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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这是阻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
建设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了，但并没有出现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但能不能将其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还值得商榷。不过，不管“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成不成立，至少它给我们一个警示，那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跟不上的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平稳就可能出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来讨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用非常短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让世界羡慕的奇迹——GDP总量世界第二，虽然人均不高，但4000多美元也不算低了。有领导同志说：经济上总的来说不会出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过程中的。除了经济领域需要调整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没能处理好。收入分配、社会发展领域，也包括政治领域，还有很多的不协调，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从社会领域来看，“十二五”期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是最大的利益，其背后是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不理想，问题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在十六大召开之前，社会学界就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型社会”。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但从社会学上讲，“中等收入”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概念，因为“收入”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发达国家讲“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Class”和“收入”有关系，但又不是完全对等的。在西方，有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能够认同主流价值观的这群人，被叫做“中产阶层”。中国从政治上考虑，不愿意讲“阶层”或“阶级”这个词。
然而，从2002年召开十六大到现在将近十年了， “中等收入者”扩大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这是因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与分配方式、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关于分配方式，十六大后、特别是十七大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叫“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谓“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指除了劳动以外，还有技术、管理、资本等财产性收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我们发现，从十七大以后、特别是前两年，资本、技术、管理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用发挥很好，但是“劳动”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甚至相对比例是下降的。
单从“收入格局”看有两个不理想：第一，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高，国有企业、政府的收入很高。经济蛋糕做大后钱去哪里了呢？上缴财政了，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了。第二，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很低。像深圳等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多年不涨，或涨的幅度比物价上涨要低，实际的购买力可能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者的扩大速度就不理想，这是分配根源上的问题。从消费层面看，高涨的房价、物价，也让“中产阶层”的梦想难以实现。所以，分配和消费领域都出了问题，就让“中产阶层”的扩大受阻——虽然“中等收入者阶层”在扩大，但扩大的速度、比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于是，问题就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导致阶层固化
从社会学上讲，“阶层”是和“流动”相关的，即social class和social mobility是联系起来的，阶层由流动而来，通过流动而去。30年前我只是个农民的儿子，通过考大学、读研究生，我当了教授，我的收入比我父辈要高得多。这就是流动带给我的。社会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不流动、固化。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社会如果真是这样代际传递就坏了，人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我们从关注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到关注中间阶层扩大，背后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的发育、健全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也让底层的老百姓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空间。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上很好的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我本人就是教育政策改革的受益者。再比如，如果没有城乡就业的市场化、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哪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出来啊，哪有这么多私营老板、个体工商户的出现与发展啊。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给予底层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人还为进一步的改革付出了代价。例如，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全国有三四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所以说，在近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资源”、“机会”有向少部分人倾斜与集中的趋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产生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二代”现象——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用社会学的话讲，这叫阶层的复制。父亲是农民工，儿子是新生代农民工，也许赚的比父亲多了，但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
所以，我们的就业、分配、户籍制度都要改革。不然的话，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就变小了，机会就变少了，让中间阶层变大就会越来越困难。如果底层社会太大，就会带来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不认同，对执政党就会有挑战，矛盾和问题就会积累起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没有实现预期利益的集团就会有冲突、矛盾。
改革中的有些政策不完善，被利益集团歪曲利用了，造成了“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这是阻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改革的出发点和方向没有错，但是政策的初衷和实施效果不是那么一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就出现了先富怎么带动后富、怎么共同富裕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并不很清楚，有些是认识不到位，有些是对规律把握不准。改革初期，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上做大、做强，这没有问题。但后来我们突然发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十六大以后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要“效率和公平并重”。我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深化的。十七大以后我们还提出了初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三次分配讲求公平，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在网上和网民交流时谈到“初次分配也不能简单地讲求效率”。再如，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干预。所以，初次分配也要效率和公平兼顾、并重，不能简单地让市场调节。那些黑心老板就是不想给工人涨工资，怎么办？工会对工人的保护又不是很到位，弱小的、分散的劳动者资方怎么对抗？！
破解利益集团，最终还得“讲政治”
