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爱护儿童、重视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20世纪30—40年代延安时期，为了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毛泽东在保育院刚成立时就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此后又再次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其他主要领导人也通过题词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对保育院的极大关心。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就已经具备了科学的现代儿童观。正是在这种儿童观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采取了系统规划和举措，确保了“儿童万岁”理念的真正贯彻与落实，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前教育事业需要继承与发扬光大的基本教育主张与重要思想传统。
[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儿童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难以忘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儿童保育事业所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不能忘记他们所倡导的儿童观，更要继承和弘扬他们提出的儿童观和教育主张。这些主张至今仍然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针和强大动力。
一、抗戰烽火中诞生的“革命摇篮”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犯我国领土，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日本侵略者烧杀劫掠，使无数儿童流离失所，生命和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战争中的儿童，1937年3月，延安市托儿所成立。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设立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以收容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为宗旨，规模很小。托儿所后改称保育院，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毛泽东、朱德、项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及个人合计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出经费100元，保证了托儿所的扩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37年8月20日，除原有18名婴孩外，第一保育院开始接收更多儿童入院。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1938年成立了战时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并于同年10月2日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战时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战时儿童保育院。由于敌机不断空袭和轰炸延安，战时儿童保育院（以下简称保育院）于同年11月10日迁址到安塞小草峪。保育院的宗旨是为边区直接参与抗战的军民解除后顾之忧，受托对象是7岁以下（不包括乳儿）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子女、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保育院成立之初有幼儿36名，分设婴儿班和幼稚班，后又分为乳儿、婴儿、幼稚、小学四个部。1940年9月，保育院迁至新址——延安北门外李家洼，新的院舍有石窑50孔，土窑40孔，平房69间，办学规模有所扩大。[1]1941年8月，延安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1945年5月，保育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自保育院开办起，在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保育院工作人员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嘱托，全心全意照护儿童，在艰难的条件下确保保育院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营养健康，并多次在危急关头转移儿童，路程达数千千米，从而确保了革命后代的平安，保育院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摇篮”。1938年到1949年，保育院共接收了2500多名儿童。后来，这些儿童中很多人成长为国家各领域建设重要的业务骨干和领导者。
在保育院里，儿童的生活得到了周到的安排和优先保障。20世纪30年代，有着“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的赵超构曾发表《延安一月》一文，被毛泽东称赞为“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2]在《延安一月》里，作者真实地描述了保育院的状况：“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3]儿童的生活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每个孩子每月可吃到鸡1只、肉2斤、油1斤、蛋30个、小菜2斤、枣子2斤、饼干1斤、青菜30斤、大米1斤、麦20斤，园内有诊所和小儿科医生2位。”[4]可以说，这是战时延安的最高待遇了。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保育院和儿童的关心
从保育院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十分关注保育院的建设、儿童的生活和学习。1938年保育院刚成立，毛泽东就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朱德、项英等领导亲临保育院祝贺。同年岁末，毛泽东再次给保育院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1940年保育院迁址李家洼后，朱德题词“耐心的培养小孩子”，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周恩来虽然身在重庆，但是也非常关心保育院。1943年左右，保育院一位儿童生病，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委托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捎来药品，缓解了病情。回延安的工作间歇，周恩来专程去保育院，督促做好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工作。[5]延安还流传着一个“领导人给孩子们送香蕉”的故事。有一年秋天，有人给毛泽东送了些香蕉。毛泽东将5根香蕉送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又将2根香蕉转送给保育院。当时谁也不舍得吃，将两根香蕉悬挂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作教材。[6]
除了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党中央也从经济上支持保育院的发展。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项英给予保育院极大的关怀，曾捐助700余元帮助保育院建设和发展。邓颖超、蔡畅、康克清也经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并指导保育院的工作。1947年，保育院转移到山西后，为了保证儿童的安全，贺龙专门派人给保育院送来枪支和弹药。
战争年代，一部分儿童的父母在前线。为了给予这些儿童家的温暖，中央还决定，边区政府和妇委干部在节假日把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接到自己家里过节。这样，前线父母放心，在家孩子愉快，接孩子的干部喜欢，体现了边区大家庭的温暖。 总之，中国共產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对保育院和儿童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宗旨就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解除家长后顾之忧，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儿童观
