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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造成倦怠的工作压力比作小提琴的琴弦,就再恰当不过了。无压力就好比是松松垮垮的琴弦,怎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而巨大的压力就好比崩紧到极限的琴弦,最终的后果可想而知。
程涛是一个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公务员,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被周围的人当作楷模,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可是,在他自己的心里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能力下降、无法胜任工作,经常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差错不断,工作能拖就拖,好像每天都欠着很多债,没有办法补起来。
因此,程涛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想,我是不是应该辞职了,但出去又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留下来又看不见前途,工作忙又顾不了家,觉得特别没有用,就像一头只能围着石磨打转的驴,找不到改变的方向和路径。
程涛所处的状态,就是典型的职业倦怠。北京易普斯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发表在《财富》(中文版)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到:“我们有理由惊呼:上帝在赋予企业家名誉、财富和成就的同时,也顺手拿走了阻挡侵袭职业健康的洪水的闸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公务员。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很多人把做公务员比作是一座“围城”。“城外人”在用一种艳羡的眼光注视着公务员群体的时候,有谁思考过“城内人”的守望之苦?
让我们从两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说起,一个是“贾士贞”,一个是“池大为”。
“池大为”的坚守:一元化通道
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第一天走进省卫生厅办公室,丁小槐就告诉他:“前途无‘亮’,真是一点亮都没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寥寥40个字,就把机关公务员面对职业上升通道狭窄的苦恼,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更让池大为苦恼的是,因为升职的问题,池大为与妻子经常吵架,家庭生活不和谐,对外交往也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当池大为的妻子董柳提出,“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时,池大为感到了“绝望”。为了能够重新做人,池大为决心“把自己的过去杀死”。
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普通机关公务员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前途,呈现出的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不过,与池大为相比,贾士贞更痛苦,因为他有“身份之忧”——借调干部。
贾士贞因为勇敢进谏,被提前中止借调,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省委大门时,当初报到时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前后对比,贾士贞对职业发展的压力,有着比其他公务员更为强烈的感受,“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门时,看到闪着金色光芒的大字,那时,他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怀抱着远大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将自己的前程描绘得如诗如画。然而,现在一切都破灭了,他觉得自己突然跌入万丈深渊,所有的理想和冲动顷刻间都化为泡影”。
对借调干部贾士贞来说,他如果不能变成具有组织部编制的正式干部,一句话就能让他提前离开。何时转成正式编制,是他唯一一条向上的路。而“退回”原单位,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种失败。
推而广之,如果贾士贞不是借调干部,他同样面对如何向上发展的问题。其实,这是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直面的现实。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的思维定式,对公务员形成了一种巨大压力,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威力”。调查显示,职业发展压力是造成公务员倦怠的最大因素之一。
当公务员面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单项选择时,由焦虑进而倦怠,就变得不可避免,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将其概括为“一元化上升通道”。所以,池大为只能选择坚守在省卫生厅,并在坚守中寻找机会。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也只有在这种一元化的思维定势下,公务员下海才会成为新闻。换句话说,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旋转门”,在目前阶段,还没有真正转动起来。
因此,这种一元化的发展途径,就成了公务员倦怠的重要“病原体”。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认为,“公务员的仕途只有一个通道——升迁,难以做多元化的发展,面临有限的机会,难免低沉。”
职场睡人:我为什么不能与工作“热恋”
在很多人看来,池大为无疑是成功的,他最后成为厅级干部。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公务员都能拥有池大为的机缘。
实际上,大多数公务员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唱着“同一首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公务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如同一台程式化的机器,依靠一种惯性在重复,重复的次数多了,必定会出现疲劳,工作中难以提起兴致更打不起精神。无论是多么感兴趣的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加拿大著名心理大师克丽丝汀·马斯勒对职业倦怠症患者的形容——“职场睡人”。
李超平告诉《决策》:“公务员工作注重程序性、原则性,相对企业来说,工作灵活性差,这对于那些成就动机很强的人来说,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掉了对这个职业的所有好感,就会感到很无聊,工作起来很痛苦,便造成工作倦怠。”
由此可见,复制粘贴出来的日子最易导致工作倦怠感,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对公务员来说,唱同一首歌消耗激情的同时,更感受到“社会上下千条线,政府中间一根针”带来的工作压力。
成锡锋在调查报告中分析认为,公务员工作中的每一件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从市场监管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工作。正因如此,加班加点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司空见惯。成锡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人认为“工作繁琐复杂,工作量大”、“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精力大多被单位的工作牵扯,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这说明,政府部门的确是工作辛苦任务繁重的行业,政府部门公务员比较容易因为工作量大而导致情绪衰竭。
第三个方面,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缺少工作激励,也与职业倦怠有着直接关系。尤其是对政府直属机关的公务员来说,不像企业评价员工那样简单,很难用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问卷调查也显示,虽然公务员每天忙忙碌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这在无形中造成公务员成就感低落。
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进行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价值感缺失”频繁出现在包括机关行政人员在内的所有类别被调查者的归因分析中。对此,李超平认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是否匹配的问题。具体到公务员来说,“有一批人是冲着公务员队伍的权力或者资源去的,本身并不喜欢这个工作,这一类人最有可能出现职业倦怠。”
同样是在公务员这个群体中,调查数据显示,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倦怠感随之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县长、市长、厅长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而且。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媒体关注度等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机关公务员,在工作的心理感受上满意度高,倦怠感的程度相对就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
程涛是一个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公务员,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被周围的人当作楷模,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可是,在他自己的心里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能力下降、无法胜任工作,经常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差错不断,工作能拖就拖,好像每天都欠着很多债,没有办法补起来。
因此,程涛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想,我是不是应该辞职了,但出去又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留下来又看不见前途,工作忙又顾不了家,觉得特别没有用,就像一头只能围着石磨打转的驴,找不到改变的方向和路径。
程涛所处的状态,就是典型的职业倦怠。北京易普斯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发表在《财富》(中文版)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到:“我们有理由惊呼:上帝在赋予企业家名誉、财富和成就的同时,也顺手拿走了阻挡侵袭职业健康的洪水的闸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公务员。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很多人把做公务员比作是一座“围城”。“城外人”在用一种艳羡的眼光注视着公务员群体的时候,有谁思考过“城内人”的守望之苦?