建设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形成，政府就很容易被裹挟，很多公共政策就不能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的需求。比如说房价问题，总理下了多大的决心啊，可还是控制不住，以至于今年要通过立“军令状”这种行政手段。高房价背后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说得难听一点，政府商人都有利益，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被忽略了。政府的住房政策本来更应是一个社会政策，不是经济政策。我们把住房仅仅当作支柱产业来搞，肯定是搞偏了。社会政策变成经济政策，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生财的摇钱树。所以，他们横竖也不愿意改变政策的性质。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说穿了，指的就是社会不能稳定，不能持续发展。既得利益集团虽然形成了，但是在媒体化时代，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公民意识觉醒，自我保护意识、权利意识都增强了，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了，这就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张力。所以，我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现在中央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多，几万人起哄事实上是借机发泄心中的不满，而网络又为发泄开辟了新的领域。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交相呼应，给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压力。
怎么破解“利益集团”的格局？社会学只能是预测、分析问题，而解决问题最终还要“讲政治”。说到底，就是要尊重公民的权利——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公民老是被“给予”不行，民生不仅讲福利，还要讲民主，就是公民的权利。福利加权利，民生加民主，才能赢得民心和政局的稳定。民生加民主等于民心，福利加权利等于稳定。
社会和谐稳定与否，要看三种阶层关系能否处理好
第一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关系。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是“机会”和“资源”，一个人对资源的占有量和对机会的把握程度决定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由此界定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首先是干群关系，即官民关系。官员与民众掌握的机会与资源、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其次是劳资关系，再次是贫富关系。
第二是强势阶层之间的关系。老板、学者、官员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要构筑一个“防火墙”，使他们之间不能结盟，不能交易，不能勾结。官商勾结、官学不分、商学一家就会出问题，他们会垄断社会资源，霸占社会机会。官员有权力，学者掌握话语权，老板有经济资源，如果他们互通有无，下层老百姓就没有希望了，上下流动的路就被堵死了。
第三是失意精英阶层和普通弱势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原来的精英阶层如果利益没有得到保护，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就会对社会不满。比如一些退休老干部、退休知识分子、退伍军人，这些人是很有能量的。他们对社会不满的话，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在岗的一些人也有失意的。既有失意精英，还有精英失意。有官官相护，也有官官相斗；有官商勾结，也有官商对立。
“前30年”是经济领域改革，“后30年”是社会领域改革
培育中产阶层，就是要改革社会流动机制。一方面与收入分配有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事业体制有关。
当下，社会领域改革和创新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有人讲，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是经济领域改革的话，那后30年可能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包括社会管理创新。“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就包括教育、劳动、就业、住房、医疗保障。这些事情的改革首先是从体制、机制、政策层面来改，所以中央提出“十二五”时期“社会事业”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前几年已提出来，现在仍然在探索，难度确实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改革是农村改革，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建立；90年代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经济和产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涉及了一两亿人；第三次大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虽然只涉及三四千万人，但是意义重大，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公共服务这些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三四千万人占到我们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其改革对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不过，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一定的社会话语权，所以这种既得利益的调整难度会非常大。但不改革，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很难往前推进。
建设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了，但并没有出现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但能不能将其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还值得商榷。不过，不管“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成不成立，至少它给我们一个警示，那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跟不上的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平稳就可能出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来讨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用非常短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让世界羡慕的奇迹——GDP总量世界第二，虽然人均不高，但4000多美元也不算低了。有领导同志说：经济上总的来说不会出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过程中的。除了经济领域需要调整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没能处理好。收入分配、社会发展领域，也包括政治领域，还有很多的不协调，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从社会领域来看，“十二五”期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是最大的利益，其背后是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不理想，问题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在十六大召开之前，社会学界就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型社会”。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但从社会学上讲，“中等收入”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概念，因为“收入”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发达国家讲“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Class”和“收入”有关系，但又不是完全对等的。在西方，有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能够认同主流价值观的这群人，被叫做“中产阶层”。中国从政治上考虑，不愿意讲“阶层”或“阶级”这个词。
然而，从2002年召开十六大到现在将近十年了， “中等收入者”扩大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这是因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与分配方式、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关于分配方式，十六大后、特别是十七大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叫“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谓“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指除了劳动以外，还有技术、管理、资本等财产性收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我们发现，从十七大以后、特别是前两年，资本、技术、管理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用发挥很好，但是“劳动”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甚至相对比例是下降的。
单从“收入格局”看有两个不理想：第一，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高，国有企业、政府的收入很高。经济蛋糕做大后钱去哪里了呢？上缴财政了，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了。第二，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很低。像深圳等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多年不涨，或涨的幅度比物价上涨要低，实际的购买力可能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者的扩大速度就不理想，这是分配根源上的问题。从消费层面看，高涨的房价、物价，也让“中产阶层”的梦想难以实现。所以，分配和消费领域都出了问题，就让“中产阶层”的扩大受阻——虽然“中等收入者阶层”在扩大，但扩大的速度、比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于是，问题就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导致阶层固化
