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右玉县紧挨杀虎口，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和林格尔县隔长城相望，东接云中，西绕边塞，南屏三关，北控大漠，是连接中原与塞外的咽喉要道，历史上有多个王朝在此地修筑城堡、屯驻军队，留下了百余座古堡。明代为抵御蒙古铁骑，在此设置“玉林右卫”，右卫因此得名。清军入关后，或为稳定社会秩序，或因军事需要，在形胜要冲驻扎八旗劲旅并修建城市供其居住，这些驻防城便称作“满城”。康熙时期，为征讨准噶尔，清廷派驻八旗军于右卫驻防。至清朝灭亡被撤销，右卫满城一共存在218年。右卫满城的兴衰反映了清朝北部边疆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它的历史丰富了右玉的区域文化。

右卫兴衰

　　右玉地区自古便是北方重镇。春秋时期，该地区为林胡占据。战国赵武灵王夺得此地，建立善无城，为雁门郡治。秦汉沿用赵制，直至王莽改制时更名阴馆县。东汉时雁门郡南迁，善无改为定襄郡郡治。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加之匈奴南侵造成人口流失，建制不复存在。直至北魏时，经过移民和恢复，人口有所回升，才复设善无县。唐朝天宝年间，又改称静边城，为静边军驻地，归云州管辖，成为北方边防重地之一。天宝十四年（755），大将郭子仪率领静边军出击安禄山叛军，“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为李唐王朝收复河东、河北奠定了基础。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始，明廷历时17年，在善无旧址的废墟上重筑定边卫城，屯驻军队抵御蒙古铁骑。后定边卫被裁撤，永乐七年（1409）设置大同右卫。正统十四年（1449）将玉林卫并入，称“玉林右卫”。
　　清朝初期，康熙皇帝为了对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决定在北疆展开大规模驻防，一番勘查选址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明代右卫城池的基础上直接设立将军级别的八旗驻防。城内军事部署、粮草补给、营房建制等方案均经反复商议而确定，为抵御噶尔丹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保障。随着右卫人口的增加，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设置朔平府，右卫改为右玉县，成为府治所在。到了乾隆时期，由于战事好转，右卫地区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乾隆二年（1737），右卫驻防级别降为副都统；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降为城守尉。至清朝灭亡，右卫八旗驻防撤销。民国时期，城内存留的建筑多有损毁。

　　现今右卫满城遗址的城墙、城门和西、南、北三座瓮城保存较为完好，城内角楼、城楼、衙署、府邸、旗房基本无存，只留有宝宁寺两座殿宇和清真寺的门面。

城内建置

　　由于战争等原因，右卫满城的选址和修建时间较为紧迫，使它在满城中独具特色。既没有另选新址重建，也没有按照清初惯例在旧城内划定区域后清空重筑，而是直接在原有的明代故城旧址上修建营房，逐渐形成了军民杂居的格局，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满城八旗驻防设施的分散。
　　满城以鼓楼为中心，放射性分散出四条大街连接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将整个满城分割为四个区域。城内坐落着各级公署衙门和正黄旗、镶黄旗的营房。除此之外，城中还有寺庙、仓廪等一系列设施，可谓一应俱全。
　　靠近鼓楼路北侧的西大街，坐落着右卫地区最高驻防长官—右卫将军的衙署。衙署由东西辕门、东西月牙台、东西鼓厅、大门、仪门和大堂组成。将军宅第坐落于大堂后身，共61间房。乾隆二年（1737），右卫将军迁往绥远城后，衙署只有每年将军前来巡视时暂住一两日，其余时间皆为空置。不仅如此，每年还需分拨钱粮进行修缮，十分浪费。于是乾隆后期的积福将军奏请皇帝将衙署及周围所有倒塌毁坏房屋折价变卖，并将所得银两用于修缮绥远府衙。
　　雍正三年（1725）设置朔平府后，右卫作为县级单位成为府治，府署坐落于南门内路西仓街，县衙在东南街，一定程度上也有互相监督的作用。两处副都统衙署分别坐落于东大街和西大街路北，各有20间房。乾隆二十六年（1761），裁撤一名副都统，从此西大街衙署空置出租。乾隆三十三年（1768），右卫八旗驻防降为城守尉级别，东大街副都统衙署也随之为右卫城守尉所用。

