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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岛国的日本人来说，地震、海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民族早已培养出一种与之抗衡周旋的奇特能力。每次地震灾难之后，都能在废墟上迅速地恢复，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3月中旬的东瀛，本是樱花萌芽、欣欣向荣的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将这美好的时光彻底葬送。里氏9级的超强地震，引发罕见的海啸，高达20米的巨浪，于瞬间将一座座市镇吞噬，成千上万生灵涂炭。更为致命的，是它摧毁了福岛核电站设施，导致严重的核泄漏，惊魂未定的日本人开始遭受第二轮强地震——心灵地震的折磨，作为世界上惟一遭受过原子弹打击、对核威力怀有刻骨铭心记忆的日本人，此刻陷于不可自拔的恐慌中。可以说，日本民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我深深感到人的渺小与无助，对“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之类的妄语感到可笑。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具忧患意识、最懂未雨绸缪、抗震救灾能力最强的国家，现在却也束手无策。作为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写过不少有关日本与日本文化文章的人，此刻我感到笔墨的无力，真正体会到“日本沉没”的警报并非杞人忧天。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同样是天灾频繁的中国人，应当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日本的淡定与恐慌
首先，必须说说日本人面对大灾难处变不惊、秩序井然的淡定。对这种淡定，西方媒体用“灾难之中令人震惊的优雅”来形容，令人为之动容。其实这种“优雅”中包含着悲怆的内涵。
地震海啸后的第三天，正是中外新闻报道沸沸扬扬之时，我拨通了老朋友久保田澄美子的电话，久保田年近八十，住在东京大森，两年前做过一次不成功的青光眼手术，双目近乎失明。从她爽朗的声音中，我听不到半点的惊慌不安，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感谢之余还反过来道歉没有及时给我打电话，由此也可听出日本人特有的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性格。
这种淡定，无疑是被天灾频繁的岛国生存环境历练出来的一种品质，包含着认命与抗争的双重内涵。只有认命，才能保持冷静从容的心态，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抗争才有效果。这就是地震海啸之后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哄抢骚乱事件、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展开的真正原因。
一周之后，福岛核电站泄漏情况越来越严重，风声越来越紧，日本当局似乎无能为力，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撤离日本。这时我给久不联系的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盐泽英一先生打电话，他太太是中国香港人，他们有两个女儿。电话接通后我询问他家人的情况，他的回答令我吃了一惊：老大在东京，太太下周要带老二回东京上学，尽管香港的丈母娘一再劝她们留在中国，但他认为回日本安全没有问题，他一再向我强调：福岛的核电站事故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不能相提并论，西方媒体不了解真相，站在他们的立场作了过度的估计和报道，一周以后事情就可见分晓。盐泽先生态度很坚定，令我感受到他真挚的爱国之心，但从他的语气中，我还是感受到一种焦虑，一种无奈，反而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我的这种感觉在当天晚上央视主持人与日本著名媒体人加藤嘉一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加藤提供的日本国内最新情况表明：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乐观，复合的灾难千头万绪，令救灾工作困难重重，甚至连日本的领导人都出现了力不从心的“集体疲倦”。
平心而论，日本人的淡定也是相对的，日本人也是人，具备人类所有的一切心理弱点。在多重灾难（尤其是核幅射）夹击面前，日本人似乎难以保持以往的那份优雅。如果说面对第一种灾难如地震海啸，日本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的办法，即使置人死地也是瞬间结束如樱花飘落，符合日本人的生死美学的话，那么面对第二种灾难核幅射，因为已有恐怖的记忆，加上它看不见、摸不着，吞噬人的生命如钝刀割肉，煎熬的过程如同漫漫长夜，日本人就难以保持淡定了。试想一下，类似的事情如果落到中国人头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看一看不久前疯传的谣言、全国范围抢购食盐的风潮，给人的感觉是理性的匮乏、定力的匮乏。比一比正在遭受灾难的日本，不能不说差得太远！
石原慎太郎的耸论
地震爆发第三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张开乌鸦嘴：“日本人的自体意识过于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为主。通过这次的海啸一次洗清掉这些执着。我觉得或许是所谓的天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细细琢磨，这番话倒是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天谴”，一个是“私欲”。鉴于石原是一个狂热的右翼政客，这个“天谴”说，难免令人想起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神道的日本人相信：地震的发生是由于人违反了神的旨意，触怒了神威而受到的惩罚，为了平复神的怒气，必须举行安抚神的祭祀，祭品（即替罪羊）是不可少的，比如，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四千名在日朝鲜人，数百名中国人，还有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的大杉荣夫妇及其孩子，都成了替罪羊，成为日本民众狂热信仰的刀下鬼。
那么石原心目中的替罪羊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日本人执着的“私欲”，因为“私欲”过于泛滥，所以才受到“天谴”，这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至于“私欲”怎样导致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得罪了“天”，这个问题严肃而重大，值得认真探讨，可惜石原没有作具体的说明。引伸开来，恐怕与日本人过于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有关，说得更彻底一点，与“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沦丧有关。
