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发展科学技术，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不懂得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要发展它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新近出版的《科学能力学引论》正是这样一本探索科学创造奥秘的书。书中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特征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社会的科学能力与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第178页)社会的科学能力是特殊的生产力，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是特殊的生产关系。它虽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意识有密切关系，但又有其独特的运动规律。作者认为，“科学能力是决定科研领域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第184页)反之，“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科学能力的发展”。(第186页)这为我国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与制定新的科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科学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因而科研工作中由物到人之间也就构成了一个系统，它的各个环节间互相制约，互相调节，如果其中一个环节运行不正常，整个系统的功能将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完全失效。按照水桶理论，一个水桶中的水准是以其中最坏的木板的水准为标准，而不是好坏木板的平均值，更不是以最好木板为准。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发现，图书情报工作在一个民族的科学能力中是何等重要。“作为‘图书——情报，系统，它是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图书情报资料，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科学劳动的劳动资料；作为情报知识，它还是一个民族科学创造的中介纽带”。(第34页)我国目前存在着科技著作出版难，出了书后书店卖书难，需要的读者买书难，上述理论无疑是对这种情况的当头棒喝。那种认为图书馆仅仅是藏书之地，是闲散无能之人藏身之地的陈腐观念应当被抛弃了。那种把图书馆当作自己领地加以封锁的作法是必须打破的。
　　科学发明和创造是否有原动力？如果有，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以为，一切科学发明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人的素质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因素。而科学的怀疑精神则是科学发明的必要因素。“科学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既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科研课题的发生器”。(第108页)“一般来说，当人们寻求真理的好奇心受到传统科学的压制时，好奇心马上就转化为对传统科学的怀疑精神。这种怀疑进行得愈深刻、愈有力，科学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也就看得愈清楚，愈准确”。(第108页)一个只会接受传统知识而不敢对之提出任何怀疑的人，对科学创造来说毫无用处。没有了怀疑精神，就意味着科学创造力的死亡。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我们总是教育他不要怀疑，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承认我们的教育方式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要么我们将接受这样痛苦的事实：我们培养的学生再多，其创造力也极为有限。那种陈腐僵化的教育方式，最终会让我们自食其果的。科学理论所证明的，是不容人们有侥幸心理的。
　　另外，“科学家的兴趣，往往是发挥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有趣的是，科学家的兴趣是经常转移的”。(第71页)如何尊重科学工作者的兴趣，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科技政策如何尊重科学创造的特殊性的问题。
　　科学管理的民主化和学术自由更是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不但体现在如何尊重科学创造的特殊性上，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容许错误的东西存在上。“谬误并不可怕，也不可恨。谬误和真理，象岩石和矿藏一样共生共存”。(第134页)一个民族，在学术上如果不允许错误的东西存在，不给那些同传统认识有差别的见解以发表的机会，不喜欢在无拘无束的自由探讨中发展真理，那么，这个民族将丧失起码的创造能力。它既不能保护“超科学”的巨大成就(象伽罗瓦的群论)，也不能剔除“伪科学”的极度污秽(如曼斯默的骗局)。到头来，这个民族将只会在常规科学领域蹒跚而行，决不可能在新生学科领域大踏步前进(参见第141页)。
　　读完此书，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它也象任何书一样有不完善和欠妥当的地方，这应是常识，毋需每次都重复)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对我国目前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方式也会有一定的认识。
　　
　　(《科学能力学引论》，赵红州著，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3.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