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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十面埋伏》宣传时，张艺谋曾说，“像刘德华、金城武，什么都能演，就不能演农民。”
十年后，刘德华演了一个农民。
“我小时候写我的志愿是农夫，真的。”刘德华说。他还聊起自己1980年代看到《红高粱》时，边看边想：如果我拍会怎么样？
现在，他在电影《失孤》里给出了回答：微微驼背，蹲着吃饭。衬衣里套T恤再套秋衣，整部戏只穿一双球鞋。导演彭三源说，刘德华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跟自己的手过不去，他随身带锉刀和药水，随时虐自己——它们可以制造出脏指甲和粗糙起皮的手背。
彭三源一开始就对刘德华提出要求：一个15年风餐露宿在路上找儿子的农民会很黑，但最好不要用灯烤，因为“太豪华”。刘德华当时没吭声，但他后来真的只穿一件背心，站在沙滩上晒了一周。建组后，他已经“黑透了”。
他甚至琢磨出一个办法来突出自己脸上的皱纹：找到顶光，腿曲一点点蹲下，让光永远从高处射下来。
有一场戏，彭三源把刘德华扔进江西火车站附近的人堆，偷拍他贴寻人启事。刘德华正贴得认真，导演却从监视器里发现，有个路过的时尚美女嫌他脏，白了他一眼。
听说自己被人嫌弃，刘德华很得意。
彭三源称赞他，“不光是造型，个人气质也向内地农民无限靠近。”
影片上映后，人们再一次感概刘德华的勤奋拼命；而实际上，在十几年前，这样的转变也许无法完成。社会写实题材影片数量、电影市场发展、观众接受程度、投资意愿、投资能力和明星自身的成长全部加在一起，才让刘德华这个香港巨星成功变成了一个农民。
刘德华现在已经53岁， 2015年是他出道的第35个年头，而这段时间恰好是香港与内地变化最大的三十年，他周遭的社会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难得的是，他一直在紧跟时代步伐，成为港人心中“香港精神”的代言者，也成为内地几代人最熟悉的港星代表。
“时势造英雄，”他说，“英雄造时势说的就真的是大人物了。”他至今也很惊奇自己的“命好”：香港电视最蓬勃的时候，他在；电影最蓬勃的时候，他在；流行音乐的顶峰时期，他也在。
现在，他将工作重心放在内地，努力让自己越来越融入其中。“其实有语言上的障碍。以前可能大家会想，他演内地人行吗？后来他们开始慢慢接受。就好像现在大家起码不会抗拒我演一个农民了。”
“你哪里来的台湾市场？”
第一次见到内地农民时，刘德华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叫作“农民”。
1995年，他跟杜琪峰去长春拍《天若有情3》，有一场戏在玉米田里面拍，工作人员在田地里面藏拍戏时用的炸药，之后让飞机掉下去爆炸。
这时，刘德华发现有一个人站在一旁。他抱着自己的小孩，一直对他们说：“快点走，快点走，不要把炸药堆在那。”
“我们给那个地方付了钱，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户都能分一点。”刘德华回忆。那个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好像他的生命、他的下一代都是和农田紧密联系的。
“他宁可这个没了、那个没了、我也没了都没关系，只要跟农田在一起生，一起死。”刘德华说。
后来他知道，那是一个内地农民。
拍《失孤》时，他在自己的贴身斜挎包上找回了这种感觉：作为农民雷泽宽，他一直把包背在胸前，走路时用手小心护着，再在上面围一件外套。
刘德华一直不觉得自己跟农民有很大距离。他出生在香港新界大埔泰亨村，6岁时搬到城市贫民区，小时候要帮工。19岁之前，香港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1982年，他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机遇。这一年，他跑到香港坚城片场，出现在周润发面前。他来搞清一个问题：我究竟能不能参演一部会得罪台湾市场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其中一个男主角原本是给周润发预留的，但被他拒绝。此时影片已经在海南开机，在摄影师钟志文和歌手林子祥的推荐下，制片人夏梦找到了刘德华。
那时候，刘德华还是歌手林子祥记忆里的“胖小子”，他的前经纪人张国忠印象中“有礼貌的后生仔”。作为无线电视台艺员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本土男演员，他自然要遵循香港男明星的制造机制：训练班的严格考试与淘汰——毕业后拿到合约——跑龙套——争取出头之日。
从林子祥《夜来香》音乐录影带里的“嫖客甲”到周润发《鳄鱼潭》里的杀手，他已跑了一段时间龙套。听说有戏可拍，他很高兴。
但他很快就听说了周润发推掉《投奔怒海》的原因：彼时，香港电影十分依赖海外、尤其是台湾市场，而台湾禁止有大陆工作人员参与制作和在大陆拍摄的任何电影在台上映。周润发害怕失去台湾市场。
他问周润发：“如果我去海南岛拍戏，那我的台湾市场岂不也有危险？”
“你哪里来的台湾市场？”周润发反问。
刘德华一想，也对，自己什么都没有，应该豁出去试试。
