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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决定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自此，中共中央在陕北历经13个春秋。1937年1月13日，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是革命力量大发展的13年，是突破重重困难、取得辉煌胜利的13年。中国共产党在小米加步枪决战决胜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其深刻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从政治纯洁性方面讲的，它强调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纯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陈云也在《党员对党要忠实》中强调：“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创办红大的方针就是要坚持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他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同年6月，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不移’1939年改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及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到底何为正确的政治方向呢？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阐释。他认为共产党只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践行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利益集团的种种表现说明，其意在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真心要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蒋介石抗日态度消极，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妥协活动;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甚至指派国民党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的险恶意图，党内外一些人士认为，共产党人要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纯洁性，就必须彻底抛弃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说到底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 “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国内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二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土地革命戰争时期的“左”倾错误证明“一次革命论”也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此，针对党员干部和一些人士存在的这些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并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阐释，为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正确政治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强调：“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5月8日，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又作了形象比喻：“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1938年9月，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枢纽。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问题作了系统说明，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明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并指出：“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重困难，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吸取“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失败的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明确“要走历史必由之路”，既不急躁冒进，也不妥协退让，坚决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又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涵，使这一古老成语获得了新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引领并指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 延安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7月到1941年2月间，中共中央相继颁发一系列文件指示，强调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经过两年努力，在党内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理论与实际不能很好结合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号召要在学习中反对那些只尚空谈、不管实际的学风，反对只记教条和只学字母的作风，提倡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
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之，主观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无的放矢。对此，毛泽东还用一副对联，形象地比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是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即有的放矢。“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这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生动具体的践行。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空电闪雷鸣，接着大雨滂沱。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他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知道后，非但不让处理这位骂他的农民，反而是进行自我思考，思考农民骂声的背后是不是说明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或者是存在错误？于是，他派出以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牵头的考察团，到宜川县遍访当地的农民群众。考察团写出约10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原来是1941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20万担，群众负担太重引起了不满，所以这位农民诅咒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得知真实原因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将1942年公粮征收标准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把广大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很好地践行了共产党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他指出：“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不仅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将其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抓好党中央工作的同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关注陕北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只要碰到与群众生产生活有关的问题和困难，总会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及时解决，绝不拖延。农忙时，他组织机关干部下乡帮助群众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他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办水利。对于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他都常常过问，发现群众困难，立即组织人员出手帮助，甚至亲自办理，解决问题。
1944年，毛泽东了解到延安城北有个叫小砭沟的村庄，那里的妇女无法生育。对此，毛泽东立刻找来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了解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随后，市委市政府组织调查组去小砭沟调查原因，毛泽东还专门让中央医院派大夫和化验员去协助调查。最终找到问题的根源是，村民的饮用水里含有一种有害物质，导致饮用此水的妇女患上不孕症。原因查清后，市政府和市医院帮助群众对饮用水进行了处理，医生还给村里群众检查和治疗疾病。一年后，小砭沟村迎来了新生儿。除小砭沟外，陕北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延安各医院和卫生所等单位，组织专门的医疗队下乡，开展医疗卫生知识宣传、救治、水质监测及治理等工作。毛泽东组织调查组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组织医疗队帮群众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充分表明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毛泽东如此非常注重为人民服务，党内其他领导人亦然付诸行动。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给延安一些老、弱、病、残的领导同志发放营养品。然而，许多同志不愿享受这项特殊待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年近古稀，送营养品的人一连给他送了3次，均被退回，最后只好把营养品送给伤病员。转战陕北途中，徐老因过度劳累病倒了，发烧咳嗽。卫生员就从老乡家要来一捆麻秆，打算烧水给他喝。徐老看见连忙制止说：“这麻秆是陕北农民晚上照明用的，你们只想烧开水，却忘了群众利益。”卫生员把麻秆送还老乡后，他才安心躺下。徐特立作为一名老党员，即使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仍然不忘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调查几个月后发现，共产党人的生活普遍勤俭朴素。