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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才农场的小儿子
夏天台风来之前，陈楚生和四个同学在背包里放好干粮、自制的攀登工具，爬到山上去。在山顶露营一晚，第二天早上过6点，再等一等，就可以在三亚的山上看到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来，一望无际的平静的海和喷薄的红日。
然后第二天，父亲会来山上喊他们，台风要来了。
他们一起下山，山下是一个占地100平方公里的农场，常年吹着湿润的东南风。陈楚生的父母亲是援建知青，上个世纪70年代从广东到海南，两人在农场举办了婚礼。大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年，小儿子陈楚生也到来了，他有一副典型的南方人面孔，偏黑。
到了80年代，海南的崖县撤县立市，命名为三亚，4年后海南经济特区成立。小城市的发展是可以很快的，高楼、桥梁、道路……80年代县城里满地都是露天卡拉OK，一台电视连着话筒，唱歌的声音和夜宵摊子上的插科打诨相互应和，传得老远，热闹，三亚当然也不例外。
港台和欧美的流行音乐正是在这时候到来的，陈楚生喜欢歌手齐秦和郑中基，也喜欢涅槃乐队，他常常去露天卡拉OK唱歌，那些歌里充斥着反叛与深情。
但他可没有想过也要成为一名歌手，只知道自己喜欢音乐。初二在朋友那里接触到了吉他、16岁收到哥哥送的吉他、写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姑娘》、在农场附近的小酒馆开始驻唱，他都没有想过。父亲希望小儿子好好念书，最后考上大学，陈家祖上还没出过大学生。
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喝点酒，那时候陈楚生念高中，一周回家一两次，饭桌上父亲会问他的近况，讲对他未来的想法。父亲偏爱小儿子，允许他去玩，只劝告他不要过头。也和他聊家里的近况，好的或是坏的，有时候哭，但“从来没有看到他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去逃避，把怨气发泄到别人身上，所以我觉得他很强，真的，一直以来”。
没读完高中，陈楚生想离开海南，父亲带他坐三天两夜的长途巴士去深圳，去朋友开的餐厅打工。在深圳的第一个晚上，父亲的朋友带着他们到最繁华的华强北转了一圈，“我就觉得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很漂亮，那个夜景，超级漂亮，也对未来产生了很多的幻想，我以后要在这边生活了。我希望我能够在那个地方立足，我希望我能够在那边找到一片自己的天地。那时候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很多。”
第二天醒来，父亲已经回去了。
后来三亚西北部的立才农场的职工谈起让自己扬眉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上世纪80年代，农场的干胶总产量曾一度高居全省农垦系统第一位;另一件是一个农场职工的小儿子陈楚生夺得“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
快乐男声
2007年7月20日，选秀节目“快乐男声”的总决赛在湖南广播电视台的1200演播厅举行，陈楚生和苏醒争夺冠亚军，在此之前，他们一起从西安赛区突围，在两个月内完成了八场总决赛，最后一场依旧是全程直播，观众投票。
三年前的“超級女声”获得巨大成功，观众第一次可以参与决定选手的去留，这样的形式使它的热度不仅限于庞大的粉丝，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公共生活参与的讨论，成为一档现象级的节目。
但陈楚生去参加“快乐男声”，似乎谁也没有抱很大希望。他的朋友、当时在一起组乐队的吉他手王栋以为他去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和乐队的键盘手陶华继续在酒吧演出等他。比赛结果越来越好，进入全国十三强的时候，他们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陈楚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从默默无闻被推到最亮的灯光下。
决赛开始前，9位评委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其中伍洲彤说，陈楚生会让我很沉醉。如果用一天来比喻的话，陈楚生就像是夜晚。
陈楚生的哭腔带来的情绪能感染听众，而他在酒吧演唱的七年经历显然让他在舞台把控上占据不小的优势，评委则看重他的创作能力。到总决赛结束那一刻，他的投票数在各个平台上累计超过331万。
那天晚上，他走到演播厅台阶的最顶端，身后的屏幕上忽然展开一对白色的翅膀，1200平方米的演播厅像一锅沸腾的水，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有人在哭，像梦，太像了，也像他一年后在《离开》里唱的那句：“这一场梦太精彩，为何醒来感到有些悲哀。”
“他已经被所有的荣耀荣誉包裹着，我们挤不进去。”陶华说。
原来那段日子好像一下子被甩开了好远。那时候陈楚生在餐厅打工，他想唱歌，于是到餐厅对面的琴行找了老师，钱是找餐厅老板借的。有一个月他找了20家酒吧，但是没有一家用他。当时深圳酒吧的驻唱歌手收入颇高。上世纪90年代迷笛音乐学校开办，不少人抱着一种学成后南下跑酒吧赚钱的想法去报名，也确实有一大批人，一毕业便往南边去了。
