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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7日，叶沙因突发性脑溢血不幸离世。父母将叶沙的心脏、肝脏、肺脏、左右肾脏和左右眼角膜进行了器官捐献，并以此救助了7个人。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策划安排下，7人中的5人从湖南、江西来到北京，拍摄了一部宣传短片。
48岁的刘福移植的是叶沙的肺，在篮球队里列20号。49岁的胡伟移植的是叶沙的肾，列1号。53岁的周斌移植的是叶沙的肝，列4号。13岁的颜晶、22岁的黄山移植的是叶沙的眼角膜，分别列7号、27号。5人站成一排，球衣上的数字正好定格在叶沙离世，也是他们获得新生的2017年4月27日。
叶沙是这支球队里的16号，一个本该是人生里最灿烂、最美好的年纪。
“我们就是叶沙，叶沙就是我们。”周斌说，“我们是一个人。”
2018年8月18日上午，刘福在长沙华天酒店的大堂里第一次见到黄山、颜晶。按计划，他们会一起打车去机场，一起飞往北京。
眼前的黄山一米七出头，皮肤黝黑，壮实敦厚，正在低头玩手机。刘福此前就知道他是眼角膜的移植受者，刚一见面，便下意识地看向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因为长期上夜班而略显浮肿、眼角处带着血丝的眼睛。
“我们之间有叶沙这层联系，那种感觉很奇妙。”刘福说，虽然两人的年龄相差超过两轮，但见面时没有任何生疏感。他有些心疼黄山的眼睛，家长教训孩子似地说道：“不要一直看手机啊，要保护好眼睛。”
在黃山的印象里，刘福戴着一顶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帽子，面色青黑但身体健康，“怎么看也不像是得过尘肺病的人”。
两人聊天时，另一位眼角膜接受者、几人中年龄最小的颜晶，在哥哥的陪伴下出现了。黄山的目光最先集中到了她的眼睛上——那双单纯的眼睛又黑又亮，在阳光下闪着光，看不出任何异样。他很高兴见到这样的颜晶，看看她手里的平板电脑，学着刘福的样子提醒她：“尽量少玩电子产品，这些东西对眼睛不好。”
去机场的路上，大人们鼓励她唱歌，为她鼓掌喝彩。刚一到北京，她就收到了导演组送的漫画和玩具，别人谁都没有。渐渐地，她与大家熟悉起来，和年龄相对接近的黄山关系最好。她对这位“小叔叔”说起自己的偶像和追星趣事，还催着不怎么追星的他到QQ上为偶像点赞。
当天晚上，肝移植接受者周斌还未赶到。在北京酒店的餐厅里，从长沙来的3个人见到了从南昌赶来的肾移植受者胡伟。大家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善意地打量着对方。看到几个人一一落座，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突然发话了：“你们几个人移植的都是叶沙的器官。”
这是几个人第一次明确知道，他们移植的器官来自于一位名叫叶沙的16岁少年。这个喜欢打篮球的男孩走得极为突然，一天之内，他的父母便决定捐出儿子身上几乎所有能用的器官。
第二天一早，在摄影棚里，刘福等人见到了叶沙的照片：篮球场上的几个身影中，一个少年正在飞身上篮。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嘴唇上冒出一层细细的绒毛，面孔还是那样稚嫩。在一张照片里，他穿着靛蓝色校服，高鼻梁、单眼皮，眉毛粗黑整齐。
在母亲段念可的记忆中，叶沙性格腼腆，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名，拿过月考二等奖、化学单科王、数学竞赛一等奖。“平时，他喜欢唱歌、打鼓，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说起儿子，段念可嘴角上扬，脸上开始浮现笑容。但只一瞬间，幸福笑容变成了痛苦的表情，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自从儿子走了，原本健谈的父亲叶俊杰几乎不说话了，他开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记得最后一次跟儿子说话是2017年4月26日中午12点，叶沙打电话来说头痛，叶俊杰让他先回家。当叶俊杰赶回家时，叶沙一个人倒在地上，“喊不应了”。
