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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相如以一支“凌云”赋笔而“三惊”汉主，被人奉为“辞宗”“赋圣”，诚赋坛后辈不可企及，尤其汉廷言语侍从地位渐次衰落，赋家的荣耀盛景不再，赋作为“一代文学之胜”已成历史，于是作为一体而汇入浩荡之文学洪流。但是，赋之于文家创作的“品牌”意识，却久久传响，余音未绝，其以赋“称人”与被“称”，“罪人”与被“罪”，又成文学史上一独特现象，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一则有关袁宏写《东征赋》的故事：“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陶公，指陶侃，胡奴，侃子陶范，后者因袁宏赋中没有表彰先公勋绩，竟白刃相向，致使作者“窘蹙无计”，情急中以赋中数语应对，才免了杀身之祸。其中“临以白刃”，可见赋家几乎因赋获“罪”，而“因诵曰”数语实乃“称”人之美，这其间也彰显了当时人对赋体承载家族声望与个人功德的重视。
同一则故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却另载其人：“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这段记述中陶范换了桓温，赋所称颂的对象也由陶侃变为桓彝，然所载大将军桓温的“泫然”又正缘赋“称”其父桓彝（曾任宣城内史）勋绩名声之美，而袁宏先谓“我决不及桓宣城”，后则诵“风鉴散朗”数语以应对，从容中也内涵着对因赋得“罪”人又将“罪”己的危惧。
对这同一故事而所述不同人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云：“《御览》五百八十七赋门引并及二事，皆作《世说》，盖杂以注文。”然余嘉锡不以为然，其按语云：“孝标之意，盖疑不道陶公与不及桓彝为即一事，而传闻异辞。今《晋书·文苑·宏传》则两事并载。嘉锡以为二者宜皆有之。”《晋书》并载其事，也是为表彰袁宏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同样说明了赋述功德的作用与影响。如果对照这两则文献，前者“临以白刃”，是要扼杀“赋家”，何等暴力？后者则温婉些，然“不欲令人显闻之”，又是扼杀“赋作”，对作家精神生命而言，至少也是冷暴力。勘究其本，都归咎或归功于这篇赋文，赋之“称人”与“罪人”，可见一斑。
赋之称人，在于可“颂”，颂则夸饰，又难免获“罪”。试看唐代史臣对庾信赋的评价：“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庾信传论》）其谓“夸目侈于红紫”之“罪”，表面批评的是有违赋家写作宗旨，实质归罪的恰是赋体的过度描绘。到唐宋闱场考赋，固然要颂圣。其夸饰的过分了，也遭到扼杀，如北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元祐复诗赋，至“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前者批评庾赋，乃历史案例；后者杖“习诗赋者”，具现实功用，“罪”赋之酷，无过于斯。
当然，回到袁宏《东征赋》的“称人”与“罪人”，又具有魏晋时代的特征与风貌。从前引两则文献来看，赋文中一则以“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称颂陶侃的业绩，一则以“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称颂桓彝的功勋，与当时流行的“谈赋”与“品人”相关。可以说，兴盛于东汉王朝后期的“清议”，多属品人，所谓“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诚如蔡邕记述当时人评士流领袖郭林宗云：“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郭泰碑》）迨至魏晋“清谈”，则“品人”而多及“谈文”，于是谈赋之风也就兼及评骘人物。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庾撰《意赋》事适证“言尽意”与“不尽意”之理：“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作为元康间名士，庾自谓老、庄之徒，而据《晋书》本传“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可见其因“多难”、惧“婴祸”而“豁情”，以老庄自然观对待人生，消释悲哀情绪，以期于通达知化。然谈赋“在有意无意之间”，既是对“言尽意”与否的一种艺术回应，并成为赋学与玄学共存的名言隽旨，又是以赋豁情，表现出对人生的诠释。
