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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学界对足球“黑哨”刑法定性的争论
足球“黑哨”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行为，它是指裁判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在足球比赛中故意不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责，违背体育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行为。“黑哨”不仅在体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法学界也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司法介入，对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刑法定性等诸多法律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
足球“黑哨”刑法定性的理论前提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刑法分析
根据现行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制度和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只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能构成犯罪；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具体指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及其他有可能利用职权的工作人员，如企业的会计、出纳和业务员等；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
受贿罪的刑法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可以看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者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内容，只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不构成犯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刑法》总则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相同。”
足球“黑哨”刑法定性应为受贿罪
以上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的比较分析仅是笔者引出自己观点的理论前提，明确中国足协的法律性质和中国足协所聘请的职业联赛裁判员的身份才是关键。
中国足协的法律性质
《体育法》第29条、第31条、第40条分别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性单项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可见，国家法律已经授权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进行行业管理，中国足协具有了对国家足球体育竞技的行政管理职能。“对内，中国足协协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体育行业的事务；对外，中国足协代表国家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国足协的管理活动具有公务性。”
中国足协聘请的裁判员的身份定性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足协聘请的裁判员的权力来源于中国足协的派遣和授权，裁判活动是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进行管理的组成部分。裁判员负责对具体的比赛进行组织、指挥和裁判，他们对足球比赛的裁判权力依附于中国足协的授权，裁判员执行裁判职务实质上是代表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进行组织、管理、指挥、仲裁活动，是一种公务活动，因而足球裁判员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足球裁判员收受他人贿赂而故意在比赛中不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责的“黑哨”行为应定性为受贿罪。
罪刑法定原则在“黑哨”问题上的适用
足球“黑哨”行为是否有明文规定呢？笔者认为，法律已有了明文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我国《体育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属于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非要求刑法关于受贿罪主体方面明确列举出包括足球裁判员，只要法律规定的内容能包括足球裁判员，就是有了明文规定。根据前面的分析，足球裁判员的身份性质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以，把足球“黑哨”定性为受贿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对综合遏制足球“黑哨”的设想
“黑哨”行为是一种足坛腐败现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若不加以遏制，足坛的腐败现象会愈演愈烈，社会危害性会日益严重。因此，对于足球“黑哨”这一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制止。笔者认为，可以从行业章程以及民事、行政、刑事手段四个方面对足球“黑哨”予以遏制。
中国足协管理体制的完善
按照中国足协章程第8条的规定，其会员分为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和个人会员三种，但按照第22条的规定，只有会员协会和会员俱乐部才能派两名代表行使一票的表决权，而个人会员则没有专门的代表。这样的足协制度设计明显是有缺陷的。因此，应在中国足协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设立球迷代表，以便于行业公开、章程公开，达到监督的目的。
民事法律途径
中国足协聘请裁判并组织比赛发出邀请，广大球迷花钱买票观看比赛，双方实质上已形成了合同关系。球迷履行了支付票款的义务，就有权利观看真实、精彩的足球比赛，却因“黑哨”使他们的权利无法实现，赛事组织者也就违反了合同约定，球迷可以要求赛事组织者承担违约责任，给予经济补偿。而中国足协聘请裁判员对比赛进行裁判活动，裁判就有义务公平、公正地执法比赛，双方也形成了合同关系，中国足协可根据《合同法》要求“黑哨”裁判承担违约责任。
行政法律途径
“根据《体育法》和中国足协的章程，中国足协不仅是一个社团法人，还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它对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进行管理，组织职业联赛就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因此，中国足协也应当对在足球运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裁判、教练、球员、俱乐部实施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以维护公正有序的足球运动环境。”
结语
足球“黑哨”行为已经严重阻碍着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足球“黑哨”行为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希望通过完善中国足协的内部管理机制、运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加强舆论监督以及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来综合遏制足球“黑哨”行为、足坛腐败现象。