如彭德怀的起居室兼办公室，仅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两只铁皮箱子、一份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和一个脸盆。各级领导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为边区民众树立了良好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党思想和实践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来，创造了风清气正、“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社会风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培育和锻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革命成功。井冈山时期是这样，长征路上是这样，延安时期也是这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遇到巨大困难。1939年到194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农业生产连年歉收，导致边区的物资供应严重匮乏。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派出飞机疯狂轰炸延安，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对边区实施軍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陕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局面。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种种借口，停发八路军军饷，并调集胡宗南部驻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多道封锁线，断绝了陕甘宁边区同外界的经济往来和外来援助。此外，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数量急剧增长，粮食供应极为困难。
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对如此困局，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强调“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据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回忆：
面对当时如此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到处向大家讲，只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会拥护我们，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革命就只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号召，要求大家一起动手，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领导边区经济建设。1941年春，朱德率队到南泥湾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在不影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3月，在朱德指挥下，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1万余名将士，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豪迈气概，从绥德浩浩荡荡地开进南泥湾，进行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由于封建统治的压榨和复杂民族关系的影响，这里人烟稀少、荆棘遍野、土地荒芜。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将士们没有退缩。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树枝、杂草搭建窝棚，在山坡上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他们就挖野菜、采野果来充饥;夏天缺单衣，他们就光着膀子干;冬天被褥薄，他们就砍柴取暖;没有纸张，就用树皮代替……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物资多么匮乏，将士们自力更生，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王震明确提出：“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使一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他身先士卒，发挥表率作用，同战士们一起开荒劳动。双手打满血泡，鲜血染红镢头把，他照样继续干活。经过全体将士的艰苦奋斗，1941年就开荒1.12万亩，生产粮食1200石;1942年开荒2.68万亩，生产粮食3050石;1943年开荒10多万亩，收获细粮1.2万石、蔬菜590多万斤，养猪4200多头、羊7800只、牛820余头。到1944年，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高潮，圆满完成“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生产目标。全旅将士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还达到了“耕一余一”，开创了军队大生产的辉煌历史。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坚定了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在艰难困苦面前，共产党人选择了生产自救的道路，第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该旅也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筑牢初心和使命的思想根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发图强，再创辉煌。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编 王燕萍）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从政治纯洁性方面讲的，它强调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纯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陈云也在《党员对党要忠实》中强调：“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创办红大的方针就是要坚持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他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同年6月，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不移’1939年改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及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到底何为正确的政治方向呢？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阐释。他认为共产党只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践行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利益集团的种种表现说明，其意在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真心要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蒋介石抗日态度消极，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妥协活动;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甚至指派国民党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的险恶意图，党内外一些人士认为，共产党人要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纯洁性，就必须彻底抛弃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说到底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 “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国内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二次革命论”是错误的，土地革命戰争时期的“左”倾错误证明“一次革命论”也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此，针对党员干部和一些人士存在的这些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并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阐释，为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正确政治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强调：“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5月8日，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又作了形象比喻：“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1938年9月，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枢纽。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问题作了系统说明，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明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并指出：“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重困难，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吸取“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失败的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明确“要走历史必由之路”，既不急躁冒进，也不妥协退让，坚决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又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涵，使这一古老成语获得了新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引领并指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 延安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7月到1941年2月间，中共中央相继颁发一系列文件指示，强调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经过两年努力，在党内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理论与实际不能很好结合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号召要在学习中反对那些只尚空谈、不管实际的学风，反对只记教条和只学字母的作风，提倡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