于是，他在无意间跟大陆、台湾这样的遥远名词扯上了若有似无的关系。《投奔怒海》是一部讲述越南平民百姓悲惨生活的影片，他要在其中饰演一个在越南新经济区接受劳改的角色。虽然许鞍华一直坚持这部影片与政治无关，但至今仍有很多影评人认为它含有某种政治隐喻，而拍摄背景则是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北京，而后英国向中国提出的分拆香港“主权”及“治权”方案又被北京否决，香港的前途问题浮出水面。
对于刘德华来讲，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在许鞍华的印象里，那时候“长得特别好看，头发很长”的华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孩子”。1982年10月，香港《号外》杂志引述许鞍华的话说，刘德华在剧组“一天到晚都在玩”，“不是把反应弹缠在身上乱跑，就是扮李小龙、谢贤和单慧珠，逗工作人员开心”。
在拎着给剧组的两块反光板抵达海南机场之前，他还没有坐过飞机；这甚至是他第一次离开香港，内地对他来讲就是“外地”，“很乡下，还坐过木船”。他不觉得苦，只觉得开眼界，“我从没想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 但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这是他第一次用国语拍电影，第一次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是在演主角。
为了更贴近角色，他专门去了趟日照更好的三亚，把皮肤晒黑，又把长头发剪短——他自己曾形容，那发型“像一个箭猪”。最后，影片中的刘德华虽然还稍显稚嫩，但完全摆脱了他从前给人的印象。
1980年代初，香港的电视观众正在开始重新走向电影院，电影票房逐渐走高。黄霑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这样描述这几年：“香港人终于不再以电视下饭……大家都跑到外边享受去了：青年人再进电影院享受新浪潮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奔怒海》这部严肃的社会写实影片竟然票房口碑双丰收，不仅被称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经典力作，更在香港本地收获1500万票房，创下文艺片票房纪录；刘德华因此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知名度迅速提高。
这之后为香港电影带来新景象的“新浪潮”电影在昙花一现后逐渐消失。即使凭借一部社会写实影片成名，在商业化大众娱乐化的香港，与无线电视台有约在身的刘德华还是顺着商业偶像的道路继续前进。他被无线力捧，接连成为《猎鹰》《神雕侠侣》等无线热播剧目的男主角。
1983年，无线高层将他与其他4个当红小生汤镇业、黄日华、苗侨伟、梁朝伟同台出现，并把他们称为“无线五虎将”打包推出。经过这个颇有观众缘的商业花招，两年前还“什么市场都没有”的刘德华首先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我以为我是神”
1993年8月，唱完两首歌的间隙，刘德华环顾上海体育馆里疯狂的内地歌迷。四周很暗，亮银色的演出服让他在台上闪闪发光。
“要疯狂，但是不要危险，”他招着手说，“不要把你们手上的电筒往我这边丢。”
嘈杂的观众席里一阵哄笑，紧接着又传来一声突兀的尖叫：“华仔！”
这是刘德华第一次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也是他第一次来内地开演唱会。演唱会前，公司对举办地没有做过市场调查，“谁愿意做就谁办”。
他完全想不到自己在内地这么受欢迎。“他们可能是看演唱会的机会也不多，很开心，也比较疯狂，有人会把水扔下来。”刘德华回忆。
1990年代初，刘德华电影和音乐双栖发展，可算红透亚洲。而一开始，他在唱歌方面并不顺利。
最早鼓励刘德华唱歌的歌手是林子祥。1982年在海南拍《投奔怒海》时，林听了刘德华唱歌，劝他试试入行。刘德华开玩笑地回答他：“如果我（唱歌）行，就赚一元给你四毛。”
三年后，香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娱乐消费增多，流行音乐工业空前兴旺。很多唱片公司来找刘德华，他也有心往歌坛发展。可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之后，反响平平。很多人都说刘德华不是唱歌的料，也不可能在唱歌方面有所发展。
刘德华采用一种笨办法来面对反对声音：勤能补拙。“他不是一个先天很适合做娱乐圈的人，但他是一个后天十分之好的艺人。”刘德华前经纪人张国忠在2010年出道30周年电视特辑里评价。在他心里，华仔是“屡败屡战的一个战士”。
刘德华的勤奋同样体现在电影方面。有一次他跟周润发聊天，周润发聊起自己为什么会拍那么多戏，“现在市场很乱，以我们现在的能力，也分不清哪部是烂片、哪部是好片，所以都接下来。不接的话，万一好片跑到别人手上呢。”
