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骥才说：历史不是他者，它已是你生命深处的一部分。
　　廖胜辉如今用的微信头像，还是上世纪70年代他在广州军区41集团军文艺宣传队时照的一张黑白照片，从来没有换过。照片上的他只有19岁，笑得无忧无虑。不久前，在他的微信群里，《芳华》如同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有的战友颇有意见：“我们那会儿是善良的，并不像影片里描绘得那么阴暗。”有的战友喜欢这部电影：“影片里提及一些丑陋现象，但总的基调还是温暖的，唤起了人们对于军人的关注。”
　　看完电影《芳华》，廖胜辉一宿没睡着，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事。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从1969年的普通战士，到2007年在原总装备部北京军事代表局政委的职位上退休，廖胜辉在部队服役将近40年。他曾随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用歌舞诠释军人的浪漫情怀；也曾远赴西南边境浴血奋战，在炮火硝烟中目睹战士们的英雄气概。
　　这些天，战友们正张罗着举办一场聚会——他们的青春远去了，但芳华永留心间。
　　“花儿与少年”
　　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部门，这就是文工团的萌芽。抗战开始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工团，成为较早以艺术活动为主的军中专业性团体。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的人员规模有所扩大，工作模式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原先部队中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一纳入文工团编制。文工团成员，有的从民间文艺团体选拔而来，有的直接从部队抽调而来，廖胜辉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1952年，在北京长大。父亲是位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69年1月7日，正当同学们奔赴延安等地的农村插队时，我南下广东湛江参军了。当时，我还不到17岁，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属于“老三届”。那时候参军可荣耀了，比考上清华、北大还光荣。
　　参军之初，湛江鸭乸港有一项围海造田工程，我们部队和各地来的大学生参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一船沙子有30多吨，沙子卸下来就装进沙袋，每袋200斤左右，装完往背上一放，一趟趟运到岸边，用来建堤坝。4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卸了50多船沙子。
　　我在中学时学过手风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记得有一次，团里组织文艺晚会，我参加演出，拉了一首曲子，调子用的是王洛宾的《花儿与少年》，中间有一段四三拍，是舞曲一样的节奏，既活泼又优雅。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宾被打倒了，他的作品不能公开演奏，我就把乐曲的名字说成《牧民热爱毛主席》。
　　一曲终了，大学生们掌声不停，不让我下去，我只好行了个军礼，再拉一遍。第二遍过后，他们还是不停鼓掌，我只好拉了第三遍。这说明，大家对《花儿与少年》这种乐曲带来的浪漫感受太向往了。不过，那些流传更广的爱情歌曲，如《红莓花儿开》，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
　　会拉琴，再加上我普通话比较标准，又会写点文章，很快就被连队安排去做宣传工作。
　　1969年10月，我们部队从广东湛江移防广西柳州，我也正式进入我们团的宣传队。那个年代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在集团军及以下级别的部队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在大军区叫“文工团”。大军区的文工团外出表演时，战士们也常叫他们“宣传队”。
　　在团宣传队，我先是自己听唱片，然后把唱片编成简谱，琢磨完谱子后，再用手风琴练习。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出了本教材——《作曲》，大概有砖头那么厚，我用半年时间把书读了一遍，还把練习题做完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哈哈！我编写了几十个节目，有小歌剧、小话剧、快板诗等形式。
　　好多战友是江西、湖南来的，他们经常哼起家乡的小调。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细微差别，写歌时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点，再把那些经典旋律稍微改造一下，写进自己作的革命曲子里。这些歌曲可受欢迎了。我的手风琴技艺也突飞猛进，基本达到了专业水平。
　　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
　　上世纪70年代是解放军员额最多的时期，曾达600多万人。这一时期，部队文艺演出团体数量多、编制多、人员多。各级文工团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少会唱歌、跳舞、拉乐器甚至翻跟头的中学生，都被特召入伍。1970年4月，廖胜辉由团宣传队转入41集团军宣传队。
　　我们的军宣传队总共有四五十人，不算多，集团军里的战友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我们算是明星了。我身高184厘米，一提到“拉手风琴的大个子”，战友们都知道是在说我。
