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25以下，创出13年来新低，随后，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预计日元不会继续贬值，日元也随之反弹至122附近。但是，黑田随后澄清，日本货币决策者不会预测，更不会控制汇率波动。相反，日本银行的目标——与任何高效央行一样——是确保合理的就业和通胀组合。
　　当然，一国货币政策确实会在短期影响汇率。但只有在与其他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关时才会有这一效果。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汇率与其说由本国货币扩张决定，不如说由美国转向货币紧缩决定。此前，美联储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给日元造成了升值压力。
　　一国也可以通过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影响短期汇率。但这类干预十分复杂——不仅是因为它们必须考虑该国货币政策方针与相关国家货币政策方针之间的关系。此外，如果美国的目标是1美元兑100日元，而日本的目标是120日元，那么结果不但可能包括美国和日本之间出现紧张；不相容的汇率目标还有可能引发更广的市场波动，波及其他经济体。
　　基于此，货币政策仍是最有效的汇率运动驱动因素。如果满足国内通胀和就业目标需要加强货币宽松——这会给本币带来贬值压力，提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其他国家也许也不得不追求货币扩张以维持最优国内通胀和就业率。
　　这正是全球经济危机后发生的情况。美国为了阻止通缩和失业恶化，推出了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英国则紧跟着美国的步伐。一开始，日本银行对于据此调整货币政策显得相当犹豫，坐视日元升值，这一决定导致日本长期停滞的经济陷入了衰退。
　　幸运的是，2013年上台的首相安倍晋三认识到货币宽松的必要性，将其作为他的经济改革和复苏战略，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之一。这一方针变化让日本得以阻止了日元的升值、迈向更强劲的增长，同时也没有妨碍美国或英国推进自身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
　　能做出这样的调整是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事实上，四十多年来，这一再证明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在一战后的岁月中，采取独立货币政策的国家复苏速度要快于仍采取金本位的国家。
　　但一些经济学家和记者担心各国为了获得全球市场优势，会采取竞争性贬值，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这些担忧甚至进入了大型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中——如目前正在谈判中的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如今，许多人要求将可执行的禁止所谓“货币操纵”条款纳入协定中。
　　纳入这些条款将是一个错误，因为汇率问题本质上与贸易协议无关。事实上，这一方针有可能导致给相关经济体带来无穷好处的协定流产建立在一个谬误的基础上。除非各国直接干预追求互相矛盾的汇率目标，否则就不可能爆发能导致普遍通胀的“货币战争”。如果各国按照本国国内宏观经济目标制定货币政策，汇率将自然形成最大的有效状态。
　　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将货币操纵称为“喀迈拉”（chimera），认为“将阻止货币操纵的措施与贸易协定挂钩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是坏主意。”他是正确的。这样做违背了浮动汇率机制最根本的规则：每个经济体都可以制定和追求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