刘德华深以为然。与无线合约到期后，他开始拼命演电影。人们对他的固定印象是，他永远充满精力，上蹿下跳地出现在各式片场，演戏时不时拨一拨当时最流行的分头。关之琳曾说，刘德华“几乎就没有睡觉的时候”，因为她睡觉的时候，他醒着；她醒的时候，他还醒着。
“我（接戏）是不分类的，除了脱衣服我不敢拍，什么都拍，”他说，“在香港你可以同时拍三部戏，早上拍这个，明天就换另外一部，晚上还能回家。”1988到1992年期间，每年上映的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竟然都超过十部。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港人都只争朝夕，一门心思往前冲。“香港人是这样的，也不知道三年五年以后，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只要真的有机会，就会牢牢掌握，绝不会让它溜走。” 刘德华说。
他把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比作一群渔民或农民：每一次出海、耕种，他们都希望能拿到最多，这样回来可以让他们过得久一些。“可现在的农民会想，今年的玉米太多了，得烧掉一点，不然就便宜了，”他补充说，“现在的香港民众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看量多，我宁可做好。每个年代民众的思维和工作状态都逃不出既定生活环境对他的掌控。”
拼命工作了几年，成绩慢慢出现。1991年，平均每个月都有一部刘德华参演影片上映，票房总收入达两亿港元，在香港演员中居第一位。在香港人看来，华仔饰演的那些黑帮小混混都有一种街坊味，看起来贴心贴肺的亲切；而从《旺角卡门》到《天若有情》，华仔以重情重义的悲情英雄形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回归前香港“只争朝夕”的心理氛围。
而他在音乐方面也迎来大转折。1990年的专辑《可不可以》推出后，销量达到三白金，有人发现他“会唱歌了”。之后的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爱不完》与《一起走过的日子》也大获成功，后两个更是进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20张最畅销的专辑榜单。
时代给了刘德华机遇。那几年，从日本引入的卡拉OK大受欢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本地流行音乐会也大幅度增加（1983年只有18场，6年后达到129场），而与此同时，歌坛出现空间——张国荣、许冠杰等几位歌坛红人相继宣布退出音乐圈，香港当红男歌手几乎只剩下一个谭咏麟。
这之后，刘德华再度被纳入到一次更为成功的艺人打包营销里。1992年，媒体把他和张学友、黎明和郭富城拉到一起，合称为“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很快红遍亚洲，而刘德华则是其中最早进入内地市场、并跟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艺人之一。他主演的电视剧、电影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内地播出，并且出现在了内地的正版音像架上：1988年，他的第三张专辑《回到你身边》最早被内地引进出版。 就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第一次在官方话语层面赋予了香港“榜样”的荣耀。随着四大天王走红、香港电影横扫亚洲，香港的娱乐文化输出到达顶峰，培养了内地第一批“追星族”。《失孤》的另一位男主角、生于1989年的井柏然这样评价刘德华，“刘先生对我来讲就像一幅画。可能有点不礼貌，真的是从小就贴在墙上。”刘德华则笑称，“一开始唱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的，慢慢到了95年，我以为我是神。”
香港专栏作家梁启智形容，“那时候的香港人信心空前高涨，觉得无所不能，相信港式文化和生活能影响并同化整个中国内地。”刘德华也有同感。1991年，为了“拍自己想拍的电影”，他成立天幕电影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他没有太多商业方面的经验，但一开始，这间公司看起来欣欣向荣。公司首部作品《91神雕侠侣》汇集了当年最红的明星梅艳芳、刘嘉玲、郭富城出演，票房大获全胜。
“1997年之前，我也有搞移民，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1996年，年轻导演陈果带着一个叫作《香港制造》剧本找到天幕公司。他想做一个独立制作电影，为了节省成本，他找了好几家电影公司要废弃期胶卷，都没有要到。
刘德华看到剧本，当即就觉得电影“很香港”。“《香港制造》会是一部能在香港电影史上留下来的重要电影，我到今天我还是会觉得，香港电影不能死啊。我就是穷一辈子，还是会支持的。”
