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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翻》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深翻》是美国友人韩丁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文革”时期农村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巨著。
《深翻》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是在１９７１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中国“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需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要采访和记录他自１９４８年离开这个村庄后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总理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中国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文革”的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农村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分，我认为是该书最传神的地方，它们牵动和触及了从革命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表现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
近２０年来，特别近１０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文革”历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概念化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作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以“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韩丁原著副标题称谓）历史纪实的巨著。我想，《深翻》的出版，是韩丁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的典型代表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就在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地区——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首先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被卷入和认真地参加了农村的每一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除张庄之外，《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当年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山西的先进典型。张庄处于长治与乡村的接合部，长治是个工业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治北火车站就在张庄村外，一系列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不算太远，颇有悠久历史的老校潞安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教区，在村里也有一座教堂。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着张庄的运动。说得更确切些，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附近。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指挥部就设在离张庄不远的飞机场。
可以说，张庄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村庄。
在“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过，１９６７年冬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到县里作“专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农村“文革”运动的事情。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进而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１９６８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中学校的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大队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我才对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事实和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１９７０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回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沈丘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林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县社国家干部，许多是当时所谓“站错队”的“保守派”，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沈丘除了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中写到的大活动，在这里都能找到类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种特别的亲近感，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时没有悟到的东西。
韩丁及其《深翻》，让今天的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文革”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典型村庄的社会历史、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忠实地记录下了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从“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时代性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让“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时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能真正弄明白我们这一代，弄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会发生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书里通过描写“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等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史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文革”运动，造就了某种历史的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特定文化传统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都非常积极地参加“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乃至批评了中央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众所周知，他１９７１年来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北京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１９８３年出版的《深翻》，而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Ｈｕｎｄｒｅｄ Ｄａｙ Ｗａｒ”，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报刊《每月评论》。
当然，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这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庸俗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想到了全国。他在１９７１年的来访，与周恩来和其他高层官员接触，对中国“文革”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１９８０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党和国家对于“文革”运动有了新的价值判断。韩丁一方面紧密地与中共中央保持认识上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主要的问题。这些，可以在他写就《深翻》之后的论文、专著里看到。
韩丁对“文革”运动的认识
关于“文革”，韩丁在《深翻》最后的一个小节“再见吧！张庄”中，有这样一些段落概括了他的认识。
韩丁对于运动中的派性破坏了“文革”初衷非常痛恨，对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也极为怀疑：
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它好像已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
……
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他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者们５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何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创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创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１个月，然后又在清华大学住了３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做是过度的行为。
……
１９７１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止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
在《深翻》的１９９３年中文版序言中，韩丁说：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和结果问题上，在一系列尖锐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一般的教育和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被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目的在于从下面整顿党的党外人民群众运动……
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他给予中国的见解，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出现。毛主席有揭露不断前进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核心内对抗性阶级斗争的洞察力和勇气。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
韩丁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研究的，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及其他论著里对中国“文革”的印象、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作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实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几近白描地记录了他所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
《深翻》是美国友人韩丁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文革”时期农村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巨著。
《深翻》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是在１９７１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中国“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需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要采访和记录他自１９４８年离开这个村庄后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总理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中国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文革”的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农村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分，我认为是该书最传神的地方，它们牵动和触及了从革命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表现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
近２０年来，特别近１０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文革”历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概念化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作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以“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韩丁原著副标题称谓）历史纪实的巨著。我想，《深翻》的出版，是韩丁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的典型代表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就在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地区——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首先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被卷入和认真地参加了农村的每一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除张庄之外，《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当年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山西的先进典型。张庄处于长治与乡村的接合部，长治是个工业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治北火车站就在张庄村外，一系列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不算太远，颇有悠久历史的老校潞安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教区，在村里也有一座教堂。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着张庄的运动。说得更确切些，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附近。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指挥部就设在离张庄不远的飞机场。
可以说，张庄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村庄。
在“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过，１９６７年冬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到县里作“专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农村“文革”运动的事情。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进而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１９６８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中学校的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大队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我才对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事实和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１９７０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回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沈丘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林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县社国家干部，许多是当时所谓“站错队”的“保守派”，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沈丘除了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中写到的大活动，在这里都能找到类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种特别的亲近感，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时没有悟到的东西。
韩丁及其《深翻》，让今天的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文革”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典型村庄的社会历史、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忠实地记录下了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从“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时代性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让“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时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能真正弄明白我们这一代，弄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会发生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书里通过描写“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等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史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文革”运动，造就了某种历史的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特定文化传统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都非常积极地参加“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乃至批评了中央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众所周知，他１９７１年来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北京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１９８３年出版的《深翻》，而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Ｈｕｎｄｒｅｄ Ｄａｙ Ｗａｒ”，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报刊《每月评论》。
当然，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这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庸俗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想到了全国。他在１９７１年的来访，与周恩来和其他高层官员接触，对中国“文革”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１９８０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党和国家对于“文革”运动有了新的价值判断。韩丁一方面紧密地与中共中央保持认识上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主要的问题。这些，可以在他写就《深翻》之后的论文、专著里看到。
韩丁对“文革”运动的认识
关于“文革”，韩丁在《深翻》最后的一个小节“再见吧！张庄”中，有这样一些段落概括了他的认识。
韩丁对于运动中的派性破坏了“文革”初衷非常痛恨，对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也极为怀疑：
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它好像已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
……
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他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者们５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何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创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创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１个月，然后又在清华大学住了３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做是过度的行为。
……
１９７１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止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
在《深翻》的１９９３年中文版序言中，韩丁说：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和结果问题上，在一系列尖锐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一般的教育和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被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目的在于从下面整顿党的党外人民群众运动……
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他给予中国的见解，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出现。毛主席有揭露不断前进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核心内对抗性阶级斗争的洞察力和勇气。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
韩丁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研究的，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及其他论著里对中国“文革”的印象、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作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实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几近白描地记录了他所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