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薇（1989.12-），女，贵州大方县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1921年郁达夫留学日本归国以后，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在城市漂泊的状态。究其原因，就在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政治动荡，军阀割据、党派林立、社会环境恶劣，并不是郁达夫所幻想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温床。从日本抵达上海以后，为了生计，郁氏游走在国内各大城市之间，很快就遭遇了现实社会的打击，并体会到了失业的痛苦。回国以后，生计问题紧逼眼前，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而他又已经有了家室，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他特别怀念在日本带着官费留学的日子。他在日本所怀揣的理想和抱负被国内黑暗的现实击碎一地，回国时的希望逐渐黯淡，热情也逐渐消退，这更进一步强化了郁氏内心深处对日本的怀念。每当郁氏在城市中遭遇不平事，他往往就会想到在日本的生活，想到日本的种种好处。郁达夫在日本留学10年，10年的日本生活，在他的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可以说，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和情爱体验直接影响到他对日本的情感和态度。
　　一
　　在日本时期，作为中国人的郁达夫，是日本人眼中的“劣等民族”的子孙之一。作为弱国子民，郁达夫在日本遭受到的民族歧视和社会排挤，精神上非常苦闷和彷徨。他心里的苦闷得不到日本人的同情，他的自卑更使他没有勇气去和日本女子搭讪表白得到一丝有同情的爱情。“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就算日本少女接受了他的爱情，但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不公的遭遇使他希望祖国变得强大，而他自己却找不到拯救祖国的方法。加上他身处国外，不了解国内实际的政治情况，对于国内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知之甚少，正如学者张毕来所说：“他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看不见民族的前途”，他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他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蒙蔽了他的双眼，造成他顾影自怜，自伤自悼的情形，也是造成他消极颓废的生活状态与忧郁感伤的小说形态的原因！尤其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一直伴随着郁达夫的留学生涯。他曾在《沉沦》里自白道：“‘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二
　　然而，在即将回国之际，他对以前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采取偏激的态度和看法，而是用一种比较理性的视角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日本。首先，日本先进的科技文化，使日本朝着强国的地位逼近，社会状态也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种良好的状态之下，也附合着黑暗和野蛮的一面。郁达夫自然十分明晰这种界限，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即将回国之际，他对日本的仇视心理仍然存在，并没有释怀；但是对日本人，尤其是愚弄过他的女性，表示了宽恕：“‘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和日本人之间的仇恨，根源在于两国的强弱问题，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对原本欺辱他的日本女性， 生发出决绝的态度，“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仙人，想回到你们的须弥国去了，请你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罢，他将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众所周知，爱之深，恨之切。然而于郁达夫而言，他对日本却是恨之深在先，爱之切在后，这在他的作品和回国后的生活中得到了印证。他在散文《归航》里所云：“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種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吧？”在《沉沦》里，借着主人公的口吻说：“‘你也没有情人留在东京，你也没有弟兄知己住在东京，你的眼泪究竟是为谁洒的呀！或者你对于过去的生活的伤感，或者是对你二年间的生活的余情，然而你平时不是说不爱东京的么？’‘唉，一年人住岂无情。’‘黄莺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然而，日本有何魅力使郁氏产生了不舍之情呢？首先，日本简洁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种种好处，郁达夫是比较认同和习惯的。郁达夫曾说，如果在日本的“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念；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其次，郁达夫和日本学界的趣味算是比较相投的。比如郁达夫在兄长郁曼陀的引荐下，与日本当时一批喜爱汉诗的诗人交往，并和他们惺惺相惜。在他们的帮助之下，郁达夫的诗歌才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增强了自信，得以“在名古屋一带的诗人中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因他的汉诗才情使他赢得不少日本诗人的尊敬。又因为对文学的喜爱，郁达夫又与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学大家有着亲密的联系，直到抗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郁达夫才决定和佐藤春夫决裂。由此可见，郁达夫在日本生活，虽然不时遭到日本人的欺辱，心情苦闷。但总体而言，他的日本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并且有收获的。因而，即将离开日本时，他对日本产生眷念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日本的仇恨，主要由于中日两国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中国子民遭受日本人的欺凌和侮辱。而事实上，在郁达夫的内心深处，日本独有的文化生活氛围和社会风气，使他感到满意同时向往，他也希望中国能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所以他渴望中国富强。10年留学生活，虽然屡受欺凌，饱感屈辱，但同时也有收获和喜悦。
　　三
　　回国以后，郁达夫对日本的追忆和怀念不时显露出来。并体现在他的创作、思想和行动中。他在散文《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说：“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日本吃过的早餐酱汤的风味；教医院厨子去做来吃，做了几次，总做不像，后来终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里去要了些来，从此胃口就日渐开了；这虽是我个人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种简易生活的耐人寻味的地方。”尤其是在国内失意时，郁达夫他总会想到在日本的生活，日本的种种好处。他在《归航》一文中说：“‘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受故国同胞的欺辱，倒还不如受他国人的欺辱更好自家宽慰些。’……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郁达夫的日本情结是在他的心里扎下根的。当郁达夫和王映霞迁居杭州后，在风雨茅庐里的生活频频遭到官场中人的打扰，夫妻二人间也开始有了嫌隙。为了保家，郁达夫决定赴闽去谋一官半职。他之所以选择去陈仪处，一是陈仪的权位可以庇护他，二是陈仪曾在日本留过学。学者罗以民曾说：“读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一种‘日本情结’都是挥之不去的，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还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样的从事文化活动的人，一个日本的地域观念，始终包含着一种亲和力，甚至是凝聚力。”但对日本深沉的爱也并不是盲目的，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触及国家命脉和利益的时候，郁达夫便与佐藤春夫等主战派作家彻底决裂，毫不犹豫地站在祖国这边，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结语：总的说来，郁达夫经由日本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从而生发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蕴含着他对日本先进文明的认识、对中国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社会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在日本体验基础上产生的郁氏“日本情结”，对郁达夫的为人和为文都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