他很清楚：“重要”不一定意味着好卖，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他把剩余胶片支持陈果拍摄《香港制造》，并亲自担任电影监制、制作人。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香港问题青年的故事，侧写了香港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阴暗面。陈果拿着50万拍摄经费和8万尺胶片，用街边找来的群众演员拍完了影片，意外地成为当年香港电影界的黑马，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以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华仔本人还没有拿过影帝，但自己监制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倒拿了最佳新人奖。
而此时的香港电影市场早已没有1980年代的观影氛围。自1993年香港本土电影产量达到顶峰（234部）后，电影市场、产量和影院数量都开始显著下降。最后，《香港制造》的票房只在200万上下。
这几年，刘德华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像过去几年那样万事顺遂。天幕电影公司成立后，他用一个演员的朴素眼光去选择电影投拍，但除了《91神雕侠侣》，大部分都在赔本。有人形容他，“替别人拍片是赚钱机器，自己做老板是散财童子”。
到了1995年，他已经亏了四千万。银行逼他先还两千万，还好向华强太太陈岚借了他1500万。“从95年开始到2000年中间，我所有拍的戏都是用来还债的。”他说。他拼命接戏，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用片酬、唱片和演唱会收入赚钱补贴公司。
在香港，娱乐行业渐渐出现了下滑势头，很多电影人才选择前往好莱坞发展，唱片销量也慢慢降低。另一方面，回归之前，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政治身份带来不安，很多港人心神不宁，甚至出现了移民热潮。
刘德华也受到影响。“在那个环境下你一定会有焦虑感。”。在《香港制造》之后，他投拍了陈果“97三部曲”的第二部《去年烟花特别多》，影片讲述了几个华籍英兵因香港回归而退役后的故事，充满对命运和前途的无力把握感。刘德华亲自演唱了影片同名主题曲，里面有两句歌词：
前路茫茫的现在，到底谁是我
雨打风吹的年代，不是我的错
但刘德华没有继承太多香港人在多种文化之间的摇摆不定。他一直有中国和东方情结，喜欢毛笔字，礼佛吃素。家里每年拜年，他还要向长者作揖。他至今已做过几百场演唱会，几乎每一场都会准备一身中式服装，而《中国人》基本上是必备曲目。
1991年，刘德华曾跟美国ICM公司签过经纪合约，成为其旗下艺人。2007年，他在《杨澜访谈录》谈起自己最绝望的时候，“我记得我差不多是最红的时候，去美国拍戏，还是需要排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结果还是输，还得打道回府。”他也曾提到，在美国也有导演捧他，但他们的眼光看起来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而在香港，他找到做艺人的尊严。
“我找不到他们（美国ICM）拥有我的那个兴奋，他们不会觉得有刘德华骄傲，但是我在香港能感觉得到，”他说，“1997年之前，我也有搞移民，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只是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没问题。”
2000年，他把天幕公司所有欠债都还清，打算“从头再来”，但不久后他就跟合伙人麦绍棠矛盾激化。官司打了很久，最后以刘德华退出天幕而告终。
期间他接受查小欣访问，“（官司）的确对影迷和我是有打击，总之短期内，我也不会做老板开戏了，也不会在电影中参与意见……专心做演员。”可很快，他又成立“映艺”公司，再次决定“从头再来”。
35年来，他被普遍认作一个“最香港”的香港明星。有人认为，如果说王家卫、梁朝伟是白领聚集的中环，刘德华就是旺角，代表最市井、最有活力的中下层香港人；最要紧的是，他身上有香港人最看重的“香港精神”：努力、勤奋、永不服输。“大家都知道我碰到过很多曲折困难，但我有一个信心，每一次碰到，我都能尽力把它克服。”刘德华说。
在刘德华最困难的几年里，香港正好处于从金融危机到SARS的最低迷时期。2002年圣诞档，刘德华出现在影片《无间道》中，演出一个充满矛盾的反派人物。接下来的一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离世，经济继续低迷和SARS让许多电影院空空如也，电影制作停顿4个月，港产片只有54部，大部分电影的票房在200万左右。而《无间道》拿到5500万票房，成为救市之作。导演刘伟强说，拍摄期间刘德华每天都比主创早半个小时到，“不是化妆，而是抓我们谈剧本，他是很努力的演员。”
2002年，在描述197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香港变迁的影片《金鸡》里，刘德华客串出现，他饰演的是他自己——港星刘德华。对于香港人来讲，他已经算是香港历史中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十年后，刘德华演了一个农民。
