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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的是从1966 年起直到毛泽东去世时为止，大约10 年的浩劫，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
我们这代80年后的人，没有亲历过这场劫难，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情形只能从书中获得：“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1]
尽管我们敬仰毛泽东和钦佩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雄韬伟略，但是仅从叙述的角度来讲，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毛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超凡地位也使得他的决策错误足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浩劫。
在中国，政治一向是干预经济并对其产生重大甚至引导作用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灾难就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
2 对本文探讨思路的一点说明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因遭受严重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当时的经济，都是必将被彻底否定的。但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就必须如何具体分析当时的各种经济现象，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简单的以意识形态来评判。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应当把“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细致地区别开来。实践已经证明，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而且还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必然发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看不到这种联系和影响，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虽有联系，但是却又不能混淆。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也就不能客观的把握那个时期经济的真实状况。
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包括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从事了其他各种活动，如组织生产，进行建设，发展经济，开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以及外交、军事、体育等活动。虽然“文化大革命”对上述各种活动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各种活动本身必然还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要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二者区别是明显的。唯其分清了这种区别，才没有导致对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彻底否定，才能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客观的研究。这种客观的研究，既充分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经济活动本身的运地轨迹，肯定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某些成就。
3 文化大革命期间真实的经济状况
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经济史50多年历史过程中，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是最难研究的一段。首先是搜集资料难。不仅统计资料奇缺，而且核实任务极重。其次是综合分析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备受摧残，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的发展和成就，分析的分寸不易把握。“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情况的资料来源和资料取舍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的计划与统计工作遭受破坏，没有公布过系统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综合性的研究和专题性分析的经济论文或报告。
好在笔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发现了两份数据表：
表1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表 (以1966 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25 - 231 页。
表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83 、333 、345 、357 页。
表1所提供的信息清楚的告诉我们：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 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 和1968 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 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 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 年萧条时期的数字。这里的数字是以总重量计数的，而产量和进口的数字指的是肥料。
表2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第229 、386 页；《中国农业年鉴》( 1980 )，P34、40页。
表2中的数据与全国的工业数据相比，我们发现，农业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 和1969 年，粮食产量下降；1969 和1970 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 和1969 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 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 至1968 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到1970 年，工农业均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 年或1967 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显然，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4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教训
4.1 领导人的主观干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 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 和1959 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 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2]
1958 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 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3]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 和1959 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上，正如古语有云：术业有专攻，治理国家也不例外。领导人脱离实际的主观干预于国家无益，只会增加决策错误的风险。
4.2 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清。毛泽东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为了保证他所想象的革命的“纯粹性”，甚至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如果毛在60 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4.3 经济战略的制定缺乏经验。由于“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此处无意要冒犯或是指责当时的领导人对宏观经济不够专业，但是当时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方法上确实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自1966 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实际上是自50 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 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一方面，领导人中没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定位，这或许和经济建设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有关系。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人们甚至都狂热到不去理会这样做的原因，直到伟人的离去，才开始反思政策的正确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为经济当时经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这种模式是以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以自然经济与产品经济相结合的封闭型经济为特征的，它必然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参考文献
[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73、P312
[2]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7 月23 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 话》，P142~143
收稿日期：2007-12-2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的是从1966 年起直到毛泽东去世时为止，大约10 年的浩劫，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
我们这代80年后的人，没有亲历过这场劫难，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情形只能从书中获得：“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1]
尽管我们敬仰毛泽东和钦佩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雄韬伟略，但是仅从叙述的角度来讲，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毛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超凡地位也使得他的决策错误足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浩劫。
在中国，政治一向是干预经济并对其产生重大甚至引导作用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灾难就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
2 对本文探讨思路的一点说明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因遭受严重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当时的经济，都是必将被彻底否定的。但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就必须如何具体分析当时的各种经济现象，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简单的以意识形态来评判。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应当把“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细致地区别开来。实践已经证明，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而且还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必然发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看不到这种联系和影响，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虽有联系，但是却又不能混淆。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也就不能客观的把握那个时期经济的真实状况。
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包括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从事了其他各种活动，如组织生产，进行建设，发展经济，开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以及外交、军事、体育等活动。虽然“文化大革命”对上述各种活动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各种活动本身必然还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要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二者区别是明显的。唯其分清了这种区别，才没有导致对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彻底否定，才能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客观的研究。这种客观的研究，既充分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经济活动本身的运地轨迹，肯定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某些成就。
3 文化大革命期间真实的经济状况
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经济史50多年历史过程中，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是最难研究的一段。首先是搜集资料难。不仅统计资料奇缺，而且核实任务极重。其次是综合分析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备受摧残，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的发展和成就，分析的分寸不易把握。“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情况的资料来源和资料取舍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的计划与统计工作遭受破坏，没有公布过系统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综合性的研究和专题性分析的经济论文或报告。
好在笔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发现了两份数据表：
表1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表 (以1966 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225 - 231 页。
表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83 、333 、345 、357 页。
表1所提供的信息清楚的告诉我们：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 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 和1968 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 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 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 年萧条时期的数字。这里的数字是以总重量计数的，而产量和进口的数字指的是肥料。
表2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第229 、386 页；《中国农业年鉴》( 1980 )，P34、40页。
表2中的数据与全国的工业数据相比，我们发现，农业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 和1969 年，粮食产量下降；1969 和1970 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 和1969 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 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 至1968 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到1970 年，工农业均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 年或1967 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显然，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4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教训
4.1 领导人的主观干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 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 和1959 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 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2]
1958 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 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3]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 和1959 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上，正如古语有云：术业有专攻，治理国家也不例外。领导人脱离实际的主观干预于国家无益，只会增加决策错误的风险。
4.2 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清。毛泽东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为了保证他所想象的革命的“纯粹性”，甚至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如果毛在60 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4.3 经济战略的制定缺乏经验。由于“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此处无意要冒犯或是指责当时的领导人对宏观经济不够专业，但是当时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方法上确实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自1966 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实际上是自50 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 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一方面，领导人中没人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定位，这或许和经济建设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有关系。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人们甚至都狂热到不去理会这样做的原因，直到伟人的离去，才开始反思政策的正确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为经济当时经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这种模式是以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以自然经济与产品经济相结合的封闭型经济为特征的，它必然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参考文献
[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73、P312
[2]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7 月23 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 话》，P142~143
收稿日期：200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