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是服务业，而阿雅恰好是天然的“服务型人格”
　　——她什么挫折都愿意尝试
　　第一次见阿雅，经纪人邱邱吓到了。“她很安静地在看剧本，我跟她说我叫邱邱，她‘嗯’了一声，继续低头看。过一会儿又温柔地问我，你是什么星座的？”
　　阿雅的声音非常细，让人担心录音软件的捕捉效果。我跟她说起这事儿，她忽然胸口一攒气，好像面前有只喇叭。她瞪着小眼睛，提高音量喊：“请问这样听得见吗？”
　　邱邱最记得阿雅的两件小事。一次，她们在南京录影，两只手指粗的蟑螂从房间角落窜出，阿雅发出尖细的叫声，像弹簧一样跳到另一个角落。在场的先生们正准备扑杀，阿雅软弱又坚定地喊，“拜托你们不要杀它！那边有杯子，你们把它捉住去外面放生！”先生们嘴巴张大，不可理解。她继续恳求，“拜托不要杀它！”
　　冬天，台北风大。车内进来一只蚊子，阿雅叫邱邱把车窗打开，风哗啦灌进来，阿雅扇着蚊子，直至把它驱逐出窗外。她说，“蚊子嘛，就是想饱餐一顿，我们就把它给毙了。可以想办法避开，没必要啪啪啪地扇它。”
　　蟑螂则是阿雅在世上最惧怕的生命。“它的长相太可怕了。但后来我觉得蟑螂也是很紧张的，你看它们咻咻咻窜那么快。如果在家，我一般就把整个房间让给它。蟑螂也是讨个生活嘛，没那么可怕。”
　　说到底，要直面恐惧。害怕什么就直接挑战它。恐高，她去跳水;怕蟑螂，她代入思考蟑螂的感受。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成为鬼马主持人之前的很长一段人生里，她不说话，不笑，不回答问题，蜷缩在人群。长久以来，勇敢的阿雅抵抗着恐惧的阿雅。“恐惧是一种力量。”她最后说。

从过度惊惶到过度用力

　　幼年的阿雅努力躲藏自己。她太不喜欢上学，爸妈要锻炼她，跟幼稚园老师沟通，安排她当着全班同学唱歌，阿雅大哭。在学校，大3岁的姐姐是她惟一熟悉的人，她逃到姐姐班上，姐姐不理这个拖油瓶，她就一直蹲在一旁。这种惊惶带点古怪。妈妈买了只大兔子，她咬着兔耳朵荡来荡去，吓得妈妈再也不敢买宠物回家。
　　四年级时，一位老师发觉阿雅火热的内心，逼她走上讲台。第一次阿雅抖得不行，紧张到想拉肚子，整张脸发烧。周而复始，到了五六年级，她变得非常能说话，辩论团、话剧社、表演团通通参加，性格180度大翻转。她开始用力搞怪，笑得张狂。“你看我当时的每一张照片，笑起来嘴巴都是歪的。”
　　在华冈艺校的姐妹淘里，她主动扮演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角色。她经常被小S推成狗吃屎;还有一次，大S怂恿她从二楼跳下去，她恐高，一点点挨着墙蹭下去，两只手臂的皮全擦破。
　　职业生涯也始于一个怪诞的名字。高三时阿雅参加了赖声川的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节目很火。阿雅在其中演“Sorry”，顶着一头红发，台词只有一句：“I’ m Sorry。”
　　之后阿雅出现在第一期《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以下简称《我猜》）的观众席中。当时台湾演艺圈满地 “琼瑶玉女”。无厘头、搞怪的阿雅被人称为“新新人类”。她慢慢成为外景主持：进深山里去找奇人异事，在5分钟内组织两队比赛……这些节目锻炼了她的即兴能力。“两秒钟，我必须把所有事情组织在一起。”第一次主持节目，来了一堆大牌，她脑袋一片空白。之后，她把自己锁在家里，打算退出娱乐圈。结果还是选择让公司接更多的主持活儿，从面对一千人到一万人。
　　有时为了减肥，她一天只吃5碗锉冰。以前体力算好的阿雅今天只喝热饮，脚上盖着厚外套。安安静静聊着过去，偶尔还是会“神来一笔”。比如她突然把两只脚从桌底横伸出来——上面套着灰色厚毛袜和灰色运动鞋，手指指着上半身的粉红色连衣裙。“你不觉得很时尚吗？”她轻轻笑。
　　1999年，《锉冰进行曲》让阿雅大火，同年环球唱片发行了她的《壁花小姐》，卖了30万张，相当于多年后周杰伦的销量。一次阿雅在全台湾巡回签唱，又吐又烧到40度，最后在小地方找了个“很像鬼屋”的诊所。“老先生说，我们这里有一管药。推到一半，我的心脏突然像要爆掉，接着从很高的看诊椅上滑到地面趴着。”阿雅头往后仰，假装昏厥，轻笑，“我要是死在那个小地方，当时又正当红，应该会是头条吧。后来我就被送到保姆车里，一直在车里哭，到了台上还要笑，继续跳锉冰。”
　　阿雅从不会笑不出来。“因为我是敬业的艺人。”事实上，除了张牙舞爪、鬼马，她也没有其他方式更自然地存在于人群中。