“我小时候写我的志愿是农夫，真的。”刘德华说。他还聊起自己1980年代看到《红高粱》时，边看边想：如果我拍会怎么样？
现在，他在电影《失孤》里给出了回答：微微驼背，蹲着吃饭。衬衣里套T恤再套秋衣，整部戏只穿一双球鞋。导演彭三源说，刘德华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跟自己的手过不去，他随身带锉刀和药水，随时虐自己——它们可以制造出脏指甲和粗糙起皮的手背。
彭三源一开始就对刘德华提出要求：一个15年风餐露宿在路上找儿子的农民会很黑，但最好不要用灯烤，因为“太豪华”。刘德华当时没吭声，但他后来真的只穿一件背心，站在沙滩上晒了一周。建组后，他已经“黑透了”。
他甚至琢磨出一个办法来突出自己脸上的皱纹：找到顶光，腿曲一点点蹲下，让光永远从高处射下来。
有一场戏，彭三源把刘德华扔进江西火车站附近的人堆，偷拍他贴寻人启事。刘德华正贴得认真，导演却从监视器里发现，有个路过的时尚美女嫌他脏，白了他一眼。
听说自己被人嫌弃，刘德华很得意。
彭三源称赞他，“不光是造型，个人气质也向内地农民无限靠近。”
影片上映后，人们再一次感概刘德华的勤奋拼命；而实际上，在十几年前，这样的转变也许无法完成。社会写实题材影片数量、电影市场发展、观众接受程度、投资意愿、投资能力和明星自身的成长全部加在一起，才让刘德华这个香港巨星成功变成了一个农民。
刘德华现在已经53岁， 2015年是他出道的第35个年头，而这段时间恰好是香港与内地变化最大的三十年，他周遭的社会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难得的是，他一直在紧跟时代步伐，成为港人心中“香港精神”的代言者，也成为内地几代人最熟悉的港星代表。
“时势造英雄，”他说，“英雄造时势说的就真的是大人物了。”他至今也很惊奇自己的“命好”：香港电视最蓬勃的时候，他在；电影最蓬勃的时候，他在；流行音乐的顶峰时期，他也在。
现在，他将工作重心放在内地，努力让自己越来越融入其中。“其实有语言上的障碍。以前可能大家会想，他演内地人行吗？后来他们开始慢慢接受。就好像现在大家起码不会抗拒我演一个农民了。”
“你哪里来的台湾市场？”
第一次见到内地农民时，刘德华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叫作“农民”。
1995年，他跟杜琪峰去长春拍《天若有情3》，有一场戏在玉米田里面拍，工作人员在田地里面藏拍戏时用的炸药，之后让飞机掉下去爆炸。
这时，刘德华发现有一个人站在一旁。他抱着自己的小孩，一直对他们说：“快点走，快点走，不要把炸药堆在那。”
“我们给那个地方付了钱，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户都能分一点。”刘德华回忆。那个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好像他的生命、他的下一代都是和农田紧密联系的。
“他宁可这个没了、那个没了、我也没了都没关系，只要跟农田在一起生，一起死。”刘德华说。
后来他知道，那是一个内地农民。
拍《失孤》时，他在自己的贴身斜挎包上找回了这种感觉：作为农民雷泽宽，他一直把包背在胸前，走路时用手小心护着，再在上面围一件外套。
刘德华一直不觉得自己跟农民有很大距离。他出生在香港新界大埔泰亨村，6岁时搬到城市贫民区，小时候要帮工。19岁之前，香港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1982年，他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机遇。这一年，他跑到香港坚城片场，出现在周润发面前。他来搞清一个问题：我究竟能不能参演一部会得罪台湾市场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其中一个男主角原本是给周润发预留的，但被他拒绝。此时影片已经在海南开机，在摄影师钟志文和歌手林子祥的推荐下，制片人夏梦找到了刘德华。
那时候，刘德华还是歌手林子祥记忆里的“胖小子”，他的前经纪人张国忠印象中“有礼貌的后生仔”。作为无线电视台艺员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本土男演员，他自然要遵循香港男明星的制造机制：训练班的严格考试与淘汰——毕业后拿到合约——跑龙套——争取出头之日。
从林子祥《夜来香》音乐录影带里的“嫖客甲”到周润发《鳄鱼潭》里的杀手，他已跑了一段时间龙套。听说有戏可拍，他很高兴。
但他很快就听说了周润发推掉《投奔怒海》的原因：彼时，香港电影十分依赖海外、尤其是台湾市场，而台湾禁止有大陆工作人员参与制作和在大陆拍摄的任何电影在台上映。周润发害怕失去台湾市场。
他问周润发：“如果我去海南岛拍戏，那我的台湾市场岂不也有危险？”
“你哪里来的台湾市场？”周润发反问。
刘德华一想，也对，自己什么都没有，应该豁出去试试。