　　此外，右卫城内还分布着协领、骁骑校、防御、笔帖式等下级官员的官署。官署分布于各旗居住地内，雍正年间的分布点有协领、骁骑校、防御共72处，笔帖式4处。但随着战争的平息，右卫驻防地位下降，驻防人数减少，到嘉庆年间只留骁骑校、防御各4处，笔帖式1处，但每名官员可分得的房间数目却各有增加。
　　右卫建立满城时，康熙帝認为“城内居民，若令移于城外，必致困苦”，就没有按照惯例为迁就军队驻扎而把百姓迁出。正因如此，右卫的营房修建采取了“城内难容，即于城外建造”的原则，城内仅有东南、东北角驻有镶黄旗官兵，西南、西北角驻有正黄旗官兵，其余六旗皆驻扎于城外，共有营房近万间。但到了城守尉时期，由于驻防人数减少，官兵尽入城驻扎，营房数也减少为1200间。
　　右卫城内还建有众多的祠堂庙宇。在城内，有记载的关帝庙就有五座，分布于城中各处，还建有一座关帝三代祠。其中两座关帝庙与镶黄旗官兵营房位置相符，供官兵祭祀所用，也可见关帝崇拜在清代的盛行。坐落于鼓楼东大街的元天上帝庙和宝宁寺，分别为右卫八旗驻防官员和本城文武官员各自集中举行大礼的地方，包括元旦、冬至、万寿节等节日的官员朝贺礼和祭礼两部分。朝贺礼主要是“拜牌行礼”，即在寺庙中对皇帝牌进行遥拜，这是官兵和地方官员都有的礼仪。但是，更为重要的祭祀往往不需官兵参与，他们只能“闲坐衙署”。为此还曾发生过一件逸事：乾隆年间，一位副都统曾请旨，保持地方官员主祭不变的同时，允许八旗官兵陪祭，以宽慰其“休闲不安之心，以尽笃诚之意”，但没被“恩准”。 　　右卫城中也存在一些商业设施。其中有部分当铺、布铺、衣铺等店面是旗人所开，但由于经营不善，大多倒闭。绝大多数的店铺是由民人商贾开设，有当铺31家、钱铺18家、缎铺5家、布铺35家、衣铺26家……种类齐全。这些民人商贾经营有方，加之右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店铺效益良好、买卖兴隆，远远超过旗人店铺，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印记

　　右卫满城的历史变迁也反映着清代北部边疆政策的变化。右卫处于清廷和噶尔丹势力的交界处，是军事要冲、边疆重镇。清廷在此设立满城作为抵御噶尔丹势力扩张的桥头堡，甚至设置了将军级别的驻防，可见右卫满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杀虎口位于晋蒙交界的右玉县境内，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作为一代雄关，闻名遐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地势险要，东西两山之间形成一条3300米长的狭长走廊，自成天然关隘。清《朔平府志》云：“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杀虎口又是历史上的重要税卡，作为中原与蒙古、新疆、俄国贸易的重要通道，清代极盛时期，关税日进“斗金斗银”。清末年收关税还有13万两之多。明清时期，杀虎口成为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

　　随着噶尔丹势力向西北退缩，右卫不再处于双方交界处，无法继续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右卫八旗官兵被频繁调出，满城内数千间官兵衙署营房也随之空置。这些空置下来的房屋被右卫地方政府出租和变卖，成为当地财政的重要来源。
　　虽然右卫的战略地位下降，但朔平府的设置却表明其行政地位的提升。八旗驻防都是拖家带口，也就意味着会产生很大的生活需求。于是“自大兵驻防以来”，商人、农民、佣工以及乞丐大量涌入右卫满城，一时“云屯猬集”。雍正三年（1725），右卫有民户4540人，加上八旗驻兵及其家属，合计两万余人，足见当时右卫的繁荣景象。为了适应此种变化，清政府在此设置了朔平府，右卫改称右玉县成为府治所在，城市完成了从单纯的军事职能向行政与军事职能并重的过渡，成为晋北一大城市。

　　右卫满城曾经作为将军级别的驻防地和朔平府府治所在，今天却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镇级单位。之所以有如此反差，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右卫在被选为驻防地时就比较仓促，其战略地位更受间隔不远的归化城影响，早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就曾有过以归化城的安北将军费扬古兼任右卫将军的前例；其次，右卫满城紧邻杀虎口，坐落于群山之中，雖然易守难攻，但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加之清末晋商衰落导致杀虎口贸易通道的衰败，右卫受此波及……诸多因素共同限制了右卫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右卫满城遗憾地走向衰落，但它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风俗文化。右卫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有当年驻防的印记。比如镇西街北路的将军园巷，正是因为此巷紧邻昔日的将军衙署而有此称呼；城西北的黄旗庙街，得名于当年驻扎在此的正黄旗将士修建的庙宇。此外，八旗的驻扎也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右玉地区方言中用来形容人品行不端的“忽拉盖”“贼忽拉”等词语，就是语言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