外表、嗓音、创作能力的出色很快让陈楚生成为驻唱“一哥”，2003年他获得全国PUB歌手大赛的冠军，签约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好日子眼看着要到来，但是并没来。唱片公司并没有为他制作专辑;2003年的非典使酒吧经营陷入艰难的局面，许多歌手被裁掉——危机感倒是很快来了，“在那个时候就觉得，音乐，在我们想象中很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2005年，陈楚生的哥哥因车祸受伤，去海南看望哥哥回来后，他写了一首歌，叫作《有没有人告诉你》。时至今日人们谈到陈楚生，仍然会说起这首歌，说他如何精准地刻画了漂泊者的孤独与想念。 他和王栋、陶华组了乐队BigBoy，跑更多的演出，赚更多的钱。对于陈楚生而言，组乐队一直是他的梦想。他甚至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来适应作为一个主唱，把吉他放在一边，只是站在话筒前唱歌。在他作为歌手的近20年里，前前后后组过三个乐队，但目前都已解散或搁置。
直到2007年，他抱着尝试的态度去参加了“快乐男声”并获得冠军，很快，他签约天娱传媒，有着跑不完的通告和数不清的粉丝，那两年他的声量一下子被放到巨大，没有人预感到他2008年最后一天的出走。
不快乐男生
陈楚生应该出现在2009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舞台上，按照之前的计划，他要唱三首歌，并且和“超级女声”的冠军李宇春一起承担压轴演出。但他没有。
陈楚生说他给工作人员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不善表达，太拧巴，所处位置和自我认知的错位让他产生一些直接的生理反应——不舒服。简单来说，就是通告太多，做音乐的部分太少。
“这也跟我自己只能一心一意这种能力有关，我真的是这样，有些人可以一心两用或多用，我真的不行。要做这件事情，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再让我思考别的，我就会焦虑，就会不舒服。”他需要帮助，需要更多音乐的经验和成长，而不是被消耗。
有能力改变状况的人不理解他，理解他的人没有能力帮他。身处解约风波时，有一段时间他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所有事情都会找到他。
天娱要求一笔数量不小的赔偿金，官司纠缠。父亲会把报纸上不好的消息都剪下来贴在一本大笔记本上，到了觉得事态严重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不要想太多，好好把接下去的工作做好。
就像2007年陈楚生面临西安赛区十进一比赛的时候，他不断安慰儿子一定要放松心情，他印海报，联系亲戚朋友，马不停蹄地为儿子拉票，瘦了10斤。
这一场风波之后，陈楚生离开当时获得冠军的舞台很久。时隔12年，因为另一档歌唱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他重新回到了那里。表演曲目从《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和《好久不见》中选择，他选了前者。
“多年以后再去唱这首歌、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讲就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也像一个普通的听众一样，去体会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些感受，这种事蛮有意思的，就像你看到自己以前写的日记那样。就是觉得我怎么会写这种东西？那时候是有多忧郁啊。”他回过头想，站在那里唱歌的时候，“久别重逢，往事历历在目。”
作为在电视时代末尾通过一档选秀节目走红的歌手，他以一种奋不顾身又打着趔趄的姿态挣脱出来。此后十年，弥合、改变、试探，能做多久的音乐，陈楚生不知道。
“你想更真实一点，还是想更虚伪一点。我们有时候面对现实，是稍微掩饰一些什么东西，还是愿意完全暴露出来凶猛的那一面。还有就是，很多东西很难一下达到你的理想状态，理想永远跟你有一定的距离。其实有时候你又说不清楚那个东西，就是一种感觉。”陈楚生说。
“孤星”足球队
陶华觉得，陈楚生和在深圳那时候不一样了。
“华仔（陶华）可能就不舒服，因为华仔觉得做什么东西就是要彻底一点。既然做了乐队的形式就要坚持下来，不管市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楚生可能没办法。”王栋说。去年6月底，王栋意识到自己在北京和乐队都待得太久了，北京变得越来越快，空气越来越差。于是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深圳，给他哥哥的餐厅打理乐队演出的事情。乐队就此搁置。
他有时候站在陈楚生的角度想，“要照顾这些人（粉丝）的感受，而不是把这些人赶走，如果不是这些人的支持（他走不到今天），他会感恩的。”
他们说的是那个去了一遭娱乐圈、成为了艺人的陈楚生。陈楚生陷入了一种困境，看起来是独立乐队乐手和艺人之间的困境，实际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2007年比赛阶段，有一次他喝了酒——他酒量不好，一般来说两到三瓶啤酒就醉——回到住处拍了一下同伴肩膀，说，我老了。他一度将2007年的比赛视为自己最后一次参加选秀。4年前参加酒吧歌手大赛，他是年纪最小的，4年后，环顾四周，同期的参赛选手普遍比他小两三岁，甚至是七八岁。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穿上统一的服装，不用把头发打理得根根分明，当然也没有如此大的誉谤加身。
他知道他们爱他，直到“快乐男声”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要加入陈楚生的后援会，就会收到一张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实践题的《全球花生四级考试试卷》，试题包括他的演出服、他哥哥的姓名，甚至到“请写一篇陈楚生《原来的我》听后感，字数500字以上，真情实感题材不限”。