（赵翔单位：普洱学院美术系；陈祥伟单位：普洱学院体育系）
足球“黑哨”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行为，它是指裁判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在足球比赛中故意不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责，违背体育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行为。“黑哨”不仅在体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法学界也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司法介入，对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刑法定性等诸多法律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
足球“黑哨”刑法定性的理论前提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刑法分析
根据现行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制度和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只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能构成犯罪；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具体指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及其他有可能利用职权的工作人员，如企业的会计、出纳和业务员等；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
受贿罪的刑法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可以看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者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内容，只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不构成犯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刑法》总则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相同。”
足球“黑哨”刑法定性应为受贿罪
以上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的比较分析仅是笔者引出自己观点的理论前提，明确中国足协的法律性质和中国足协所聘请的职业联赛裁判员的身份才是关键。
中国足协的法律性质
《体育法》第29条、第31条、第40条分别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性单项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可见，国家法律已经授权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进行行业管理，中国足协具有了对国家足球体育竞技的行政管理职能。“对内，中国足协协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体育行业的事务；对外，中国足协代表国家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国足协的管理活动具有公务性。”
中国足协聘请的裁判员的身份定性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足协聘请的裁判员的权力来源于中国足协的派遣和授权，裁判活动是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进行管理的组成部分。裁判员负责对具体的比赛进行组织、指挥和裁判，他们对足球比赛的裁判权力依附于中国足协的授权，裁判员执行裁判职务实质上是代表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进行组织、管理、指挥、仲裁活动，是一种公务活动，因而足球裁判员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足球裁判员收受他人贿赂而故意在比赛中不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责的“黑哨”行为应定性为受贿罪。
罪刑法定原则在“黑哨”问题上的适用
足球“黑哨”行为是否有明文规定呢？笔者认为，法律已有了明文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我国《体育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属于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非要求刑法关于受贿罪主体方面明确列举出包括足球裁判员，只要法律规定的内容能包括足球裁判员，就是有了明文规定。根据前面的分析，足球裁判员的身份性质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以，把足球“黑哨”定性为受贿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对综合遏制足球“黑哨”的设想
“黑哨”行为是一种足坛腐败现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若不加以遏制，足坛的腐败现象会愈演愈烈，社会危害性会日益严重。因此，对于足球“黑哨”这一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制止。笔者认为，可以从行业章程以及民事、行政、刑事手段四个方面对足球“黑哨”予以遏制。
中国足协管理体制的完善
按照中国足协章程第8条的规定，其会员分为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和个人会员三种，但按照第22条的规定，只有会员协会和会员俱乐部才能派两名代表行使一票的表决权，而个人会员则没有专门的代表。这样的足协制度设计明显是有缺陷的。因此，应在中国足协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设立球迷代表，以便于行业公开、章程公开，达到监督的目的。
民事法律途径
中国足协聘请裁判并组织比赛发出邀请，广大球迷花钱买票观看比赛，双方实质上已形成了合同关系。球迷履行了支付票款的义务，就有权利观看真实、精彩的足球比赛，却因“黑哨”使他们的权利无法实现，赛事组织者也就违反了合同约定，球迷可以要求赛事组织者承担违约责任，给予经济补偿。而中国足协聘请裁判员对比赛进行裁判活动，裁判就有义务公平、公正地执法比赛，双方也形成了合同关系，中国足协可根据《合同法》要求“黑哨”裁判承担违约责任。
行政法律途径
“根据《体育法》和中国足协的章程，中国足协不仅是一个社团法人，还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它对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进行管理，组织职业联赛就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因此，中国足协也应当对在足球运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裁判、教练、球员、俱乐部实施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以维护公正有序的足球运动环境。”
结语
足球“黑哨”行为已经严重阻碍着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足球“黑哨”行为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希望通过完善中国足协的内部管理机制、运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加强舆论监督以及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来综合遏制足球“黑哨”行为、足坛腐败现象。
（赵翔单位：普洱学院美术系；陈祥伟单位：普洱学院体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