动笔去写中国近代史，对毛泽东来说毕竟不太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具体分工是：范文澜负责中国近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中国近代军事，陈伯达负责中国近代经济，艾思奇负责中国近代哲学，周扬负责中国近代文学。
这个安排，推动了延安知识界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写出一批探讨近代中国发展规律和特点，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抗战提供借鉴的著述。例如，艾思奇、叶蠖生等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则奠定了一段时间里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然不能忘怀。1964年6月24日，会见马里共和国外宾时，对方问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毛泽东回答：中国人历来没有写回忆录的习惯，而是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1967年2月，同侄子毛远新谈到学校教育，他再次提出：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
如此重视中国近代史，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历史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就能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历史和具体奋斗经验，而不是完全按外国经验来理解和套用。否则，外国经验同中国革命就会是两张皮。后来，陈云曾经让自己的孩子多读近代史，并说，“没有历史知识连毛选也读不懂”，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但有三本书例外，是他喜欢的，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于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联实在紧密，恩怨复杂，毛泽东实际上读了不少他的著作，但下功夫琢磨的，也确实是这三本。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斯大林1924年系统阐述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论著。192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即以《列宁主义概论》为题发表全书译文。该书从理论方法、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等九个方面阐发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写于列宁逝世不久，斯大林的地位和权威还不像后来那样被神化，论述还比较实在。
《联共党史》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斯大林为该书撰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并审阅了全书。1938年出版后，在各国共产党人中广泛流传。其中文版是1939年经博古校阅后出版的。全书共12章，以列宁和斯大林活动为主线，叙述1883年至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注重阐述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联共（布）的战略和策略。
学习了解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推进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比较能够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列为干部学习读本。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因为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随后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又讲：“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1945年4月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说，《联共党史》“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借用和化用这两本书上的一些论述，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和利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断，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他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怎样看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摆在了党的面前。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愚公移山》那篇著名讲话，又以《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二是联合一切阶级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转归论”是要求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不断论”是强调毕其功于一役。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急性病等“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提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面临一个要不要继续联合和领导其他阶级力量的问题。
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又一次提醒全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两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称赞这两句“说得好”。延安整风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引用这两句话，来强调和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虽然此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因为“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毛泽东读《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不只是着眼于运用书中的观点词句，根本上还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结合本国的实际，勇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中，他点出此题：“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1942年提出“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比1938年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进了一步，在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纠结党内若干年的问题上，毛泽东似乎更加自信了。
为破解难题研究经济文化
整风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习所得，要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如此学风，他当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党、军队及边区政府的现实工作经验，特别注意阅读和编研各种时事材料，甚至把它们作为整风学习的读物。
1941年8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则直接属于整风学习的内容了。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组织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读完稿子，他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理论与实际的分离，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为破解边区现实中出现的难题，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突出体现在边区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
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查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刊。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他先后7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银行通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西南实业通讯》以及《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开展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实际调查，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包括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等，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5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谢觉哉1941年七八月间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统一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之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正确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初期，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很让毛泽东担忧。他曾经对萧三说：瞿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原因是，瞿秋白不仅当过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懂文艺规律。毛泽东读瞿秋白文艺译文集《海上述林》，印象很好。1942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情况，他提出，“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整风前后，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花很大功夫调查研究。他当时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为落实此事，他请文艺家们到自己住处吃饭，当众宣读征稿办法。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但其余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信中还说，“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
认清近代中国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就是脱离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照搬外国的经验。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韩光说的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洋教条”和“洋八股”。在他看来，这些“洋教条”和“洋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极端情绪的延续，是对那时说好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这种“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其在党内的反映，是照搬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其在党外的反映，就是全盘西化，一味欧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运动，懂得很少，盲目把外国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
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他确实下功夫研究了中国近代史，比较了解上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百年演变体现的社会性质，各历史阶段递进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百年来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过程又有生动描述。
当然，像历史学家那样动笔去写中国近代史，对毛泽东来说毕竟不太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具体分工是：范文澜负责中国近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中国近代军事，陈伯达负责中国近代经济，艾思奇负责中国近代哲学，周扬负责中国近代文学。
这个安排，推动了延安知识界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写出一批探讨近代中国发展规律和特点，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抗战提供借鉴的著述。例如，艾思奇、叶蠖生等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则奠定了一段时间里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然不能忘怀。1964年6月24日，会见马里共和国外宾时，对方问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毛泽东回答：中国人历来没有写回忆录的习惯，而是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1967年2月，同侄子毛远新谈到学校教育，他再次提出：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
如此重视中国近代史，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历史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就能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历史和具体奋斗经验，而不是完全按外国经验来理解和套用。否则，外国经验同中国革命就会是两张皮。后来，陈云曾经让自己的孩子多读近代史，并说，“没有历史知识连毛选也读不懂”，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