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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甲午海战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中日两国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从小来看，则是裹挟在时代当中，中日留学生之间一场个人无法选择的战争。
有个段子说，法学院的学生是一半同学在抓另一半同学，金融学院的是一半同学在收购兼并另一半同学，师范院校的是一半同学在辅导另一半同学的小孩，影视学院的则是一半同学在睡另一半同学的老爸……
当然这种情况似乎只适合于这个节操尽碎的年代，但类似的逻辑却一直存在着。在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20年前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中日两国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从小来看，则是裹挟在时代当中，中日留学生之间一场个人无法选择的战争。
甲午海战中轰碎同学情谊
今年又是一个甲午年。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是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以及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明治维新，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歼灭，当然西学中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美梦，也因此毁灭了。
用诗人的话来说，渤海上炮弹相撞，听到的都是强国梦碎的声音啊。如今细细回想，其中味道依然杂陈。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指挥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多名将领留学法德。“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浪速”舰长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秋津洲”舰长留学美国。
而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都是留英学生，而当年一批“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36岁的方伯谦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济远”的帮带29岁的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超勇”舰长黄建勋是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法英；“扬威”舰长林履中是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高士堡大学。
尽管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这些中日两国的海军将领是否为留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但从各自留学的经历来看，留学期间相互没有交集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各为其主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所有的同学朋友情谊都会让位于国家利益。
最终，在这场海战中，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日本取得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
可终归是钢刀归钢刀，情谊归情谊。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稀能看到中日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所结下的情谊。史载，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留学生“总理”间的交锋
炮火较量之后，紧接着便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谈判桌上，依旧是留学生之间的交锋。中方以游历西方且推崇西学力促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为代表，身边三位参事官，都有着非凡的能力，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其后成为民国外交总长。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之手。
而日本，以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主，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了谈判桌上几无回旋余地。最终以耻辱的《马关条约》，给甲午海战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之后，国内出现的东渡日本留学热，一批热血青年为了民族之振兴，在日本忍辱负重，刻苦学习，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最终都选择了回国服务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磨练出了一大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军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批爱国者和革命家。最为典型的，就是发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力促民国成立以黄兴为主的同盟会员……
中国留学生为何不敌日本留学生
很多人，都基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来思考中国近现代的转折走向以及未来。但鲜有人追问，同样是向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为何落败于日本留学生。或许，从大师严复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一段传言，能够窥出其中的端详。
传言称，严复与伊藤博文是留学英国的同班同学，而且留学期间的成绩，严复经常第一，伊藤博文只能屈居第二。但各自回国后，两人的际遇完全不同，清政府对严复十分冷淡，仅仅谋得一个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后，天皇亲自迎接，并许以首相职位，力促日本的改革。
当然，这只是一段子虚乌有的传言，已经被学界证伪。仅从年龄上，严复生于1853年，比伊藤博文年幼12岁；两人的经历风马牛不相及。但传言背后，却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西学人才几乎无可能涉足政治，影响决策，更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可见，政府对待留学生的态度需要积极起来，如果跟对待像孙中山、洪秀全、黄巢这些落榜生那样冷漠，很可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辛亥革命，一帮清政府送出去的留学生把清政府给推翻了。
有个段子说，法学院的学生是一半同学在抓另一半同学，金融学院的是一半同学在收购兼并另一半同学，师范院校的是一半同学在辅导另一半同学的小孩，影视学院的则是一半同学在睡另一半同学的老爸……
当然这种情况似乎只适合于这个节操尽碎的年代，但类似的逻辑却一直存在着。在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20年前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中日两国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从小来看，则是裹挟在时代当中，中日留学生之间一场个人无法选择的战争。
甲午海战中轰碎同学情谊
今年又是一个甲午年。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是中日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以及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明治维新，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歼灭，当然西学中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美梦，也因此毁灭了。
用诗人的话来说，渤海上炮弹相撞，听到的都是强国梦碎的声音啊。如今细细回想，其中味道依然杂陈。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指挥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多名将领留学法德。“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浪速”舰长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秋津洲”舰长留学美国。
而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都是留英学生，而当年一批“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36岁的方伯谦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济远”的帮带29岁的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超勇”舰长黄建勋是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法英；“扬威”舰长林履中是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高士堡大学。
尽管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这些中日两国的海军将领是否为留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但从各自留学的经历来看，留学期间相互没有交集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各为其主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所有的同学朋友情谊都会让位于国家利益。
最终，在这场海战中，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日本取得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
可终归是钢刀归钢刀，情谊归情谊。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稀能看到中日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所结下的情谊。史载，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留学生“总理”间的交锋
炮火较量之后，紧接着便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谈判桌上，依旧是留学生之间的交锋。中方以游历西方且推崇西学力促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为代表，身边三位参事官，都有着非凡的能力，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其后成为民国外交总长。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之手。
而日本，以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为主，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了谈判桌上几无回旋余地。最终以耻辱的《马关条约》，给甲午海战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之后，国内出现的东渡日本留学热，一批热血青年为了民族之振兴，在日本忍辱负重，刻苦学习，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生最终都选择了回国服务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磨练出了一大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军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批爱国者和革命家。最为典型的，就是发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力促民国成立以黄兴为主的同盟会员……
中国留学生为何不敌日本留学生
很多人，都基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来思考中国近现代的转折走向以及未来。但鲜有人追问，同样是向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为何落败于日本留学生。或许，从大师严复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一段传言，能够窥出其中的端详。
传言称，严复与伊藤博文是留学英国的同班同学，而且留学期间的成绩，严复经常第一，伊藤博文只能屈居第二。但各自回国后，两人的际遇完全不同，清政府对严复十分冷淡，仅仅谋得一个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后，天皇亲自迎接，并许以首相职位，力促日本的改革。
当然，这只是一段子虚乌有的传言，已经被学界证伪。仅从年龄上，严复生于1853年，比伊藤博文年幼12岁；两人的经历风马牛不相及。但传言背后，却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西学人才几乎无可能涉足政治，影响决策，更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可见，政府对待留学生的态度需要积极起来，如果跟对待像孙中山、洪秀全、黄巢这些落榜生那样冷漠，很可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辛亥革命，一帮清政府送出去的留学生把清政府给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