公平地看，石原的议论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如果从反思“现代化”陷阱、反思人性异化的角度来看，甚至还很深刻，然而一旦与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联系到一起，其合理的内涵便不复存在。惟其如此，石原的耸论一冒头就受到公共舆论严厉的抨击，以至于不得不向公众道歉。
时代确实变了。将这次大地震与80多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比较，就可发现，日本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神道迷信已为多数日本人抛弃，科学、民主、人权思想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得到尊重。这势必带来一个结果：肯无条件为国家献身的“肉弹勇士”、“特攻队员”大幅减少。从本次与核泄漏抗衡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及海上自卫队战士的表现，似乎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但与他们的前辈来比，还是明显地有了变化：变得理性，变得自我，海上自卫队队员甚至以核幅射威胁生命为理由拒绝出动飞机。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人的爱国心比以前淡薄了呢？不是。这只能说明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人的爱国心注入了新的内涵，具备了某种普世的背景。这一切正体现在东京电力公司50位勇士淡然面对核幅射的威胁、坚守岗位的壮举上。
日本不会沉没
日本是一个地震、火灾频发的岛国。日本的历史发展与地震密切相关。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爆发，使日本统治者强烈意识到了国土的狭小，不足以回旋，对日本后来一意孤行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和军国主义的升级，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1943年9月至1945年1月，时值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严重受挫、战争陷于泥沼之时，日本连续爆发的三次大地震，加深了日本人的厌战情绪，对于日本后来宣布“无条件投降”、转向和平主义路线、不遗余力地追求经济物质的繁荣、最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虽然破坏严重，但同时也给泡沫经济破灭后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日本的城市结构、市镇建设的合理化带来新的契机。
由此可见，地震培养了日本人处变不惊、逢凶化吉的能力，正如《日本沉没》的作者所写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但我肯定：日本此次遭受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经受的考验也是史无前例的，恢复元气的时间会长一点，但我相信，一旦核幅射危机得到控制，日本社会就会迅速地恢复正常运转，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日本不会沉没。
3月中旬的东瀛，本是樱花萌芽、欣欣向荣的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将这美好的时光彻底葬送。里氏9级的超强地震，引发罕见的海啸，高达20米的巨浪，于瞬间将一座座市镇吞噬，成千上万生灵涂炭。更为致命的，是它摧毁了福岛核电站设施，导致严重的核泄漏，惊魂未定的日本人开始遭受第二轮强地震——心灵地震的折磨，作为世界上惟一遭受过原子弹打击、对核威力怀有刻骨铭心记忆的日本人，此刻陷于不可自拔的恐慌中。可以说，日本民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我深深感到人的渺小与无助，对“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之类的妄语感到可笑。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具忧患意识、最懂未雨绸缪、抗震救灾能力最强的国家，现在却也束手无策。作为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写过不少有关日本与日本文化文章的人，此刻我感到笔墨的无力，真正体会到“日本沉没”的警报并非杞人忧天。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同样是天灾频繁的中国人，应当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日本的淡定与恐慌
首先，必须说说日本人面对大灾难处变不惊、秩序井然的淡定。对这种淡定，西方媒体用“灾难之中令人震惊的优雅”来形容，令人为之动容。其实这种“优雅”中包含着悲怆的内涵。
地震海啸后的第三天，正是中外新闻报道沸沸扬扬之时，我拨通了老朋友久保田澄美子的电话，久保田年近八十，住在东京大森，两年前做过一次不成功的青光眼手术，双目近乎失明。从她爽朗的声音中，我听不到半点的惊慌不安，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感谢之余还反过来道歉没有及时给我打电话，由此也可听出日本人特有的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性格。
这种淡定，无疑是被天灾频繁的岛国生存环境历练出来的一种品质，包含着认命与抗争的双重内涵。只有认命，才能保持冷静从容的心态，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抗争才有效果。这就是地震海啸之后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哄抢骚乱事件、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展开的真正原因。