在1938—1949年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儿童的教育和发展，积极扶持保育院的发展，尤其是对儿童保育和保育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毛泽东提出“儿童万岁”的观点，这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儿童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时期儿童观的集中体现。“儿童万岁”也是现代儿童观的重要表达。这个观点意味着毛泽东对“儿童决定未来”的基本事实有了充分的认识，也意味着在毛泽东的眼里儿童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由此，儿童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确认。尤其在那个年代，普通大众尚未确立科学的儿童观，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儿童看作是不独立的、无权益的个体。毛泽东“儿童万岁”的观念是对传统的决裂，是对科学儿童观的重要宣导。毛泽东对儿童的主张与今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原则是一致的。事实上，在“儿童万岁”等理念的影响下，延安时期，保育院的孩子每天所获得的营养也是充分的，生活上得到了优先照顾。毛泽东非常关心儿童的生活和发展，对保育院提出了“好好的保育儿童”的要求。这意味着儿童是重要的，儿童是需要爱护的，儿童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的要求，激励着保育院为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发展尽心尽责，把最好的条件让给儿童，在枪林弹雨中保护儿童，在长途转移中不丢失一个儿童。
朱德“耐心的培养小孩子”的题词体现了与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相同的思想，也体现了朱德对儿童的关怀，对儿童保育的期待，也蕴含着朱德对未来革命事业的期待。“耐心的培养小孩子”意味着小孩子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需要成人对儿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付出。这充分体现了朱德对于培养儿童的认识和理解。林伯渠则从保育院健康成长的儿童想到了未来革命事业所需要的人才，保育院快乐生活的儿童就是未来新的战士，就是新的战斗力，就是革命的生力军，所以他的题词是“新的战士在孕育中”。这意味着保育院培育儿童就是在培育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林伯渠在1939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为培养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减少革命干部的家庭顾虑，边区政府曾在前年建立了托儿所”，“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儿童获得了较为优良的待遇。如每三个儿童有一个保姆，五个幼稚生有一个教员。每天有白面、白米及代乳粉和牛羊奶等较好滋养料的供给，住的房屋亦较舒适，儿童文化、卫生设备亦已稍得具备，对于幼稚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这于培养民族优秀后代是有极大贡献的”。[7]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有比较系统的规划和举措，能确保“儿童万岁”理念的落实，使儿童保育工作成为边区政府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特立以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双重眼光看待保育院的事业。“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就是确保儿童身体和心理都得到发展，不能偏废。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年轻一代发展的基本方向。“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既是徐特立提出的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对儿童发展成长的希冀，也是对保育院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在确保儿童身体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儿童在认知、社会性、品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徐特立在《对于边区儿童的我见》（《新中华报》1941年4月13日）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儿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因此我们对于儿童的希望，不能满足于现有状态，尤其不应该满足于封建残余的儿童生活”，“今日的儿童转眼即青年，稍不注意就难补救了。我以为保育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研究，应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8]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新中华报》（1938年10月5日）发表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指出，“边区保育院不仅担负着收容边区内受难儿童的伟大任务，而且在真正地培养与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在将来大规模地建设新中国时，成为可靠的生力军”，“保教儿童工作，是我们今天极重要工作之一，谁忽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谁就是等于对抗战建国的怠工。我们好好地来教养我们的后代”。这篇社论对边区保育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做了充分的论述。[9]
值得关注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儿童保育工作的政策和措施，为战时保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施行）规定，“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X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一人，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一人”，并强调“关于婴儿的保育：一、婴儿在周岁前，应由生母养育，因工作及其他特殊情形者例外，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人每月均发保育费十元，周岁以后婴儿，领取半成年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五元”;“关于托儿所之建立，以各机关团体学校有婴儿五人以上者，应设立托儿所;五人以下者，可和数单位共设托儿所;不足五人又无单位合设者，得设立窑洞安置婴儿，由婴儿母亲轮流照顾”。[10]由此可见，边区政府对儿童的保育教育和发展非常关注，有非常具体的政策和举措，以确保儿童的健康成长。此外，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训令》（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关于二届边区参议会有关保育儿童问题之各项规定》（1942年2月9日）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对毛泽东“儿童万岁”和“好好的保育儿童”等主张的具体落实，是全民关注儿童和保育儿童的动员令和强大政策支撑。
总体上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已经具备了科学的现代儿童观，充分认识到了儿童对于革命事业和未来社会的重要影响，对儿童及其保育教育非常关心，充满了对儿童的关爱，努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做到了儿童优先。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充分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作用，充分重视儿童全面发展，并带领干部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不懈努力。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儿童观的系统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对儿童保教事业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学前教育价值观的重要源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 當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充分认同学前教育的重要价值，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坚持以儿童为本、儿童优先，践行“儿童万岁”的精神，为儿童成长提供多方面的保障，真正促进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贞萱.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创立[J].各界，2019（12）：189.
[2][3][4]赵超构.延安一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2.
[5][6]西安第一保育院.我的童年故事：战火中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3.
[7][8][9][10]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95，370，378-379，379-381.