　　当时节目单里有《红色娘子军》《快乐的女战士》等器乐小合奏，这些曲子都非常受欢迎，常常返场演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都不假，一个节目要练好多天。我们和其他战士一样，也是听到起床号响就得起床。不过我们不用跑步出操，也不用站岗，而是在练功房一遍遍地下腰、踢腿、吊嗓子。我仍然负责手风琴演奏，还给舞蹈队的训练伴奏。
　　在训练之外，少男少女之间自然少不了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浪漫。“文革”期间，部队里谈恋爱是很犯忌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身边还是出现了三四对情侣。他们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约会，一般我们不会去揭发，甚至帮他们打掩护。
　　这些情侣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我们宣传队有个女孩歌唱得很好，人也漂亮，和一个男孩好上了。指导员接到举报，带着一帮人把他们堵在了甘蔗地里，最后那个男孩被宣传队开除，回老家了。
　　部队组织到山区野营拉练时，我认识了一个高挑的部队女护士。每次相遇，她总是多看我两眼。有一次，她走到我旁边说：“你背手风琴太累了。”我点点头，心里很感动。因为山里走路很热，走到半道就得脱掉棉衣，这个女孩子索性帮我拿着。后来她总帮我抱着棉衣，跟我并排走山路。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前边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正常的问候，但是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一看完信就赶紧把它烧了。后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18岁的新兵跟着我当通信员。不久，有人告发他作风不好，常把部队的书偷到自己的宿舍里，还带着我前去查看。我一看，果然有几本书在抽屉里保存着，书上还认真做了笔记。我觉得他的求知欲可贵，需要保护，就说：“鲁迅先生讲了，偷书不算偷。”帮他挡了处分。后来，他写出了《连队指导员做战士思想工作一百问》，寄给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报刊。编辑一看，如获至宝，觉得特别贴合战士的思想实际，于是据此写了一份内参。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看到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的这个通信员因此被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的荣誉称号。如今，他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
　　至于我，后来的工作以写机关文件为主，给三任总参谋长写过讲话稿。工作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律师，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于是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又去中央党校读了3年的法学在职研究生。退休后，我当了一名律师。
　　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我写的文书还带点文学色彩，同行都感到奇怪：“你的文书里怎么还有形容词啊？！”现在，从事律师这行的时间久了，逻辑思维逐渐占了上风，年轻时那种丰富的感性思维已经没有了，哈哈。
　　不过，在宣传队用过的手风琴，至今仍在我家里挂着，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拉一拉。41集團军后来又成立了军乐队。2004年，新队员和我们这些老队员在广西柳州聚会。因为室内空间小，我们干脆就找了块空地，冒着小雨举行了一场露天同台演出。老队员们大多年迈，表演的主要是诗朗诵和唱歌。我和年轻的手风琴手合奏了曲子。拉着琴，看着这些年轻人，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岁月。
　　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30万，军中的文体单位再次服从军事改革的大局，接受裁撤。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文工团的光环正在慢慢褪去。我并不为此感到惋惜。任何事物均有始终，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前，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丰富多彩，文工团传递信息、鼓舞士气的方式也要相应变化，缩编减员在情理之中。
　　当然，过去我军的文工团、宣传队，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功劳值得铭记。老一辈演绎的《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我们这一代表现的《红色娘子军》，后来年轻一代在抗洪抢险中创作的《为了谁》等等，激励了我军一代代将士的士气，抒发了一代代军人各具特色的爱国情怀。这些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性格之中。
　　我仍然鼓励晚辈从事这份职业。从12岁起，我的小侄女就开始学习跳舞，现在是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文工团舞蹈演员。别看她是个“80后”娇美姑娘，她也和战士们一样，无数次上高原、登海岛、赴边关，正在把她的芳华融入祖国的国防事业。
　　如果你问我，电影《芳华》给我这个打过仗的文艺兵什么感触？我的答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灿烂过，也痛苦过，否则怎么叫青春呢？每一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过，颠簸过，否则怎么叫命运呢？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