让我们从两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说起,一个是“贾士贞”,一个是“池大为”。
“池大为”的坚守:一元化通道
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第一天走进省卫生厅办公室,丁小槐就告诉他:“前途无‘亮’,真是一点亮都没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寥寥40个字,就把机关公务员面对职业上升通道狭窄的苦恼,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更让池大为苦恼的是,因为升职的问题,池大为与妻子经常吵架,家庭生活不和谐,对外交往也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当池大为的妻子董柳提出,“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时,池大为感到了“绝望”。为了能够重新做人,池大为决心“把自己的过去杀死”。
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普通机关公务员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前途,呈现出的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不过,与池大为相比,贾士贞更痛苦,因为他有“身份之忧”——借调干部。
贾士贞因为勇敢进谏,被提前中止借调,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省委大门时,当初报到时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前后对比,贾士贞对职业发展的压力,有着比其他公务员更为强烈的感受,“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门时,看到闪着金色光芒的大字,那时,他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怀抱着远大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将自己的前程描绘得如诗如画。然而,现在一切都破灭了,他觉得自己突然跌入万丈深渊,所有的理想和冲动顷刻间都化为泡影”。
对借调干部贾士贞来说,他如果不能变成具有组织部编制的正式干部,一句话就能让他提前离开。何时转成正式编制,是他唯一一条向上的路。而“退回”原单位,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种失败。
推而广之,如果贾士贞不是借调干部,他同样面对如何向上发展的问题。其实,这是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直面的现实。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的思维定式,对公务员形成了一种巨大压力,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威力”。调查显示,职业发展压力是造成公务员倦怠的最大因素之一。
当公务员面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单项选择时,由焦虑进而倦怠,就变得不可避免,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将其概括为“一元化上升通道”。所以,池大为只能选择坚守在省卫生厅,并在坚守中寻找机会。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也只有在这种一元化的思维定势下,公务员下海才会成为新闻。换句话说,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旋转门”,在目前阶段,还没有真正转动起来。
因此,这种一元化的发展途径,就成了公务员倦怠的重要“病原体”。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认为,“公务员的仕途只有一个通道——升迁,难以做多元化的发展,面临有限的机会,难免低沉。”
职场睡人:我为什么不能与工作“热恋”
在很多人看来,池大为无疑是成功的,他最后成为厅级干部。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公务员都能拥有池大为的机缘。
实际上,大多数公务员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唱着“同一首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公务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如同一台程式化的机器,依靠一种惯性在重复,重复的次数多了,必定会出现疲劳,工作中难以提起兴致更打不起精神。无论是多么感兴趣的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加拿大著名心理大师克丽丝汀·马斯勒对职业倦怠症患者的形容——“职场睡人”。
李超平告诉《决策》:“公务员工作注重程序性、原则性,相对企业来说,工作灵活性差,这对于那些成就动机很强的人来说,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掉了对这个职业的所有好感,就会感到很无聊,工作起来很痛苦,便造成工作倦怠。”
由此可见,复制粘贴出来的日子最易导致工作倦怠感,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对公务员来说,唱同一首歌消耗激情的同时,更感受到“社会上下千条线,政府中间一根针”带来的工作压力。
成锡锋在调查报告中分析认为,公务员工作中的每一件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从市场监管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工作。正因如此,加班加点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司空见惯。成锡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人认为“工作繁琐复杂,工作量大”、“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精力大多被单位的工作牵扯,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这说明,政府部门的确是工作辛苦任务繁重的行业,政府部门公务员比较容易因为工作量大而导致情绪衰竭。
第三个方面,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缺少工作激励,也与职业倦怠有着直接关系。尤其是对政府直属机关的公务员来说,不像企业评价员工那样简单,很难用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问卷调查也显示,虽然公务员每天忙忙碌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这在无形中造成公务员成就感低落。
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进行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价值感缺失”频繁出现在包括机关行政人员在内的所有类别被调查者的归因分析中。对此,李超平认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是否匹配的问题。具体到公务员来说,“有一批人是冲着公务员队伍的权力或者资源去的,本身并不喜欢这个工作,这一类人最有可能出现职业倦怠。”
同样是在公务员这个群体中,调查数据显示,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倦怠感随之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县长、市长、厅长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而且。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媒体关注度等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机关公务员,在工作的心理感受上满意度高,倦怠感的程度相对就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