Long Live the Children： Chinese Communists’ View on Children in
Yan’an Period
Yongping Yu，1 Shujun Wang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The First Nursery of Xi’an， Xi’an 710054）
Abstract： It is a 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ove childre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educa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n 1930s and 40s，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clearly expressed their views on children. ‘Long live the children’ put forward by Mao， Zedong was a typical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s on children.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artime child care centers in the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stands， cherishes and educates children.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in Yan’an period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Yan’a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iews on children
[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儿童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难以忘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儿童保育事业所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不能忘记他们所倡导的儿童观，更要继承和弘扬他们提出的儿童观和教育主张。这些主张至今仍然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针和强大动力。
一、抗戰烽火中诞生的“革命摇篮”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犯我国领土，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日本侵略者烧杀劫掠，使无数儿童流离失所，生命和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战争中的儿童，1937年3月，延安市托儿所成立。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设立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以收容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为宗旨，规模很小。托儿所后改称保育院，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毛泽东、朱德、项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及个人合计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出经费100元，保证了托儿所的扩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37年8月20日，除原有18名婴孩外，第一保育院开始接收更多儿童入院。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1938年成立了战时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并于同年10月2日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战时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战时儿童保育院。由于敌机不断空袭和轰炸延安，战时儿童保育院（以下简称保育院）于同年11月10日迁址到安塞小草峪。保育院的宗旨是为边区直接参与抗战的军民解除后顾之忧，受托对象是7岁以下（不包括乳儿）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子女、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保育院成立之初有幼儿36名，分设婴儿班和幼稚班，后又分为乳儿、婴儿、幼稚、小学四个部。1940年9月，保育院迁至新址——延安北门外李家洼，新的院舍有石窑50孔，土窑40孔，平房69间，办学规模有所扩大。[1]1941年8月，延安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1945年5月，保育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自保育院开办起，在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保育院工作人员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嘱托，全心全意照护儿童，在艰难的条件下确保保育院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营养健康，并多次在危急关头转移儿童，路程达数千千米，从而确保了革命后代的平安，保育院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摇篮”。1938年到1949年，保育院共接收了2500多名儿童。后来，这些儿童中很多人成长为国家各领域建设重要的业务骨干和领导者。
在保育院里，儿童的生活得到了周到的安排和优先保障。20世纪30年代，有着“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的赵超构曾发表《延安一月》一文，被毛泽东称赞为“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2]在《延安一月》里，作者真实地描述了保育院的状况：“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3]儿童的生活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每个孩子每月可吃到鸡1只、肉2斤、油1斤、蛋30个、小菜2斤、枣子2斤、饼干1斤、青菜30斤、大米1斤、麦20斤，园内有诊所和小儿科医生2位。”[4]可以说，这是战时延安的最高待遇了。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保育院和儿童的关心
从保育院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十分关注保育院的建设、儿童的生活和学习。1938年保育院刚成立，毛泽东就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朱德、项英等领导亲临保育院祝贺。同年岁末，毛泽东再次给保育院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1940年保育院迁址李家洼后，朱德题词“耐心的培养小孩子”，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周恩来虽然身在重庆，但是也非常关心保育院。1943年左右，保育院一位儿童生病，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委托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捎来药品，缓解了病情。回延安的工作间歇，周恩来专程去保育院，督促做好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工作。[5]延安还流传着一个“领导人给孩子们送香蕉”的故事。有一年秋天，有人给毛泽东送了些香蕉。毛泽东将5根香蕉送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又将2根香蕉转送给保育院。当时谁也不舍得吃，将两根香蕉悬挂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作教材。[6]
除了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党中央也从经济上支持保育院的发展。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项英给予保育院极大的关怀，曾捐助700余元帮助保育院建设和发展。邓颖超、蔡畅、康克清也经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并指导保育院的工作。1947年，保育院转移到山西后，为了保证儿童的安全，贺龙专门派人给保育院送来枪支和弹药。
战争年代，一部分儿童的父母在前线。为了给予这些儿童家的温暖，中央还决定，边区政府和妇委干部在节假日把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接到自己家里过节。这样，前线父母放心，在家孩子愉快，接孩子的干部喜欢，体现了边区大家庭的温暖。 总之，中国共產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对保育院和儿童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宗旨就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解除家长后顾之忧，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儿童观
在1938—1949年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儿童的教育和发展，积极扶持保育院的发展，尤其是对儿童保育和保育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毛泽东提出“儿童万岁”的观点，这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儿童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时期儿童观的集中体现。“儿童万岁”也是现代儿童观的重要表达。这个观点意味着毛泽东对“儿童决定未来”的基本事实有了充分的认识，也意味着在毛泽东的眼里儿童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由此，儿童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确认。尤其在那个年代，普通大众尚未确立科学的儿童观，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儿童看作是不独立的、无权益的个体。毛泽东“儿童万岁”的观念是对传统的决裂，是对科学儿童观的重要宣导。毛泽东对儿童的主张与今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原则是一致的。事实上，在“儿童万岁”等理念的影响下，延安时期，保育院的孩子每天所获得的营养也是充分的，生活上得到了优先照顾。毛泽东非常关心儿童的生活和发展，对保育院提出了“好好的保育儿童”的要求。这意味着儿童是重要的，儿童是需要爱护的，儿童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的要求，激励着保育院为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发展尽心尽责，把最好的条件让给儿童，在枪林弹雨中保护儿童，在长途转移中不丢失一个儿童。
