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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丁玲是较早关注女性命运且“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的作家。她早期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她作为现代女性的女性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在对女性自由追求爱情的肯定，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闷与挣扎。
关键词：女性主义；莎菲；丁玲；五四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1
五四时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以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为代表。她们对女性的婚恋、自由与平等产生了极大兴致，并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大力进行文学创作。在不久后的二十年代后期，杰出的女性作家丁玲，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将这种女性主义倾向推向高潮。这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的日记體中篇小说，凭借其女主人公莎菲的典型形象与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华裔教授王德威说：“谈论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及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丁玲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从丁玲的早期小说可以知道，其小说主人公多是知识分子女性，如梦珂、莎菲、伊萨等均是这一类人物，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总的说来，莎菲是一位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有复杂性格与矛盾心理的女性。
一、对自我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
小说表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又首先表现在女主人公莎菲对自我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丁玲之前的女作家，如冰心、冯沅君的笔下也有“爱”的主题，但她们还只是有“爱”无“性”。丁玲笔下的莎菲，却对此着迷极深，可以说是毫不顾忌的大胆追求，这在“旧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认识凌吉士后，莎菲便积极主动追求她渴望已久的爱情，如搬家、补习英文等都是她想方设法接近凌吉士的表现。与此同时，她还毫不掩饰地发出了内心的呐喊，如在一月十号：“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三月二十一号又说：“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我，狂乱地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出来：‘我爱你呵！我爱你呵。’”这都莎菲对内心最真实、最原始渴望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被社会的绝大多数接受的，甚至是罪恶的、肮脏不堪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才使得作者成功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个敢于反传统，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二、真实善良与刁蛮任性的对立
面对苇弟的追求，莎菲拒绝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三月二十四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如此的真诚，比起虚伪的掩饰来说，对苇弟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即使收获不了爱情，却也可以得到一份长久的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她又经常将苇弟弄哭，然后觉得快意，并像野人一样的笑。当她发现自己是在“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磨折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罪过的时候，却也任性地乐此不疲。因此，莎菲对苇弟的真诚拒绝和毫无歹意的欺骗甚至玩弄、“打击”，同时体现了她真实善良与刁蛮任性的双重性格。
三、向往爱情与“纯洁”本性的对立
认识凌吉士之后，莎菲几乎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具有漂亮风仪的华裔南洋人，且主动追求。上文提到，她搬家、学习英文等可以说都是接近凌吉士的活动表现。但当她发现“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 （三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她计划“搭车南下”离开自己曾经狂恋的俊美的华裔南洋人。这说明莎菲的爱情观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没有一丝理性的。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她“拒绝”的呢？我们认为，这是莎菲“纯洁”的本性，一种内心深处的原始本性。从对凌吉士的执著渴望到最终的“清醒过来”，体现的是莎菲的向往爱情与她“纯洁”本性的对立。
四、“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挣扎
小说最后，莎菲“决计搭车南下”，原本渴望现代都市生活的女性知识分子决定离开北京，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莎菲的独立意识，但又无法掩盖她逃避现实的孤独与无助。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莎菲有过狂热的渴望，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嘲讽与否定，这就是莎菲“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挣扎。渴望与否定的矛盾，无时无刻不考验着莎菲，而这种没有结果的矛盾、考验也正是受女性主义意识“折磨”的丁玲的痛苦煎熬。虽然“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丁玲对封建伦理传统的批判与否定，但时时的自我否定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矛盾的痛苦。这是与其时代密切关联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作家，丁玲是关注现实的，关注社会的，这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际创作的小说，其主人公莎菲的矛盾与迷茫，也是正处在“黑暗时代”的作者自己的矛盾与迷茫。
丁玲认为，没有“我”就没有文学，所以莎菲身上随处可见丁玲本人的影子。王蒙先生也曾说：“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我们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更复杂的痛苦”才使得丁玲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认识到了女性的命运，且“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陈子善先生语）。
关键词：女性主义；莎菲；丁玲；五四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1
五四时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以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为代表。她们对女性的婚恋、自由与平等产生了极大兴致，并运用多种文学样式，大力进行文学创作。在不久后的二十年代后期，杰出的女性作家丁玲，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将这种女性主义倾向推向高潮。这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的日记體中篇小说，凭借其女主人公莎菲的典型形象与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华裔教授王德威说：“谈论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及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丁玲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从丁玲的早期小说可以知道，其小说主人公多是知识分子女性，如梦珂、莎菲、伊萨等均是这一类人物，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总的说来，莎菲是一位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有复杂性格与矛盾心理的女性。
一、对自我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
小说表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又首先表现在女主人公莎菲对自我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丁玲之前的女作家，如冰心、冯沅君的笔下也有“爱”的主题，但她们还只是有“爱”无“性”。丁玲笔下的莎菲，却对此着迷极深，可以说是毫不顾忌的大胆追求，这在“旧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认识凌吉士后，莎菲便积极主动追求她渴望已久的爱情，如搬家、补习英文等都是她想方设法接近凌吉士的表现。与此同时，她还毫不掩饰地发出了内心的呐喊，如在一月十号：“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三月二十一号又说：“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我，狂乱地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出来：‘我爱你呵！我爱你呵。’”这都莎菲对内心最真实、最原始渴望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被社会的绝大多数接受的，甚至是罪恶的、肮脏不堪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才使得作者成功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个敢于反传统，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二、真实善良与刁蛮任性的对立
面对苇弟的追求，莎菲拒绝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三月二十四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如此的真诚，比起虚伪的掩饰来说，对苇弟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即使收获不了爱情，却也可以得到一份长久的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她又经常将苇弟弄哭，然后觉得快意，并像野人一样的笑。当她发现自己是在“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磨折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罪过的时候，却也任性地乐此不疲。因此，莎菲对苇弟的真诚拒绝和毫无歹意的欺骗甚至玩弄、“打击”，同时体现了她真实善良与刁蛮任性的双重性格。
三、向往爱情与“纯洁”本性的对立
认识凌吉士之后，莎菲几乎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具有漂亮风仪的华裔南洋人，且主动追求。上文提到，她搬家、学习英文等可以说都是接近凌吉士的活动表现。但当她发现“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 （三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她计划“搭车南下”离开自己曾经狂恋的俊美的华裔南洋人。这说明莎菲的爱情观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没有一丝理性的。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她“拒绝”的呢？我们认为，这是莎菲“纯洁”的本性，一种内心深处的原始本性。从对凌吉士的执著渴望到最终的“清醒过来”，体现的是莎菲的向往爱情与她“纯洁”本性的对立。
四、“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挣扎
小说最后，莎菲“决计搭车南下”，原本渴望现代都市生活的女性知识分子决定离开北京，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莎菲的独立意识，但又无法掩盖她逃避现实的孤独与无助。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莎菲有过狂热的渴望，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嘲讽与否定，这就是莎菲“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挣扎。渴望与否定的矛盾，无时无刻不考验着莎菲，而这种没有结果的矛盾、考验也正是受女性主义意识“折磨”的丁玲的痛苦煎熬。虽然“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丁玲对封建伦理传统的批判与否定，但时时的自我否定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矛盾的痛苦。这是与其时代密切关联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作家，丁玲是关注现实的，关注社会的，这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际创作的小说，其主人公莎菲的矛盾与迷茫，也是正处在“黑暗时代”的作者自己的矛盾与迷茫。
丁玲认为，没有“我”就没有文学，所以莎菲身上随处可见丁玲本人的影子。王蒙先生也曾说：“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我们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更复杂的痛苦”才使得丁玲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认识到了女性的命运，且“能在作品中提出女性的地位”（陈子善先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