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改变人大代表的构成以及产生的程序和方式，目前看还不现实。那么，如何退而求其次?
　　
　　十一届全国人大2987名代表中，只有少数人能成为会场上的“明星”。胡小燕等三位农民工代表，无疑是这次大会上广受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明星”。他们有此殊遇，关键是其“农民”的身份。
　　农民工的身份，承载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因此被过度地解读。而从法理上说，他们和其他代表一样，无非是按照法定程序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只是三位普通公民。但生活不是纯粹的法理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身上的浓重的象征意味，他们不再普通。
　　和政协会议相比，每次人大会上沉默者更多。政协委员多是社会各界贤达人士，本身就是名人，因此容易进入角色，镜头感很强，大部分委员面对媒体侃侃而谈。而人大代表中，有一部分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自然受到关注，其受关注的原因其实是其手中的行政权力而非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另一种代表则是因为其象征性，因此在剧场中的“戏份”较多。比如那位从第一届全国人大到十一届都当代表的申纪兰女士，因为她已成了中国人大制度的活化石，——只要她还活着，我估计这代表将继续当下去，祝她长寿；再比如这三位民工代表。而两类代表之间，那些来自基层机缘巧合而被选为代表的人士，往往成为沉默的一群人。
　　
　　如果不是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近几年特别受到关注，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或许难以当选，即使有人当选了，也会成为沉默人群中一员。然而，因为其身上的象征意味，他们想沉默而不可能。对他们在镜头前对政府表现出感恩之情，包括他们和新闻发青人口吻差不多的讲话，公众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让他们和政协委员张茵那样，一上会就有强烈的角色意识，为自己的群体提出有理有据而观点鲜明的议案或提案，实在勉为其难。张茵这类企业家无论当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们显得非常职业，因为在当选之前，他们就有强烈的参选意愿和明确的参选目的。而相比之下，来自基层的代表包括三位农民工几乎可算人大会场里的“实习生”，他们的起点和张茵完全不一样，他们多数如戏中围观小姐搭彩台公开招亲的男青年，没想到彩球竟抛到了自己的头上，拿到彩球的他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人大代表的职业感呢?于是，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媒体的轰炸下无法沉默时，便露出“菜鸟”本色。
　　但是，我期待五年中他们不会一直沉默下去，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一直是“菜鸟”。希望他们的人大代表意识会被激活，他们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也将变得越来越娴熟：
　　作为一个参加过四次全国“两会”报道的记者，笔者有幸见证了一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从沉默到活跃，从业余到职业的过程。九届全国人大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代表，因为被树为先进典型而当选。他在当选为人大代表前，和我已经很熟悉：1998年3月他来京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我去驻地看他。他对自己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感觉几乎可用“受宠若惊”甚至“惶惑”来形容，出席这样的大会，履行如此严肃的法律使命，他几乎没什么准备，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自己也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做，学着当代表，按表决器的时候谨慎些，别按错了。
　　大约过了大半年，一次出差我恰好路过他所在的县，顺便去拜访他。我发现他已非春天在北京见到的那个不知所措的“实习生”，他拿出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函给我看，多数是向他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反映问题的，而来找他的当地人士则更多了。老爷子说，人家信任我这个人大代表，我也不能给代表丢人，人家提出的问题能解答的尽量解答，能向上反映的尽量反映。自己不懂的，就学呗。老头买来许多法律书，戴着老花镜一页页地研读。
　　人大代表职业化的呼吁已存在多年，甚至有人提出引人人大代表竞选机制。有代表公民履行国家权力、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强烈意愿，并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履职能力的人当选为人大代表，一入会场就是职业选手，这当然是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基于我国的政治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人大代表的构成以及产生的程序和方式，目前看还不现实。那么。退而求其次，如何激活那些来自基层默不作声的人大代表，让他们有履职的压力和动力，不但是各级人大机关应该考虑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应该考虑的问题、那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不管他们是模范人物，还是象征性人物，个人素质是很不错的，绝对是基层的精英，他们完全可以被激活。
　　多给三位农民工这样的人大代表一点宽容，也给他们一些时间和压力，激活他们身上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意识和能力，等明年或者后年的春天，或许我们也会发现，人大会场上的一些业余选手变成职业选手了。