于是，他在无意间跟大陆、台湾这样的遥远名词扯上了若有似无的关系。《投奔怒海》是一部讲述越南平民百姓悲惨生活的影片，他要在其中饰演一个在越南新经济区接受劳改的角色。虽然许鞍华一直坚持这部影片与政治无关，但至今仍有很多影评人认为它含有某种政治隐喻，而拍摄背景则是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北京，而后英国向中国提出的分拆香港“主权”及“治权”方案又被北京否决，香港的前途问题浮出水面。
对于刘德华来讲，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在许鞍华的印象里，那时候“长得特别好看，头发很长”的华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孩子”。1982年10月，香港《号外》杂志引述许鞍华的话说，刘德华在剧组“一天到晚都在玩”，“不是把反应弹缠在身上乱跑，就是扮李小龙、谢贤和单慧珠，逗工作人员开心”。
在拎着给剧组的两块反光板抵达海南机场之前，他还没有坐过飞机；这甚至是他第一次离开香港，内地对他来讲就是“外地”，“很乡下，还坐过木船”。他不觉得苦，只觉得开眼界，“我从没想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 但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这是他第一次用国语拍电影，第一次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是在演主角。
为了更贴近角色，他专门去了趟日照更好的三亚，把皮肤晒黑，又把长头发剪短——他自己曾形容，那发型“像一个箭猪”。最后，影片中的刘德华虽然还稍显稚嫩，但完全摆脱了他从前给人的印象。
1980年代初，香港的电视观众正在开始重新走向电影院，电影票房逐渐走高。黄霑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这样描述这几年：“香港人终于不再以电视下饭……大家都跑到外边享受去了：青年人再进电影院享受新浪潮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奔怒海》这部严肃的社会写实影片竟然票房口碑双丰收，不仅被称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经典力作，更在香港本地收获1500万票房，创下文艺片票房纪录；刘德华因此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知名度迅速提高。
这之后为香港电影带来新景象的“新浪潮”电影在昙花一现后逐渐消失。即使凭借一部社会写实影片成名，在商业化大众娱乐化的香港，与无线电视台有约在身的刘德华还是顺着商业偶像的道路继续前进。他被无线力捧，接连成为《猎鹰》《神雕侠侣》等无线热播剧目的男主角。
1983年，无线高层将他与其他4个当红小生汤镇业、黄日华、苗侨伟、梁朝伟同台出现，并把他们称为“无线五虎将”打包推出。经过这个颇有观众缘的商业花招，两年前还“什么市场都没有”的刘德华首先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我以为我是神”
1993年8月，唱完两首歌的间隙，刘德华环顾上海体育馆里疯狂的内地歌迷。四周很暗，亮银色的演出服让他在台上闪闪发光。
“要疯狂，但是不要危险，”他招着手说，“不要把你们手上的电筒往我这边丢。”
嘈杂的观众席里一阵哄笑，紧接着又传来一声突兀的尖叫：“华仔！”
这是刘德华第一次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也是他第一次来内地开演唱会。演唱会前，公司对举办地没有做过市场调查，“谁愿意做就谁办”。
他完全想不到自己在内地这么受欢迎。“他们可能是看演唱会的机会也不多，很开心，也比较疯狂，有人会把水扔下来。”刘德华回忆。
1990年代初，刘德华电影和音乐双栖发展，可算红透亚洲。而一开始，他在唱歌方面并不顺利。
最早鼓励刘德华唱歌的歌手是林子祥。1982年在海南拍《投奔怒海》时，林听了刘德华唱歌，劝他试试入行。刘德华开玩笑地回答他：“如果我（唱歌）行，就赚一元给你四毛。”
三年后，香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娱乐消费增多，流行音乐工业空前兴旺。很多唱片公司来找刘德华，他也有心往歌坛发展。可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之后，反响平平。很多人都说刘德华不是唱歌的料，也不可能在唱歌方面有所发展。
刘德华采用一种笨办法来面对反对声音：勤能补拙。“他不是一个先天很适合做娱乐圈的人，但他是一个后天十分之好的艺人。”刘德华前经纪人张国忠在2010年出道30周年电视特辑里评价。在他心里，华仔是“屡败屡战的一个战士”。
刘德华的勤奋同样体现在电影方面。有一次他跟周润发聊天，周润发聊起自己为什么会拍那么多戏，“现在市场很乱，以我们现在的能力，也分不清哪部是烂片、哪部是好片，所以都接下来。不接的话，万一好片跑到别人手上呢。”
刘德华深以为然。与无线合约到期后，他开始拼命演电影。人们对他的固定印象是，他永远充满精力，上蹿下跳地出现在各式片场，演戏时不时拨一拨当时最流行的分头。关之琳曾说，刘德华“几乎就没有睡觉的时候”，因为她睡觉的时候，他醒着；她醒的时候，他还醒着。