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之，主观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无的放矢。对此，毛泽东还用一副对联，形象地比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是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即有的放矢。“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这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生动具体的践行。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空电闪雷鸣，接着大雨滂沱。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他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知道后，非但不让处理这位骂他的农民，反而是进行自我思考，思考农民骂声的背后是不是说明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或者是存在错误？于是，他派出以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牵头的考察团，到宜川县遍访当地的农民群众。考察团写出约10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原来是1941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20万担，群众负担太重引起了不满，所以这位农民诅咒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得知真实原因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将1942年公粮征收标准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把广大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很好地践行了共产党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他指出：“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不仅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将其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抓好党中央工作的同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关注陕北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只要碰到与群众生产生活有关的问题和困难，总会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及时解决，绝不拖延。农忙时，他组织机关干部下乡帮助群众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他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办水利。对于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他都常常过问，发现群众困难，立即组织人员出手帮助，甚至亲自办理，解决问题。
1944年，毛泽东了解到延安城北有个叫小砭沟的村庄，那里的妇女无法生育。对此，毛泽东立刻找来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了解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随后，市委市政府组织调查组去小砭沟调查原因，毛泽东还专门让中央医院派大夫和化验员去协助调查。最终找到问题的根源是，村民的饮用水里含有一种有害物质，导致饮用此水的妇女患上不孕症。原因查清后，市政府和市医院帮助群众对饮用水进行了处理，医生还给村里群众检查和治疗疾病。一年后，小砭沟村迎来了新生儿。除小砭沟外，陕北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延安各医院和卫生所等单位，组织专门的医疗队下乡，开展医疗卫生知识宣传、救治、水质监测及治理等工作。毛泽东组织调查组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组织医疗队帮群众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充分表明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毛泽东如此非常注重为人民服务，党内其他领导人亦然付诸行动。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给延安一些老、弱、病、残的领导同志发放营养品。然而，许多同志不愿享受这项特殊待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年近古稀，送营养品的人一连给他送了3次，均被退回，最后只好把营养品送给伤病员。转战陕北途中，徐老因过度劳累病倒了，发烧咳嗽。卫生员就从老乡家要来一捆麻秆，打算烧水给他喝。徐老看见连忙制止说：“这麻秆是陕北农民晚上照明用的，你们只想烧开水，却忘了群众利益。”卫生员把麻秆送还老乡后，他才安心躺下。徐特立作为一名老党员，即使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仍然不忘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调查几个月后发现，共产党人的生活普遍勤俭朴素。如彭德怀的起居室兼办公室，仅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两只铁皮箱子、一份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和一个脸盆。各级领导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为边区民众树立了良好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党思想和实践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来，创造了风清气正、“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社会风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培育和锻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革命成功。井冈山时期是这样，长征路上是这样，延安时期也是这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遇到巨大困难。1939年到194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农业生产连年歉收，导致边区的物资供应严重匮乏。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派出飞机疯狂轰炸延安，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对边区实施軍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陕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局面。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种种借口，停发八路军军饷，并调集胡宗南部驻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多道封锁线，断绝了陕甘宁边区同外界的经济往来和外来援助。此外，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数量急剧增长，粮食供应极为困难。
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对如此困局，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强调“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据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回忆：
面对当时如此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到处向大家讲，只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会拥护我们，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革命就只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号召，要求大家一起动手，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领导边区经济建设。1941年春，朱德率队到南泥湾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在不影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3月，在朱德指挥下，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1万余名将士，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豪迈气概，从绥德浩浩荡荡地开进南泥湾，进行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由于封建统治的压榨和复杂民族关系的影响，这里人烟稀少、荆棘遍野、土地荒芜。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将士们没有退缩。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树枝、杂草搭建窝棚，在山坡上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他们就挖野菜、采野果来充饥;夏天缺单衣，他们就光着膀子干;冬天被褥薄，他们就砍柴取暖;没有纸张，就用树皮代替……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物资多么匮乏，将士们自力更生，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王震明确提出：“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使一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他身先士卒，发挥表率作用，同战士们一起开荒劳动。双手打满血泡，鲜血染红镢头把，他照样继续干活。经过全体将士的艰苦奋斗，1941年就开荒1.12万亩，生产粮食1200石;1942年开荒2.68万亩，生产粮食3050石;1943年开荒10多万亩，收获细粮1.2万石、蔬菜590多万斤，养猪4200多头、羊7800只、牛820余头。到1944年，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高潮，圆满完成“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生产目标。全旅将士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还达到了“耕一余一”，开创了军队大生产的辉煌历史。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坚定了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在艰难困苦面前，共产党人选择了生产自救的道路，第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该旅也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筑牢初心和使命的思想根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发图强，再创辉煌。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