一周之后，福岛核电站泄漏情况越来越严重，风声越来越紧，日本当局似乎无能为力，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撤离日本。这时我给久不联系的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盐泽英一先生打电话，他太太是中国香港人，他们有两个女儿。电话接通后我询问他家人的情况，他的回答令我吃了一惊：老大在东京，太太下周要带老二回东京上学，尽管香港的丈母娘一再劝她们留在中国，但他认为回日本安全没有问题，他一再向我强调：福岛的核电站事故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不能相提并论，西方媒体不了解真相，站在他们的立场作了过度的估计和报道，一周以后事情就可见分晓。盐泽先生态度很坚定，令我感受到他真挚的爱国之心，但从他的语气中，我还是感受到一种焦虑，一种无奈，反而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我的这种感觉在当天晚上央视主持人与日本著名媒体人加藤嘉一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加藤提供的日本国内最新情况表明：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乐观，复合的灾难千头万绪，令救灾工作困难重重，甚至连日本的领导人都出现了力不从心的“集体疲倦”。
平心而论，日本人的淡定也是相对的，日本人也是人，具备人类所有的一切心理弱点。在多重灾难（尤其是核幅射）夹击面前，日本人似乎难以保持以往的那份优雅。如果说面对第一种灾难如地震海啸，日本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的办法，即使置人死地也是瞬间结束如樱花飘落，符合日本人的生死美学的话，那么面对第二种灾难核幅射，因为已有恐怖的记忆，加上它看不见、摸不着，吞噬人的生命如钝刀割肉，煎熬的过程如同漫漫长夜，日本人就难以保持淡定了。试想一下，类似的事情如果落到中国人头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看一看不久前疯传的谣言、全国范围抢购食盐的风潮，给人的感觉是理性的匮乏、定力的匮乏。比一比正在遭受灾难的日本，不能不说差得太远！
石原慎太郎的耸论
地震爆发第三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张开乌鸦嘴：“日本人的自体意识过于偏重自我，凡事都以私欲为主。通过这次的海啸一次洗清掉这些执着。我觉得或许是所谓的天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细细琢磨，这番话倒是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天谴”，一个是“私欲”。鉴于石原是一个狂热的右翼政客，这个“天谴”说，难免令人想起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神道的日本人相信：地震的发生是由于人违反了神的旨意，触怒了神威而受到的惩罚，为了平复神的怒气，必须举行安抚神的祭祀，祭品（即替罪羊）是不可少的，比如，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四千名在日朝鲜人，数百名中国人，还有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的大杉荣夫妇及其孩子，都成了替罪羊，成为日本民众狂热信仰的刀下鬼。
那么石原心目中的替罪羊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日本人执着的“私欲”，因为“私欲”过于泛滥，所以才受到“天谴”，这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至于“私欲”怎样导致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得罪了“天”，这个问题严肃而重大，值得认真探讨，可惜石原没有作具体的说明。引伸开来，恐怕与日本人过于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有关，说得更彻底一点，与“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沦丧有关。
公平地看，石原的议论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如果从反思“现代化”陷阱、反思人性异化的角度来看，甚至还很深刻，然而一旦与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联系到一起，其合理的内涵便不复存在。惟其如此，石原的耸论一冒头就受到公共舆论严厉的抨击，以至于不得不向公众道歉。
时代确实变了。将这次大地震与80多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比较，就可发现，日本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神道迷信已为多数日本人抛弃，科学、民主、人权思想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得到尊重。这势必带来一个结果：肯无条件为国家献身的“肉弹勇士”、“特攻队员”大幅减少。从本次与核泄漏抗衡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及海上自卫队战士的表现，似乎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但与他们的前辈来比，还是明显地有了变化：变得理性，变得自我，海上自卫队队员甚至以核幅射威胁生命为理由拒绝出动飞机。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人的爱国心比以前淡薄了呢？不是。这只能说明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人的爱国心注入了新的内涵，具备了某种普世的背景。这一切正体现在东京电力公司50位勇士淡然面对核幅射的威胁、坚守岗位的壮举上。
日本不会沉没
日本是一个地震、火灾频发的岛国。日本的历史发展与地震密切相关。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爆发，使日本统治者强烈意识到了国土的狭小，不足以回旋，对日本后来一意孤行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和军国主义的升级，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1943年9月至1945年1月，时值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严重受挫、战争陷于泥沼之时，日本连续爆发的三次大地震，加深了日本人的厌战情绪，对于日本后来宣布“无条件投降”、转向和平主义路线、不遗余力地追求经济物质的繁荣、最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虽然破坏严重，但同时也给泡沫经济破灭后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日本的城市结构、市镇建设的合理化带来新的契机。
由此可见，地震培养了日本人处变不惊、逢凶化吉的能力，正如《日本沉没》的作者所写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但我肯定：日本此次遭受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经受的考验也是史无前例的，恢复元气的时间会长一点，但我相信，一旦核幅射危机得到控制，日本社会就会迅速地恢复正常运转，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日本不会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