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迪：我的确没有太空船外活动的经历，但是有两次太空经验也不多见哦。大概全世界有550个宇航员，女性有大概50位。我丈夫也执行过两次太空任务，所以加起来我们的家庭已经有4次太空经历了。我接受了出舱行走的训练，但我只是这次任务的替补人员，后来没有机会去体验，但毕竟我也是被赋予这趟冒险特权的一员。
　　人物周刊：你丈夫后来有跟你分享他出舱行走的感受吗？
　　克洛迪：当然，在出舱行走活动的同时，我坚守在任务控制中心，负责飞船和太空站的对接，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能够真切感受到他所体验的出舱活动。在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是彼此能够分享的。

生命的火花

　　人物周刊：在最初的时候，你为什么做了宇航员？这并不是你一开始的职业选择。
　　克洛迪：1961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在月球上着陆的时候，我12歲，第一次萌发了当宇航员的念头。那一天，对我而言，是个美妙的时刻。月球，如此之遥远，我一直觉得那只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梦境。1961年7月的这一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人和卫星竟然可以去到月球。这像一个火花，点亮了我对于进入太空的想象。
　　我的课业表现优秀，带着好奇心和提问的自由去寻找答案。为了探索太空和海洋，我开始大量阅读、参加学术会议。那时候没有学校可以培训宇航员。
　　到了1985年，法国航天研究中心招聘宇航员，我人生中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成为宇航员候选人。这又是一个火花，点亮我的宇航之路，我没有理由不去试一试。
　　这也是我想要传递给青年人的信念：拥抱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你得有份工作，但是在21世纪，有些工作可能眼下并没有出现，要等5到10年才变成可能，因此你需要时刻敞开思维去寻觅面向你的门。人生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换一种走法，也可以到达。
　　我和同事在北京、兰州和上海这些城市看到中国有很多优质的科学中心、基地和展览。人们对这些科学中心的利用应该是多提问题，而不仅仅是向孩子和市民们传递知识。我们称之为“非常规教育”。没有学校、课堂和评估，大家会自由地进行各种尝试。这是拓展创造力、增加应对风险能力等所谓革新文化（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这才是生活中真正需要的。我们需要技能和知识，但更需要恰当的思维方式，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忘记。
　　人物周刊：当时宇航员选拨，超过1000人参加，只有7个人被选中。你觉得自身具有哪些特质使得你被选中？
　　克洛迪：在最后选中的7个人当中，我是惟一的女性。我身体状况很好，我坚持锻炼，本身就是一名运动员。在精神状态上，我想我……很稳定。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团队合作，我都能很好应对。
　　我也具有成为宇航员的志向和动机，你需要有很大的动力（驱使才能坚持下来）。1985年我被选中，1996年我完成第一次太空任务，这期间足足有11年。
　　被选中后，我就投入到国际联合的准备中，接受了长期训练，比如模拟演练、背景知识的填充、思想上的激励。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到恐惧。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技能、团队协作的能力都充满信心，也相信为本次任务做好准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因此，在要出发的那天，我听到“准备就绪。3，2，1，0，走”时，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在那，但我不感到恐惧。我不认为这是一次冒险，或许因为我在俄罗斯火箭里面，在我出发之前，它已经发射了1500多次，这项技术非常稳定。
　　人物周刊：宇航员这个职业对女性是否要求更高一些？
　　克洛迪：当时只有十分之一的被选者是女性，我是从100个女性中选拨出来的，其他6位男性是从900个人当中选拨出来的，所以从数学上计算，作为一名女性，被选中的几率更高一些。让我惊讶的是2008年欧洲太空总署进行的第二次选拔，那是在我参加之后很多年才发生的事情。由于我会经常面对媒体，并且欧洲人已经看到了那次任务圆满完成，所以我本以为这次女性候选者会达到20%-30%，但事情并非如此。2008年的选拔，女性依然只占有10%。从我之后在欧洲，只有一个女性宇航员，是意大利人。我们应该坚持推动女性进入这个职业，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也已经两位女性航天员（接受训练）。
　　人物周刊：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什么样的评价？
　　克洛迪：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令我欣慰，中国在载人飞行、卫星、航海、影像等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们的进阶速度如此之快。对中国而言，太空探险依然是展示其国际形象策略之一，这很正常。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合作，也会有更多女性加入这一探险。我希望未来对火星的探索，我们能协同完成，那将是人类探险又一个新舞台。