《世说新语》中也有直接以赋评人例，如《赏誉篇》载：“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许询用《琴赋》语分别品评刘惔、司马昱（晋简文帝），以“谈玄析理”的学养与能力判其特征，且助之以谈赋。还有以谈赋成公案者，如《言语篇》记述“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其中寄寓自足知止的嘉遁之思。而在《轻诋篇》中，却另有一则记述：“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对此，刘孝标注引孙绰《表》语：“中宗飞龙，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不然，胡马久已践建康之地，江东为豺狼之场矣。”又谓：“绰赋《遂初》，陈止足之道。”由此可知，孙绰因直谏桓温于永和十二年请迁都洛阳事，遭致桓温之讥，而桓氏取资，正是孙绰《遂初赋》的“止足之道”，以彼自诩之语而反讽其未能安于隐逸、不愿世用的行径。这借赋以称人却反罪其人，确实在谈锋机趣间寓意非常。 如此谈赋品人，又出现两个面向，一是当时写赋的求实之风。观其理论，最典型的莫过于左思创作《三都赋》且批评汉人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自诩写赋“稽之地图”“验之方志”（《三都赋序》）；考之创作，典型例证可取《南齐书·张融传》所载：宋孝武帝时，张融“作《海赋》……示镇军将军顾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用四句补写海中之“盐”，乃模拟袁宏择赋中数语以称人之法，以之征实，诚不可忽。于是引出第二个面向，即采取片语警策之法。再以袁宏赋为例，《晋书·袁宏传》记宏从桓温北征而作《北征赋》，桓温令伏滔读赋至“岂一性之足伤，乃至伤于天下”时，王珣说“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伏滔说“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桓温说“卿思益之”。袁宏应声续曰“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王珣诵读品赏良久，对伏滔说：“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耳。”这般推掖，在片言警策，赋家对作品的推敲与斟酌，欲致精微。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孙绰“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每至佳句，（范）辄云：‘应是我辈语。’”自负与他赏并见。又如作赋讳名事，说的是庾阐《扬都赋》有“温挺义之林，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句，庾亮求观其赋，但因赋中“亮”与庾亮名同，为避名讳，庾阐将亮改“润”，为押“润”韵，又改“望”为“俊”。正是字斟句酌的片言警策，方可见识袁宏诵赋句以称人的奥妙。而赋家的自重，乃缘自重赋风习，这也是以赋称人的一大要因。
尽管到东汉时宫廷赋家地位已经衰落，但文人重赋至魏晋南北朝而未变，所以才有魏收“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说法。从袁宏作赋的时代大背景考察，左思创作《三都赋》因受皇甫谧的推介与奖掖，“洛阳纸贵”已是耳熟能详，同类的故事还有“都下纸贵”，亦可为证。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作《扬都赋》成，呈报同族庾亮，庾亮大为其名价，称美其赋曰：“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都下，指京城，赋家争名于朝，也是重赋传统的一个写照。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载：“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耶？’”陈王，即陈思王曹植。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问对构篇，故有宋武帝之说，然其空前绝后之赞，确实沾有当时赋家自珍、自贵且自重的习气。所以，无论是以“作者”的眼光自诩，还是“读者”的眼光赏识，这种重赋风气在具体作品中的放大，才会出现袁宏赋称人与罪人的极致现象。否则，也不会出现如陶范或桓温那样计较一篇赋对其先公颂扬的要紧与珍重了。
赋为何要称人，以为颂扬的工具，这又宜考量赋的“述德”传统。如东汉时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讽其败德而颂其有德，取鉴历史的述德传统是明确的。也因此，他在《东都赋》中歌颂汉明帝永平礼治谓“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久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等，诚如王充《论衡·须颂篇》对班固赋美明帝“德”的赞赏：“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姑不论王氏是否“誉得其实”，然其评赋与作家的述德指向一致。倘比较汉晋赋家之异，汉人献赋受到赏识的是帝王，如汉武帝、汉宣帝分别对司马相如、王褒赋的喜爱，故而赋的述德对象也是帝王；晋代赋家受到常识的是士族，如皇甫谧之于左思《三都赋》、庾亮之于庾阐《扬都赋》，故其述德对象多为士族，袁宏《东征赋》对陶、桓二氏的称美即为典型。赋如果颂不得体，讽不及义，难免获“罪”，即使大赋家如扬雄也是自愧“劝百讽一”而“悔赋”终生，袁宏作赋面临的尴尬与危惧，更令人毛骨悚然。