从社会学上讲，“阶层”是和“流动”相关的，即social class和social mobility是联系起来的，阶层由流动而来，通过流动而去。30年前我只是个农民的儿子，通过考大学、读研究生，我当了教授，我的收入比我父辈要高得多。这就是流动带给我的。社会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不流动、固化。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社会如果真是这样代际传递就坏了，人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我们从关注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到关注中间阶层扩大，背后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的发育、健全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也让底层的老百姓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空间。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上很好的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我本人就是教育政策改革的受益者。再比如，如果没有城乡就业的市场化、二元结构体制的松动，哪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出来啊，哪有这么多私营老板、个体工商户的出现与发展啊。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给予底层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人还为进一步的改革付出了代价。例如，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全国有三四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所以说，在近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资源”、“机会”有向少部分人倾斜与集中的趋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产生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二代”现象——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用社会学的话讲，这叫阶层的复制。父亲是农民工，儿子是新生代农民工，也许赚的比父亲多了，但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
所以，我们的就业、分配、户籍制度都要改革。不然的话，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就变小了，机会就变少了，让中间阶层变大就会越来越困难。如果底层社会太大，就会带来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不认同，对执政党就会有挑战，矛盾和问题就会积累起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没有实现预期利益的集团就会有冲突、矛盾。
改革中的有些政策不完善，被利益集团歪曲利用了，造成了“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这是阻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改革的出发点和方向没有错，但是政策的初衷和实施效果不是那么一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就出现了先富怎么带动后富、怎么共同富裕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并不很清楚，有些是认识不到位，有些是对规律把握不准。改革初期，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上做大、做强，这没有问题。但后来我们突然发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十六大以后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要“效率和公平并重”。我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深化的。十七大以后我们还提出了初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三次分配讲求公平，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在网上和网民交流时谈到“初次分配也不能简单地讲求效率”。再如，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干预。所以，初次分配也要效率和公平兼顾、并重，不能简单地让市场调节。那些黑心老板就是不想给工人涨工资，怎么办？工会对工人的保护又不是很到位，弱小的、分散的劳动者资方怎么对抗？！
破解利益集团，最终还得“讲政治”
建设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一旦形成，政府就很容易被裹挟，很多公共政策就不能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的需求。比如说房价问题，总理下了多大的决心啊，可还是控制不住，以至于今年要通过立“军令状”这种行政手段。高房价背后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说得难听一点，政府商人都有利益，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被忽略了。政府的住房政策本来更应是一个社会政策，不是经济政策。我们把住房仅仅当作支柱产业来搞，肯定是搞偏了。社会政策变成经济政策，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生财的摇钱树。所以，他们横竖也不愿意改变政策的性质。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说穿了，指的就是社会不能稳定，不能持续发展。既得利益集团虽然形成了，但是在媒体化时代，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公民意识觉醒，自我保护意识、权利意识都增强了，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了，这就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张力。所以，我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现在中央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多，几万人起哄事实上是借机发泄心中的不满，而网络又为发泄开辟了新的领域。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交相呼应，给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压力。
怎么破解“利益集团”的格局？社会学只能是预测、分析问题，而解决问题最终还要“讲政治”。说到底，就是要尊重公民的权利——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公民老是被“给予”不行，民生不仅讲福利，还要讲民主，就是公民的权利。福利加权利，民生加民主，才能赢得民心和政局的稳定。民生加民主等于民心，福利加权利等于稳定。
社会和谐稳定与否，要看三种阶层关系能否处理好
第一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关系。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是“机会”和“资源”，一个人对资源的占有量和对机会的把握程度决定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由此界定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首先是干群关系，即官民关系。官员与民众掌握的机会与资源、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其次是劳资关系，再次是贫富关系。
第二是强势阶层之间的关系。老板、学者、官员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要构筑一个“防火墙”，使他们之间不能结盟，不能交易，不能勾结。官商勾结、官学不分、商学一家就会出问题，他们会垄断社会资源，霸占社会机会。官员有权力，学者掌握话语权，老板有经济资源，如果他们互通有无，下层老百姓就没有希望了，上下流动的路就被堵死了。
第三是失意精英阶层和普通弱势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原来的精英阶层如果利益没有得到保护，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就会对社会不满。比如一些退休老干部、退休知识分子、退伍军人，这些人是很有能量的。他们对社会不满的话，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在岗的一些人也有失意的。既有失意精英，还有精英失意。有官官相护，也有官官相斗；有官商勾结，也有官商对立。
“前30年”是经济领域改革，“后30年”是社会领域改革
培育中产阶层，就是要改革社会流动机制。一方面与收入分配有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事业体制有关。
当下，社会领域改革和创新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有人讲，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是经济领域改革的话，那后30年可能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包括社会管理创新。“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就包括教育、劳动、就业、住房、医疗保障。这些事情的改革首先是从体制、机制、政策层面来改，所以中央提出“十二五”时期“社会事业”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前几年已提出来，现在仍然在探索，难度确实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改革是农村改革，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建立；90年代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经济和产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涉及了一两亿人；第三次大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虽然只涉及三四千万人，但是意义重大，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公共服务这些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三四千万人占到我们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其改革对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不过，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一定的社会话语权，所以这种既得利益的调整难度会非常大。但不改革，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很难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