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素有“和平绿洲”之称。不幸，1971年秋天爆发了一场“格瓦拉叛乱”。班达拉奈克夫人（我们内部称她为“班夫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在这种“非常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发生突变，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考验。
　　那天早晨一上班，斯里兰卡外交部便正式通知各国使馆，并给使馆发了几张通行证。我们事先已从班夫人大女儿苏妮特拉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因而对这一突发事件本身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全馆在马子卿大使有力的领导下，秩序井然，毫不慌张地迎接这一突发事件。但难题还是出现了，我国一艘万吨级货船次日凌晨将停泊科伦坡港。在驻在国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期间，巨轮停泊港口其中不便和困难是十分明显的。为此，使馆领导及时进行了研究。次日早饭后，我们的马大使夫妇率领几个人，带着斯里兰卡最好的水果，登船“慰问”和“联欢”。
　　下午，我们刚回到使馆，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对我国一向友好的商贸部长伊某，奉总理班夫人之命，紧急会见马大使说，据其政府掌握的情报，我船上载有运往非洲的武器。斯政府“因镇压叛乱急需”，请割爱把这批武器转让给他们先用。
　　这真是晴天霹雳，也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不知情和无国内指示的情况下，我们的大使深感困惑和为难。客人一走，马大使立即指令我上船了解情况。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不断听到外面传来零星的枪声。夜间登船，而且要经过港口重地，委实危险。但事情迫在眉睫，哪能顾及个人的安危！应我的要求，使馆开了公函，并让我随身带了红皮护照前往，以便核实身份。
　　司机老夏开车，一路还算顺利。最后路经警察总部所在的大街时，忽闻要求停车声。老夏徐徐停车，一个警官和随从端着冲锋枪立刻冲到我们车旁，责问我们为何迟迟才停车。我首先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有紧急公务要到港口去，因司机不懂当地话，听我翻译后才刹车，所以耽误了几秒钟。对方见我言之有理，未再纠缠，但警告说，你们这样很危险，这是非常时期，万一我开枪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讲完这番话后，他当即放行。
　　我找到港务局一个朋友帮我办登船手续。但他告诉我，我要去的那条巨轮25分钟前已离开港口开往非洲了。我真是喜出望外，要求同海军司令部联系，海军值班军官证实，确有一条万吨级中国货轮在半小时前离港。我这才向马大使做了报告。他听后如释重负，马上让翻译通知伊某，我船已离斯，他实在爱莫能助。
　　第二天，当地个别报纸歪曲事实，硬说什么我国有条船满载给格瓦拉分子的武器悄悄到了斯里兰卡港口，企图挑拨两国友好关系。
　　使馆根据国内通报的情况据理驳斥，指出，为了对付海盗和台湾蒋帮的袭击，我货轮上确有少量自卫武器，这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在我船停泊斯里兰卡港口期间已向斯有关当局做了报告。至于在停泊期间，是否封存这些极少量的自卫武器，完全由经停港口有关当局自定。斯方出于对我国的信任，未予封存。某些报纸的报道纯属别有用心。
　　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全馆同志都感到紧张和茫然。不久，某社会主义国家因涉嫌支持“格瓦拉运动”被限令三天内撤馆。社会上流传很多谣言，有的诬蔑我国给“格瓦拉运动”提供了武器，说“下一个该轮到关闭中国大使馆了”。接着，斯里兰卡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使馆来往邮件全部被拆封，工人宿舍和新华社驻地受到搜查，连我援助建设班达拉奈克大厦的物资也都被一一检查。全馆同志和我援斯人员对斯方上述行为十分不理解，感到困惑和愤慨。
　　正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并很明确地对他说，班夫人很聪明嘛，这是明智之举，几次检查，发现中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
　　消息传来，全馆同志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无不钦佩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着令人叹服的外交才能和艺术，用不平常的语言和风度解决了按常规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问题。这也表明，周总理由于同班夫人多次会见，交往比较频繁，了解甚深，知道她对我国的深厚友谊，不会做出有损两国关系的事。
　　一场风暴终于过去了，我们也闯过了好几道难关。班夫人巩固了她的领导地位，两国关系又重新得到了改善和发展。（王嵎生，中国前APEC高官和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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