“我（接戏）是不分类的，除了脱衣服我不敢拍，什么都拍，”他说，“在香港你可以同时拍三部戏，早上拍这个，明天就换另外一部，晚上还能回家。”1988到1992年期间，每年上映的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竟然都超过十部。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港人都只争朝夕，一门心思往前冲。“香港人是这样的，也不知道三年五年以后，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只要真的有机会，就会牢牢掌握，绝不会让它溜走。” 刘德华说。
他把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比作一群渔民或农民：每一次出海、耕种，他们都希望能拿到最多，这样回来可以让他们过得久一些。“可现在的农民会想，今年的玉米太多了，得烧掉一点，不然就便宜了，”他补充说，“现在的香港民众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看量多，我宁可做好。每个年代民众的思维和工作状态都逃不出既定生活环境对他的掌控。”
拼命工作了几年，成绩慢慢出现。1991年，平均每个月都有一部刘德华参演影片上映，票房总收入达两亿港元，在香港演员中居第一位。在香港人看来，华仔饰演的那些黑帮小混混都有一种街坊味，看起来贴心贴肺的亲切；而从《旺角卡门》到《天若有情》，华仔以重情重义的悲情英雄形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回归前香港“只争朝夕”的心理氛围。
而他在音乐方面也迎来大转折。1990年的专辑《可不可以》推出后，销量达到三白金，有人发现他“会唱歌了”。之后的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爱不完》与《一起走过的日子》也大获成功，后两个更是进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20张最畅销的专辑榜单。
时代给了刘德华机遇。那几年，从日本引入的卡拉OK大受欢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本地流行音乐会也大幅度增加（1983年只有18场，6年后达到129场），而与此同时，歌坛出现空间——张国荣、许冠杰等几位歌坛红人相继宣布退出音乐圈，香港当红男歌手几乎只剩下一个谭咏麟。
这之后，刘德华再度被纳入到一次更为成功的艺人打包营销里。1992年，媒体把他和张学友、黎明和郭富城拉到一起，合称为“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很快红遍亚洲，而刘德华则是其中最早进入内地市场、并跟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艺人之一。他主演的电视剧、电影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内地播出，并且出现在了内地的正版音像架上：1988年，他的第三张专辑《回到你身边》最早被内地引进出版。 就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第一次在官方话语层面赋予了香港“榜样”的荣耀。随着四大天王走红、香港电影横扫亚洲，香港的娱乐文化输出到达顶峰，培养了内地第一批“追星族”。《失孤》的另一位男主角、生于1989年的井柏然这样评价刘德华，“刘先生对我来讲就像一幅画。可能有点不礼貌，真的是从小就贴在墙上。”刘德华则笑称，“一开始唱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的，慢慢到了95年，我以为我是神。”
香港专栏作家梁启智形容，“那时候的香港人信心空前高涨，觉得无所不能，相信港式文化和生活能影响并同化整个中国内地。”刘德华也有同感。1991年，为了“拍自己想拍的电影”，他成立天幕电影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他没有太多商业方面的经验，但一开始，这间公司看起来欣欣向荣。公司首部作品《91神雕侠侣》汇集了当年最红的明星梅艳芳、刘嘉玲、郭富城出演，票房大获全胜。
“1997年之前，我也有搞移民，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1996年，年轻导演陈果带着一个叫作《香港制造》剧本找到天幕公司。他想做一个独立制作电影，为了节省成本，他找了好几家电影公司要废弃期胶卷，都没有要到。
刘德华看到剧本，当即就觉得电影“很香港”。“《香港制造》会是一部能在香港电影史上留下来的重要电影，我到今天我还是会觉得，香港电影不能死啊。我就是穷一辈子，还是会支持的。”