人云“盛世作赋”，可见“颂”是赋体的一大属性，只是或在严酷的专制下，或在“临以白刃”的险象前，赋家的称人与述德，安得言而由衷，这恐怕不仅是赋家的“过”失，也是文学遭“罪”了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一则有关袁宏写《东征赋》的故事：“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陶公，指陶侃，胡奴，侃子陶范，后者因袁宏赋中没有表彰先公勋绩，竟白刃相向，致使作者“窘蹙无计”，情急中以赋中数语应对，才免了杀身之祸。其中“临以白刃”，可见赋家几乎因赋获“罪”，而“因诵曰”数语实乃“称”人之美，这其间也彰显了当时人对赋体承载家族声望与个人功德的重视。
同一则故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却另载其人：“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这段记述中陶范换了桓温，赋所称颂的对象也由陶侃变为桓彝，然所载大将军桓温的“泫然”又正缘赋“称”其父桓彝（曾任宣城内史）勋绩名声之美，而袁宏先谓“我决不及桓宣城”，后则诵“风鉴散朗”数语以应对，从容中也内涵着对因赋得“罪”人又将“罪”己的危惧。
对这同一故事而所述不同人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云：“《御览》五百八十七赋门引并及二事，皆作《世说》，盖杂以注文。”然余嘉锡不以为然，其按语云：“孝标之意，盖疑不道陶公与不及桓彝为即一事，而传闻异辞。今《晋书·文苑·宏传》则两事并载。嘉锡以为二者宜皆有之。”《晋书》并载其事，也是为表彰袁宏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同样说明了赋述功德的作用与影响。如果对照这两则文献，前者“临以白刃”，是要扼杀“赋家”，何等暴力？后者则温婉些，然“不欲令人显闻之”，又是扼杀“赋作”，对作家精神生命而言，至少也是冷暴力。勘究其本，都归咎或归功于这篇赋文，赋之“称人”与“罪人”，可见一斑。
赋之称人，在于可“颂”，颂则夸饰，又难免获“罪”。试看唐代史臣对庾信赋的评价：“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庾信传论》）其谓“夸目侈于红紫”之“罪”，表面批评的是有违赋家写作宗旨，实质归罪的恰是赋体的过度描绘。到唐宋闱场考赋，固然要颂圣。其夸饰的过分了，也遭到扼杀，如北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元祐复诗赋，至“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前者批评庾赋，乃历史案例；后者杖“习诗赋者”，具现实功用，“罪”赋之酷，无过于斯。
当然，回到袁宏《东征赋》的“称人”与“罪人”，又具有魏晋时代的特征与风貌。从前引两则文献来看，赋文中一则以“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称颂陶侃的业绩，一则以“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称颂桓彝的功勋，与当时流行的“谈赋”与“品人”相关。可以说，兴盛于东汉王朝后期的“清议”，多属品人，所谓“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诚如蔡邕记述当时人评士流领袖郭林宗云：“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郭泰碑》）迨至魏晋“清谈”，则“品人”而多及“谈文”，于是谈赋之风也就兼及评骘人物。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庾撰《意赋》事适证“言尽意”与“不尽意”之理：“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作为元康间名士，庾自谓老、庄之徒，而据《晋书》本传“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可见其因“多难”、惧“婴祸”而“豁情”，以老庄自然观对待人生，消释悲哀情绪，以期于通达知化。然谈赋“在有意无意之间”，既是对“言尽意”与否的一种艺术回应，并成为赋学与玄学共存的名言隽旨，又是以赋豁情，表现出对人生的诠释。
《世说新语》中也有直接以赋评人例，如《赏誉篇》载：“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许询用《琴赋》语分别品评刘惔、司马昱（晋简文帝），以“谈玄析理”的学养与能力判其特征，且助之以谈赋。还有以谈赋成公案者，如《言语篇》记述“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其中寄寓自足知止的嘉遁之思。而在《轻诋篇》中，却另有一则记述：“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对此，刘孝标注引孙绰《表》语：“中宗飞龙，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不然，胡马久已践建康之地，江东为豺狼之场矣。”