王栋知道并且理解陈楚生做出的选择，不问原因不论对错。就像2008年那次，如果要站，那就站在陈楚生那一边，“当时情绪不想干了，那就不干了。”
在海南的时候陈楚生喜欢踢足球，但是学校没有校队也没有足球场，他就在学校里留意踢球好的同学，然后挨个去找，问他们愿不愿意加入足球队。训练是每周一次，有一个同学会在教室里把报纸上看到的战术讲给大家听。每次开始训练，所有人先捡石头，把场地里的大小石头清走，黎族的同学砍几段树上的枝条当作球门。
比赛开始，结束，开始。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或者说在我们那边那个农场，那个球队其实是一个另类。那个地方没有别的球队了，很孤独啊。”他笑。
陈楚生承认在经历解约风波等一系列事情后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会变得更保守，有时候他将此理解为一种逐渐成熟后的思考：“一个人的时候很简单，但是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你要下多大赌注？自由不自由是相对的，家庭也是你的一个选择。可能逐渐地发现跟我父亲有点像，当你决定选择之后，你就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任。”
七分之二
在2007年快乐男声决赛那天晚上，大屏幕上播放了一则陈楚生的短片，他说，不管我能不能拿冠军，但七年也好，七十年也好，我都会唱歌，因为那是我的生命。“他以前都是自己写歌为主，他愿意尝试的范围没那么大，对于别的东西的接受程度（也没那么高）。七分之二，那就想着可以试一下别的方式。”音乐制作人荒井十一说。
陈楚生调侃说自己的皮囊可能有些皱褶了，“跟过去胶原蛋白的量不一样”，但在内心和音乐给他的感觉里，他还是年轻的。
“他就是一个很要强的性格的人。”2007年快乐男声的评委之一音乐人包小柏在《选秀纪》中说，“陈楚生永远都在往高处，在努力在爬，他的个性也不大会去只消费他是07年快乐男声的冠军，他不会，他要证明给自己，我越往高处，我会拿出我该有的高处的能力，去面对我该面对的高处的陈楚生。这是我理解的陈楚生，很强的一个性格。”
荒井十一和陈楚生合作多年，他从小接受古典音乐教育，获得过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从2014年“一见如故”巡演开始，荒井十一多次给陈楚生担任演出和专辑的制作人。
陈楚生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随和、聪明也负责，不会把自己负面的东西传递给对方，更多時候他们不去谈论别人，而是在解决问题，“干净”。荒井十一则看中陈楚生音乐中的真诚和舒服。
在今年6月发布的新专辑《趋光》中，有一半的歌曲来自其他音乐人的创作，陈楚生负责演唱。原来他擅长写小调，而在和音乐人Ari合作的几首歌曲中，有了更强的节奏、新的律动。
“透过这个过程来找到舒适圈以外的范围。找到一个他觉得悦耳的方式了之后，他就会真正打开那块。但这个过程是必须得一直在审视自己、不断审视自己。”荒井十一和陈楚生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不甘于在原来的框里面。“我不能够切身地理解，但我能够想象，被所有的人认同的时候，你做的音乐是很有自信的。那个时候随便一个想法，说不定大家就会很喜欢。但是你必须要找到自己是谁，事业成功在这件事情面前，什么都不是。你能够认同你自己，能够找到你自己是谁，比什么都重要。”
采访到后半程，陈楚生忽然出神，这当中有一段沉默。
“你刚才在想什么？”我问。
“在胡思乱想。”陈楚生解释，“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能表达的人，善于表达的人。但我这个人太正经，会显得没意思。很多人喜欢放松地在一起，生活本来已经很那个啥，你还（憋着）那股劲干嘛？我喝点酒也会放松，扯七扯八的，但那种东西我觉得没有营养。我不太喜欢表面的、嘻嘻哈哈那种。就是没意思。”
“以前我觉得我是有很多想去表达，现在心里面好像有点无话可说了。也不是说完了，我可能没那么智慧吧，有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喜欢王小波，喜欢王朔，喜欢他们用不严肃的话说明白问题，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尚不至此，于是把这个阶段理解为“沉淀，酝酿”。
他碰碰这里，碰碰那里。他会不断地想起小时候爬山去看日出的场景，“如果以前没有去做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过去有哪些是精彩的。”他还想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保留一点理想的气味，如果完全变得现实，那他早就不会做音乐了吧。
5年前陈楚生成立独立工作室时，制作专辑的经费全部由他自己承担。王栋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就像《35》写的歌词。《35》这张专辑可以看得出来还是不服还是倔强，还是有韧性的，我们就把这个韧性做大，我还OK，我还没有消失掉，我只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
有一年过年，陈楚生一个人去了深圳的西冲，他在那里过了一个礼拜，跑步、看电影、到海边散步、每天去客栈老板那里吃一顿饭。好安静啊，他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别人有了你也想有，你的努力其实为了这些东西的话，好像不算太高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