叶俊杰开车送儿子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称“湘雅二院”），只用了十来分钟，但还是太晚了。送到医院时，经医生诊断，叶沙颅内出血严重，自主呼吸微弱，深度昏迷，对任何刺激无反应，即便进行开颅手术，挽回的希望也很渺茫。
2017年4月27日早上7点20分，叶沙被宣布脑死亡。
叶沙被宣布脑死亡后，湘雅二院器官捐献协调人员很快开始接触家属，叶俊杰先是动了捐献儿子眼角膜的心思，但母亲段念可不同意。她接受不了，前一天还好好的儿子，转眼间就成了医生口中的脑死亡病人，她无法面对这一切：“人一下子就没了，还要把器官捐出去，太残忍了！”
叶俊杰尊重妻子的想法，但医院墙上“器官捐献，生命永续”的标语始终在他心里徘徊不去。第二天一早，他给一名做医生的老同学打了电话，请她劝劝段念可。她被说服了。
叶俊杰记得，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时，心脏、肝脏、肾脏、肺脏、眼角膜等器官名称列成一排，同意捐献哪个，就在“确认”项前打钩。叶俊杰一个对钩一个对钩打下来，到肺脏时突然停下了，抬头问了问负责协调捐献的何一平：“我能留下肺吗？我总得留点什么吧？”
何一平什么都没说，轻轻点了点头。叶俊杰的老同学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眼神看了看肺脏一栏的空白。她知道，有病人正等着肺源活命。
就这样，叶俊杰在肺脏一栏又勾了一笔，他说：“还能再救一个人，好事。再打一个钩而已。”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的签字确认程序敲定了。
2017年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刘福躺在了湘雅二院的手术室里。
他记得自己在深夜12点左右进入手术室。一会儿，有人拿着一只储存箱走进来，几名医护人员围上去。“弹性非常好，供体质量非常好，”刘福听见医生说，似乎有人捏了一把。他知道，箱子里那只富有弹性的肺，即将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那时的刘福已被尘肺病折磨了19年。
术后醒来时，刘福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的肺在正常运转，他的呼吸是那样舒服、顺畅。
2017年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胡伟也躺在了湘雅二院的手术台上。
胡伟的母亲死于肾病，父亲做过肾移植，2016年胡伟也得了尿毒症。隔天一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让他日益衰弱，黑色的疙瘩在身上成片地往外冒，就连小便都成了一种奢望，“每次只有几滴”。
手术后将醒未醒时，胡伟发现自己有了尿意，他对医生大喊：“我要尿尿！我要尿尿！”这表明新的肾脏已经开始工作，他从此不再需要透析。
两个月后，长沙的一家眼科医院里，颜晶进了手术室。从叶沙身上取出的最后一个器官——一片眼角膜，将让她的右眼重见光明。
12年前，颜晶带着右眼上的一个浑白色的肿瘤来到这个世界。家人告诉她，那只是一块“胎记”。
因为这块“胎记”，颜晶的世界一天比一天黯淡。
手术时，颜晶在麻药的作用下很快睡着了，醒来后“胎记”真的不见了。术后一年的恢复期里，她右眼中的世界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她不知道谁给了她眼角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她有时会想：“如果他知道是我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事实证明，包括刘福、胡伟、颜晶在内的所有接受者恢复得都很好，医生对那些来自叶沙的器官评估得很准确——“非常好，非常健康”。
2017年4月28日叶沙的追悼会上，有些接受者送来了几段录音，向叶俊杰、段念可讲述他们的孩子在自己体内的近况。
叶俊杰听到了胡伟的声音：“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你们孩子的部分捐体，在我身体里安家了。它现在很好、很棒，我会带着它一起好好感受世界，真的非常感谢，感谢你们的孩子，感谢你们的大爱，谢谢了。”
叶俊杰捧着手机久久不愿放手，像是握住了叶沙的身体。
（应受访者要求，刘福、周斌、胡伟、颜晶、黄山、段念可、叶俊杰均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网2018年10月30日）