生活是一场必须承担风险的冒险

　　人物周刊：你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中，哪一个你最看重？
　　克洛迪：我从不刻意寻求荣誉。伴随着荣誉的到来，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改变。例如，成为法国科研与新技术部部长是我引为豪的事情，那是对我至高的认可。但是有时候也会紧张，因为责任一旦被赋予，就很难卸下。你成为一个领域的代表，从此就很难回归原本的生活。
　　让我感激的是，我依然有工作，有好的想法能和孩子们市民们分享，有时我也会被某个难题困住然后寻找解决之道，比如展览的创新、基地的管理等等。但生活就是这样，我对生活依然积极乐观。
　　伴随着荣誉，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当你有能力去分享理念和组织合作活动时，要找一个恰当的对接和合适的合作伙伴来组织一些事情也不容易。当你拥有头衔，当你被认可，当你被大使馆邀请，这意味着一种承认，我就有机会组织一些合作。
　　在北京和上海，我也受到了科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科学技术协会的欢迎，试图在科学的普及上展开具体的合作。这些承认让我可以找到国际上的合作伙伴，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喜欢（曾经）作为政府官员的这份工作吗？
　　克洛迪：在这样的情境下被认可并赋予责任，总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这同时也是扩宽事业和拓展思维及行为的机会。当我成为部长，我有机会在欧洲会议上与同行们进行探讨，我不是政治性的部长，我是技术性部长。这是我能够胜任的领域。人总是愿意接触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才有了这一官方身份。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当然不是很轻松的，因为有时候我会感到挫败，你想做什么时，会遇到阻力，（有人会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计划”等等。
　　人物周刊：你乐在其中吗？
　　克洛迪：是的，我很享受，没有后悔。我相当于有四五条生命，过了四五种不同的生活。下一种生活是什么样呢？
　　你们记者应该有体会，在不同的人生间转换，也许以后我会当记者呢？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在外人看起来是成功圆满的，是否也有一些艰难的时刻？
　　克洛迪：不能说我一生都是成功的，但我想可以说成功是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但有時候真的很不容易，在政治生涯中会感到挫败。我做成了很多事，但也有很多艰难时段。但你可以从困难和失败中有所得，即使有一些失败，我也能够承受。（说到这里，她重重敲了一下桌面）从生活中我学到了，有时候只要换一种方法，或许就会好一些。
　　生活是一场冒险，你需要承担风险。没有零风险的冒险。或许在20世纪，已经过去的那个世纪，事情比现如今容易一些，因为现在事情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加深了。我们需要良好的知识背景和合适的思维方式，去承担生活的风险，然后驶向远方。这便是我乐观和开心的原因所在。我坚信未来就在我们前方。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女性要有竞争力

　　人物周刊：作为女性，你是怎么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
　　克洛迪：我有一个女儿，16岁，她是在98年我第一次太空任务之后出生的。在执行第一次任务之前，我没有时间，可能，也没有合适的可以作为我孩子父亲的人。
　　但是第一次任务之后，我觉得家庭生活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我也算有优势，我丈夫也是一名宇航员，我们在同一地方接受训练。太空之旅回来后，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的选择，事实上他们一直支持我的所有决定，而我又可以安排好一切。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跟男性相比，我们也需要有竞争力。在法国，有一些企业专门为人们平衡家庭和事业支招，会给人们列出时间表。晚上七八点总有重要会议，享受个人生活变得不容易。但当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决策者，可以掌控的时候，我会试着寻找一种平衡。我知道这并不容易，因为世上有很多刻板印象。
　　在我们（科学中心）的展览中，讲解知识的声音通常是男性的，女性发声只是解释路怎么走，就像你车里的GPS一样。医学领域、科学领域那些关键人物也是男性，女性总是难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会议上，男性代表前面会写明他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机构。而女性代表呢，是匿名的，只有“女士”。
　　或许你听说过，对维基百科的贡献，90%来自男性。维基百科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但90%都是男人书写的。
　　我们需要鼓励年轻女孩充满信心，因为在我看来，比起男孩，女孩自信心不足。即使她们在学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是如此。我的女儿，她很聪明，如果她在20分的总分里得了16、17分，我会说，很好了呀。她却（蔫蔫地说）“本可以更好”。换成一个男孩，可能会这样：“哇，太好了，我可以到处游玩了。”
　　即使在科技领域，只有极少的进步来自于女性的贡献，但我们该相信，还是有一些女性可以去参与的部分，而这并非极端女权主义。
　　人物周刊：您的女儿也想成为一名宇航员吗？
　　克洛迪：你知道她现在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段，十几岁的孩子嘛。她今年16岁，这是一个不安定的青少年阶段，（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微妙）……她非常聪明，对她而言生活有无数种可能性，她还没有决定以后要做什么。即使我们觉得科学领域特别好，我们也不会给她太大压力。给十几岁的孩子施压，他们会把压力反弹回来给你。
　　人物周刊：你看过《地心引力》这部电影吗？去年它很流行。
　　克洛迪：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很多科幻类电影，像《太空漫游》，对我触动很大。当然去年我也看了《地心引力》，那是纯虚构的影片，有太多的技术漏洞。但是其中环境的构建、对地球和太空的观察、移动的速度、与地球交流的方式、空间站内部环境的重现，这些场景的感觉很真实。我看的是3D影片，这部3D的效果不错，不像有些影片，3D效果做得太过。片子中的感觉是对的。
　　人物周刊：对桑德拉·布洛克（《地心引力》女主演）的表演，有什么想说的？
　　克洛迪：影片注入了复杂的科技因素，我认为这样的表演对她而言难度系数很高。她扮演的是平民宇航员、科学宇航员的代表。在欧洲，很多宇航员都有军人背景，我是1985年成为宇航员候选人的，直到1996年才开始第一次任务，而和我一起执行那次任务的男性是1992年的候选人。（比他上太空晚）这不是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因为我是平民的背景。他们穿着带有军事头衔的宇航服。如今，新一代的宇航员选拨更具多样化，很多其他职业背景的人也能入选。
　　人物周刊：对于中国教育和科技的普及，你有观察吗？
　　克洛迪：我了解，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在充满自信地尝试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而在欧洲，这方面缺乏自信，日本也是如此，会遇到一些困难。中国给予我们自信和积极，而我们可以为中国提供我们从脆弱的自信中获得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