他很清楚：“重要”不一定意味着好卖，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他把剩余胶片支持陈果拍摄《香港制造》，并亲自担任电影监制、制作人。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香港问题青年的故事，侧写了香港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阴暗面。陈果拿着50万拍摄经费和8万尺胶片，用街边找来的群众演员拍完了影片，意外地成为当年香港电影界的黑马，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以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多项大奖。华仔本人还没有拿过影帝，但自己监制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倒拿了最佳新人奖。
而此时的香港电影市场早已没有1980年代的观影氛围。自1993年香港本土电影产量达到顶峰（234部）后，电影市场、产量和影院数量都开始显著下降。最后，《香港制造》的票房只在200万上下。
这几年，刘德华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像过去几年那样万事顺遂。天幕电影公司成立后，他用一个演员的朴素眼光去选择电影投拍，但除了《91神雕侠侣》，大部分都在赔本。有人形容他，“替别人拍片是赚钱机器，自己做老板是散财童子”。
到了1995年，他已经亏了四千万。银行逼他先还两千万，还好向华强太太陈岚借了他1500万。“从95年开始到2000年中间，我所有拍的戏都是用来还债的。”他说。他拼命接戏，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用片酬、唱片和演唱会收入赚钱补贴公司。
在香港，娱乐行业渐渐出现了下滑势头，很多电影人才选择前往好莱坞发展，唱片销量也慢慢降低。另一方面，回归之前，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政治身份带来不安，很多港人心神不宁，甚至出现了移民热潮。
刘德华也受到影响。“在那个环境下你一定会有焦虑感。”。在《香港制造》之后，他投拍了陈果“97三部曲”的第二部《去年烟花特别多》，影片讲述了几个华籍英兵因香港回归而退役后的故事，充满对命运和前途的无力把握感。刘德华亲自演唱了影片同名主题曲，里面有两句歌词：
前路茫茫的现在，到底谁是我
雨打风吹的年代，不是我的错
但刘德华没有继承太多香港人在多种文化之间的摇摆不定。他一直有中国和东方情结，喜欢毛笔字，礼佛吃素。家里每年拜年，他还要向长者作揖。他至今已做过几百场演唱会，几乎每一场都会准备一身中式服装，而《中国人》基本上是必备曲目。
1991年，刘德华曾跟美国ICM公司签过经纪合约，成为其旗下艺人。2007年，他在《杨澜访谈录》谈起自己最绝望的时候，“我记得我差不多是最红的时候，去美国拍戏，还是需要排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结果还是输，还得打道回府。”他也曾提到，在美国也有导演捧他，但他们的眼光看起来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而在香港，他找到做艺人的尊严。
“我找不到他们（美国ICM）拥有我的那个兴奋，他们不会觉得有刘德华骄傲，但是我在香港能感觉得到，”他说，“1997年之前，我也有搞移民，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只是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没问题。”
2000年，他把天幕公司所有欠债都还清，打算“从头再来”，但不久后他就跟合伙人麦绍棠矛盾激化。官司打了很久，最后以刘德华退出天幕而告终。
期间他接受查小欣访问，“（官司）的确对影迷和我是有打击，总之短期内，我也不会做老板开戏了，也不会在电影中参与意见……专心做演员。”可很快，他又成立“映艺”公司，再次决定“从头再来”。
35年来，他被普遍认作一个“最香港”的香港明星。有人认为，如果说王家卫、梁朝伟是白领聚集的中环，刘德华就是旺角，代表最市井、最有活力的中下层香港人；最要紧的是，他身上有香港人最看重的“香港精神”：努力、勤奋、永不服输。“大家都知道我碰到过很多曲折困难，但我有一个信心，每一次碰到，我都能尽力把它克服。”刘德华说。
在刘德华最困难的几年里，香港正好处于从金融危机到SARS的最低迷时期。2002年圣诞档，刘德华出现在影片《无间道》中，演出一个充满矛盾的反派人物。接下来的一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离世，经济继续低迷和SARS让许多电影院空空如也，电影制作停顿4个月，港产片只有54部，大部分电影的票房在200万左右。而《无间道》拿到5500万票房，成为救市之作。导演刘伟强说，拍摄期间刘德华每天都比主创早半个小时到，“不是化妆，而是抓我们谈剧本，他是很努力的演员。”
2002年，在描述197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香港变迁的影片《金鸡》里，刘德华客串出现，他饰演的是他自己——港星刘德华。对于香港人来讲，他已经算是香港历史中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