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策划安排下，7人中的5人从湖南、江西来到北京，拍摄了一部宣传短片。
48岁的刘福移植的是叶沙的肺，在篮球队里列20号。49岁的胡伟移植的是叶沙的肾，列1号。53岁的周斌移植的是叶沙的肝，列4号。13岁的颜晶、22岁的黄山移植的是叶沙的眼角膜，分别列7号、27号。5人站成一排，球衣上的数字正好定格在叶沙离世，也是他们获得新生的2017年4月27日。
叶沙是这支球队里的16号，一个本该是人生里最灿烂、最美好的年纪。
“我们就是叶沙，叶沙就是我们。”周斌说，“我们是一个人。”
熟悉的陌生人
2018年8月18日上午，刘福在长沙华天酒店的大堂里第一次见到黄山、颜晶。按计划，他们会一起打车去机场，一起飞往北京。
眼前的黄山一米七出头，皮肤黝黑，壮实敦厚，正在低头玩手机。刘福此前就知道他是眼角膜的移植受者，刚一见面，便下意识地看向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因为长期上夜班而略显浮肿、眼角处带着血丝的眼睛。
“我们之间有叶沙这层联系，那种感觉很奇妙。”刘福说，虽然两人的年龄相差超过两轮，但见面时没有任何生疏感。他有些心疼黄山的眼睛，家长教训孩子似地说道：“不要一直看手机啊，要保护好眼睛。”
在黃山的印象里，刘福戴着一顶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帽子，面色青黑但身体健康，“怎么看也不像是得过尘肺病的人”。
两人聊天时，另一位眼角膜接受者、几人中年龄最小的颜晶，在哥哥的陪伴下出现了。黄山的目光最先集中到了她的眼睛上——那双单纯的眼睛又黑又亮，在阳光下闪着光，看不出任何异样。他很高兴见到这样的颜晶，看看她手里的平板电脑，学着刘福的样子提醒她：“尽量少玩电子产品，这些东西对眼睛不好。”
去机场的路上，大人们鼓励她唱歌，为她鼓掌喝彩。刚一到北京，她就收到了导演组送的漫画和玩具，别人谁都没有。渐渐地，她与大家熟悉起来，和年龄相对接近的黄山关系最好。她对这位“小叔叔”说起自己的偶像和追星趣事，还催着不怎么追星的他到QQ上为偶像点赞。
当天晚上，肝移植接受者周斌还未赶到。在北京酒店的餐厅里，从长沙来的3个人见到了从南昌赶来的肾移植受者胡伟。大家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善意地打量着对方。看到几个人一一落座，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突然发话了：“你们几个人移植的都是叶沙的器官。”
这是几个人第一次明确知道，他们移植的器官来自于一位名叫叶沙的16岁少年。这个喜欢打篮球的男孩走得极为突然，一天之内，他的父母便决定捐出儿子身上几乎所有能用的器官。
多打一个钩，再救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在摄影棚里，刘福等人见到了叶沙的照片：篮球场上的几个身影中，一个少年正在飞身上篮。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嘴唇上冒出一层细细的绒毛，面孔还是那样稚嫩。在一张照片里，他穿着靛蓝色校服，高鼻梁、单眼皮，眉毛粗黑整齐。
在母亲段念可的记忆中，叶沙性格腼腆，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名，拿过月考二等奖、化学单科王、数学竞赛一等奖。“平时，他喜欢唱歌、打鼓，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说起儿子，段念可嘴角上扬，脸上开始浮现笑容。但只一瞬间，幸福笑容变成了痛苦的表情，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自从儿子走了，原本健谈的父亲叶俊杰几乎不说话了，他开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记得最后一次跟儿子说话是2017年4月26日中午12点，叶沙打电话来说头痛，叶俊杰让他先回家。当叶俊杰赶回家时，叶沙一个人倒在地上，“喊不应了”。
叶俊杰开车送儿子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称“湘雅二院”），只用了十来分钟，但还是太晚了。送到医院时，经医生诊断，叶沙颅内出血严重，自主呼吸微弱，深度昏迷，对任何刺激无反应，即便进行开颅手术，挽回的希望也很渺茫。