黄金时代

　　22岁，她反思快乐是不是一定要铆足劲才能得到。契机源于一次去蒙古参加公益活动。“蒙古非常冷，一个妈妈在做一块白白的东西，她笑眯眯地对我说，这块起司是她们全家一个冬天的食物。你觉得她很苦，但她的笑是从眼睛深处冒出来的。”
　　还没找到可替代的方式，恐惧又主宰了她。机遇却也在此时降临。2001年，阿雅正式接了《我猜》，和吴宗宪合作主持。这次她有了准确的自我定位，扮演更具分寸感的角色。
　　她敢跟吴宗宪“对着干”，这在当时的女主持来说非常少见。“宪哥提醒过我，台下长幼有序，但在台上就什么都不要怕。”同时她又知道“成就别人”。比如吴宗宪一唱歌，她立马跳出来配合跳舞。她比喻，“我是妈妈，宪哥是爸爸，杨丞琳是女儿。”
　　眼观六路有助于她，吴宗宪天马行空，她把握分寸，“比如访问一个老先生，可能他穿的衣服非常时髦，你可以开开玩笑，但之后不能忘了老先生是因为非常会骑摩托车才来的。”又凭借敏感，“能够抓住别人的笑点”。
　　阿雅和《我猜》同时迎来黄金时代。《我猜》的收视率一度连续过10%，在台湾综艺节目最鼎盛的时期傲视同群。 　　2002年，父亲去世，阿雅休息了5天便上节目，根本不知道如何表现。“伟忠哥跟我说，阿雅，你的工作也是你爸爸的骄傲。这是其一，再来呢，你是做服务业的，很多人看这个节目都是工作了一个礼拜，就是想放松，找乐子。”阿雅的眼睛有点湿，话语断断续续，好像花力气才回忆起来，“他说，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娱乐节目让大家感觉到你很沉重，其实你是把沉重给了很多人，如果你能给大家开心，其实也是你的福气。你把这个福气给爸爸吧。”阿雅说她马上明白了。

为别人活非常美

　　父亲的去世在阿雅心里沤了很多年，始终没法放凉，热滚滚地烧着她，难受。童年的阿雅一直叫父亲“爷爷”。父亲是老兵，50岁才有了她，她很奇怪，为什么父亲看起来像别人的爷爷？她总是梦见父亲突然去世，惊醒，大哭起来。父亲总哄她说：“爸爸不会死，爸爸叫‘柳不死’。”

　　她比家中姐妹都要敏感衰老这件事。父亲长得太老了，她害怕他来学校接她，怕同学们的眼光，总是隔着一点距离，径直回家。她说，埋藏于内心的忧愁很大程度上跟自小预感到父亲的死亡有关。她很早就跟父亲一直说“我爱你”，工作后存下的第一笔钱，她就用来陪爸爸回了大陆老家山东。
　　蔡康永回忆：他和阿雅参加一位前辈的葬礼。两人忽然同时看见灵堂上布置的两盏欧式路灯缓缓移动，“仿佛两盏鬼火飘动”。刚好司仪点到她们去行礼，“只见阿雅哭中带笑，痛苦地扭曲着脸，狠狠瞪我一眼，非常尷尬地行礼去了。”蔡康永说，他相信阿雅同意“人生的笑中带泪”。
　　父亲离去后，惟有阿雅知道自己放不下。于是，她在2006年去美国西部念书。一天，她做瑜伽，恍然间想起父亲，身体内部有什么力量往外冲，她开始哭，没法停下来。一哭哭了3天。“不知我忽略了多少次抗议，我的胸口才会那么痛。大哭了一场以后，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她说。
　　赖声川的话剧《女人说相声》是阿雅留学后接的首份工作，她再次承担搞笑的部分。然后是《快乐不用学》，“女主角一直在教人家快乐，但她自己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快乐。我的主持也是带给别人快乐的，但我也曾经不懂什么是快乐。”
　　2010年，阿雅离开《我猜》，转战内陆。吴宗宪在录制现场飙泪，直言阿雅的离去让他无心恋战。《我猜》流失的大部分收视群，也跟阿雅离去有直接关联。两年后，随着整个台湾综艺界的疲软，加上自身衰落，《我猜》正式停播。
　　在台湾艺人频频到大陆掘金的今天，很难说阿雅的抉择是否仅由环境所致。在她看来，台湾的综艺节目有时难免流于低俗，“同质化太严重”，不如内地“多元”。另一面，看《百家讲坛》津津有味的阿雅，一直“崇尚寓教于乐”。某种程度而言，大陆的节目风格契合阿雅性格里“爱说教”的一面。去年生女儿后，她的首档节目便是深圳卫视的《辣妈学院开课啦》。
　　阿雅说自己慢下来了。时光于她似乎倒过来——少年时期活得沉重，年纪大了反而松弛。当然她还是“为别人而活”，“为别人而活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不过要先照顾好自己。”
　　好几次，阿雅每说完一段话，都嘴角上扬，红唇微启——是她在各大时尚杂志上的标准笑容。当我们谈起一个内地节目，她建议我别写进稿子。这种谨慎似乎在暗示，缠绕多年的恐惧她迄今无法摆脱——紧张还在，多少有些小心翼翼。
　　在编剧柏邦妮的回忆里，阿雅忧郁、敏感，“伤心事有7个冰箱那么大，但是从不会结冰。”
　　“她说你都把她说哭了，自己还在那里笑。”
　　“啊，真的吗？我都不知道她有这种感觉。”她难以置信的口气，仍然轻柔得像阵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