朱德“耐心的培养小孩子”的题词体现了与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相同的思想，也体现了朱德对儿童的关怀，对儿童保育的期待，也蕴含着朱德对未来革命事业的期待。“耐心的培养小孩子”意味着小孩子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需要成人对儿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付出。这充分体现了朱德对于培养儿童的认识和理解。林伯渠则从保育院健康成长的儿童想到了未来革命事业所需要的人才，保育院快乐生活的儿童就是未来新的战士，就是新的战斗力，就是革命的生力军，所以他的题词是“新的战士在孕育中”。这意味着保育院培育儿童就是在培育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林伯渠在1939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为培养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减少革命干部的家庭顾虑，边区政府曾在前年建立了托儿所”，“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儿童获得了较为优良的待遇。如每三个儿童有一个保姆，五个幼稚生有一个教员。每天有白面、白米及代乳粉和牛羊奶等较好滋养料的供给，住的房屋亦较舒适，儿童文化、卫生设备亦已稍得具备，对于幼稚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这于培养民族优秀后代是有极大贡献的”。[7]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有比较系统的规划和举措，能确保“儿童万岁”理念的落实，使儿童保育工作成为边区政府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特立以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双重眼光看待保育院的事业。“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就是确保儿童身体和心理都得到发展，不能偏废。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年轻一代发展的基本方向。“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既是徐特立提出的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对儿童发展成长的希冀，也是对保育院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在确保儿童身体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儿童在认知、社会性、品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徐特立在《对于边区儿童的我见》（《新中华报》1941年4月13日）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儿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因此我们对于儿童的希望，不能满足于现有状态，尤其不应该满足于封建残余的儿童生活”，“今日的儿童转眼即青年，稍不注意就难补救了。我以为保育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研究，应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8]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新中华报》（1938年10月5日）发表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指出，“边区保育院不仅担负着收容边区内受难儿童的伟大任务，而且在真正地培养与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他们在将来大规模地建设新中国时，成为可靠的生力军”，“保教儿童工作，是我们今天极重要工作之一，谁忽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谁就是等于对抗战建国的怠工。我们好好地来教养我们的后代”。这篇社论对边区保育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做了充分的论述。[9]
值得关注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儿童保育工作的政策和措施，为战时保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施行）规定，“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X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一人，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一人”，并强调“关于婴儿的保育：一、婴儿在周岁前，应由生母养育，因工作及其他特殊情形者例外，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人每月均发保育费十元，周岁以后婴儿，领取半成年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五元”;“关于托儿所之建立，以各机关团体学校有婴儿五人以上者，应设立托儿所;五人以下者，可和数单位共设托儿所;不足五人又无单位合设者，得设立窑洞安置婴儿，由婴儿母亲轮流照顾”。[10]由此可见，边区政府对儿童的保育教育和发展非常关注，有非常具体的政策和举措，以确保儿童的健康成长。此外，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训令》（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关于二届边区参议会有关保育儿童问题之各项规定》（1942年2月9日）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对毛泽东“儿童万岁”和“好好的保育儿童”等主张的具体落实，是全民关注儿童和保育儿童的动员令和强大政策支撑。
总体上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已经具备了科学的现代儿童观，充分认识到了儿童对于革命事业和未来社会的重要影响，对儿童及其保育教育非常关心，充满了对儿童的关爱，努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做到了儿童优先。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充分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作用，充分重视儿童全面发展，并带领干部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不懈努力。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儿童观的系统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对儿童保教事业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学前教育价值观的重要源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 當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充分认同学前教育的重要价值，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坚持以儿童为本、儿童优先，践行“儿童万岁”的精神，为儿童成长提供多方面的保障，真正促进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贞萱.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创立[J].各界，2019（12）：189.
[2][3][4]赵超构.延安一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2.
[5][6]西安第一保育院.我的童年故事：战火中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3.
[7][8][9][10]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95，370，378-379，379-381.
Long Live the Children： Chinese Communists’ View on Children in
Yan’an Period
Yongping Yu，1 Shujun Wang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The First Nursery of Xi’an， Xi’an 710054）
Abstract： It is a 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ove childre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educa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n 1930s and 40s，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clearly expressed their views on children. ‘Long live the children’ put forward by Mao， Zedong was a typical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s on children.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artime child care centers in the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stands， cherishes and educates children.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in Yan’an period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Yan’a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iews on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