又谓：“绰赋《遂初》，陈止足之道。”由此可知，孙绰因直谏桓温于永和十二年请迁都洛阳事，遭致桓温之讥，而桓氏取资，正是孙绰《遂初赋》的“止足之道”，以彼自诩之语而反讽其未能安于隐逸、不愿世用的行径。这借赋以称人却反罪其人，确实在谈锋机趣间寓意非常。 如此谈赋品人，又出现两个面向，一是当时写赋的求实之风。观其理论，最典型的莫过于左思创作《三都赋》且批评汉人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自诩写赋“稽之地图”“验之方志”（《三都赋序》）；考之创作，典型例证可取《南齐书·张融传》所载：宋孝武帝时，张融“作《海赋》……示镇军将军顾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用四句补写海中之“盐”，乃模拟袁宏择赋中数语以称人之法，以之征实，诚不可忽。于是引出第二个面向，即采取片语警策之法。再以袁宏赋为例，《晋书·袁宏传》记宏从桓温北征而作《北征赋》，桓温令伏滔读赋至“岂一性之足伤，乃至伤于天下”时，王珣说“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伏滔说“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桓温说“卿思益之”。袁宏应声续曰“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王珣诵读品赏良久，对伏滔说：“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耳。”这般推掖，在片言警策，赋家对作品的推敲与斟酌，欲致精微。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孙绰“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每至佳句，（范）辄云：‘应是我辈语。’”自负与他赏并见。又如作赋讳名事，说的是庾阐《扬都赋》有“温挺义之林，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句，庾亮求观其赋，但因赋中“亮”与庾亮名同，为避名讳，庾阐将亮改“润”，为押“润”韵，又改“望”为“俊”。正是字斟句酌的片言警策，方可见识袁宏诵赋句以称人的奥妙。而赋家的自重，乃缘自重赋风习，这也是以赋称人的一大要因。
尽管到东汉时宫廷赋家地位已经衰落，但文人重赋至魏晋南北朝而未变，所以才有魏收“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的说法。从袁宏作赋的时代大背景考察，左思创作《三都赋》因受皇甫谧的推介与奖掖，“洛阳纸贵”已是耳熟能详，同类的故事还有“都下纸贵”，亦可为证。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作《扬都赋》成，呈报同族庾亮，庾亮大为其名价，称美其赋曰：“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都下，指京城，赋家争名于朝，也是重赋传统的一个写照。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载：“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耶？’”陈王，即陈思王曹植。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问对构篇，故有宋武帝之说，然其空前绝后之赞，确实沾有当时赋家自珍、自贵且自重的习气。所以，无论是以“作者”的眼光自诩，还是“读者”的眼光赏识，这种重赋风气在具体作品中的放大，才会出现袁宏赋称人与罪人的极致现象。否则，也不会出现如陶范或桓温那样计较一篇赋对其先公颂扬的要紧与珍重了。
赋为何要称人，以为颂扬的工具，这又宜考量赋的“述德”传统。如东汉时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讽其败德而颂其有德，取鉴历史的述德传统是明确的。也因此，他在《东都赋》中歌颂汉明帝永平礼治谓“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久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等，诚如王充《论衡·须颂篇》对班固赋美明帝“德”的赞赏：“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姑不论王氏是否“誉得其实”，然其评赋与作家的述德指向一致。倘比较汉晋赋家之异，汉人献赋受到赏识的是帝王，如汉武帝、汉宣帝分别对司马相如、王褒赋的喜爱，故而赋的述德对象也是帝王；晋代赋家受到常识的是士族，如皇甫谧之于左思《三都赋》、庾亮之于庾阐《扬都赋》，故其述德对象多为士族，袁宏《东征赋》对陶、桓二氏的称美即为典型。赋如果颂不得体，讽不及义，难免获“罪”，即使大赋家如扬雄也是自愧“劝百讽一”而“悔赋”终生，袁宏作赋面临的尴尬与危惧，更令人毛骨悚然。
人云“盛世作赋”，可见“颂”是赋体的一大属性，只是或在严酷的专制下，或在“临以白刃”的险象前，赋家的称人与述德，安得言而由衷，这恐怕不仅是赋家的“过”失，也是文学遭“罪”了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