2017年4月27日早上7点20分，叶沙被宣布脑死亡。
叶沙被宣布脑死亡后，湘雅二院器官捐献协调人员很快开始接触家属，叶俊杰先是动了捐献儿子眼角膜的心思，但母亲段念可不同意。她接受不了，前一天还好好的儿子，转眼间就成了医生口中的脑死亡病人，她无法面对这一切：“人一下子就没了，还要把器官捐出去，太残忍了！”
叶俊杰尊重妻子的想法，但医院墙上“器官捐献，生命永续”的标语始终在他心里徘徊不去。第二天一早，他给一名做医生的老同学打了电话，请她劝劝段念可。她被说服了。
叶俊杰记得，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时，心脏、肝脏、肾脏、肺脏、眼角膜等器官名称列成一排，同意捐献哪个，就在“确认”项前打钩。叶俊杰一个对钩一个对钩打下来，到肺脏时突然停下了，抬头问了问负责协调捐献的何一平：“我能留下肺吗？我总得留点什么吧？”
何一平什么都没说，轻轻点了点头。叶俊杰的老同学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眼神看了看肺脏一栏的空白。她知道，有病人正等着肺源活命。
就这样，叶俊杰在肺脏一栏又勾了一笔，他说：“还能再救一个人，好事。再打一个钩而已。”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所有的签字确认程序敲定了。
他在我这里很好、很棒
2017年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刘福躺在了湘雅二院的手术室里。
他记得自己在深夜12点左右进入手术室。一会儿，有人拿着一只储存箱走进来，几名医护人员围上去。“弹性非常好，供体质量非常好，”刘福听见医生说，似乎有人捏了一把。他知道，箱子里那只富有弹性的肺，即将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那时的刘福已被尘肺病折磨了19年。
术后醒来时，刘福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的肺在正常运转，他的呼吸是那样舒服、顺畅。
2017年4月27日晚，叶沙器官摘取手术的同一时刻，胡伟也躺在了湘雅二院的手术台上。
胡伟的母亲死于肾病，父亲做过肾移植，2016年胡伟也得了尿毒症。隔天一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让他日益衰弱，黑色的疙瘩在身上成片地往外冒，就连小便都成了一种奢望，“每次只有几滴”。
手术后将醒未醒时，胡伟发现自己有了尿意，他对医生大喊：“我要尿尿！我要尿尿！”这表明新的肾脏已经开始工作，他从此不再需要透析。
两个月后，长沙的一家眼科医院里，颜晶进了手术室。从叶沙身上取出的最后一个器官——一片眼角膜，将让她的右眼重见光明。
12年前，颜晶带着右眼上的一个浑白色的肿瘤来到这个世界。家人告诉她，那只是一块“胎记”。
因为这块“胎记”，颜晶的世界一天比一天黯淡。
手术时，颜晶在麻药的作用下很快睡着了，醒来后“胎记”真的不见了。术后一年的恢复期里，她右眼中的世界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她不知道谁给了她眼角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她有时会想：“如果他知道是我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事实证明，包括刘福、胡伟、颜晶在内的所有接受者恢复得都很好，医生对那些来自叶沙的器官评估得很准确——“非常好，非常健康”。
2017年4月28日叶沙的追悼会上，有些接受者送来了几段录音，向叶俊杰、段念可讲述他们的孩子在自己体内的近况。
叶俊杰听到了胡伟的声音：“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你们孩子的部分捐体，在我身体里安家了。它现在很好、很棒，我会带着它一起好好感受世界，真的非常感谢，感谢你们的孩子，感谢你们的大爱，谢谢了。”
叶俊杰捧着手机久久不愿放手，像是握住了叶沙的身体。
（应受访者要求，刘福、周斌、胡伟、颜晶、黄山、段念可、叶俊杰均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网2018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